鲁迅送给台静农的书法横幅
烈士精神、乡土经验与台静农的革命路径
——兼及鲁迅对台静农的影响问题
刘 奎
内容提要 学界常分别从乡土和革命的角度研究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对二者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通过对台静农《地之子》《建塔者》等早期作品的整体阅读，可以发现，烈士精神贯穿于台静农的早期作品，带有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双重视野。烈士精神是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呼应，又生成于20年代中期再起的思想革命、弱小民族解放等多重思想脉络，具有思想史意义。台静农对烈士精神的书写，既受到都市革命的刺激，也源自个人的乡土经验，通过将思想革命纳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议题之中，综合回应乡土中国在思想伦理和社会结构上的双重变革。还从方法和结论上回应台静农受鲁迅影响的问题：鲁迅推动的社会批评和思想革命，是台静农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但不是其思想的终点；台静农观看乡土的内部视角，对革命文学和社会革命的即时响应，生成了其独特的思想和革命视野。
关键词 烈士精神；思想革命；社会革命；鲁迅；《莽原》
台静农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和书法家，在海峡两岸颇有影响。学界的相关研究侧重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乡土书写，二是他与鲁迅的关系，三是他晚年的学术和思想。鲁迅将台静农的小说《天二哥》《蚯蚓们》等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将他与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等在北京写故乡的作品命名为“乡土文学”［1］，因此，从乡土文学的角度研究《地之子》，进而讨论台静农如何受鲁迅国民性批判等思想的影响，是学界研究台静农时的常见思路。
台静农深受鲁迅影响。不过，如果鲁迅的影响既是研究台静农的起点又是结论的话，台静农独异的历史面目难免模糊。学界在强调台静农早期小说的乡土色彩时，往往忽略《建塔者》，也割裂了《建塔者》与《地之子》之间的有机关联。实际上，《地之子》收录的小说《我的邻居》《苦杯》《白蔷薇》超出乡土小说的领域，《建塔者》中的《人彘》《井》《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写的却是乡土问题。本论文将台静农早期的创作视作一个整体，综合《地之子》《建塔者》和未收入文集的其他作品，讨论他如何借助乡土经验和其他资源回应或参与当时的时代议题，又如何衍生出独特的革命意识，尤其是《地之子》《建塔者》中的烈士精神有何时代性、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思潮有何关联等问题。
一 牺牲与烈士精神
《地之子》是台静农出版的第一部也是他影响最大的小说集，学界多从乡土小说的角度予以评价，但该小说集的首篇作品《我的邻居》写的却是一个朝鲜人复仇的故事，跟当时的“乡土小说”颇有些差别。小说的主人公是朝鲜人，在“我”看来，他是历经磨难才逃离殖民统治，正在寻求向殖民者复仇的机会：“他如一只大鸟，暂时虽然脱了猎人的逼迫；使它在这无尽的天空中飞着飞着，也就足以使他愤恨和凄怆了；所以他闪闪的眼光，有如闪电一般四射，大概是要图来日的复仇罢，我想。”［2］阔别一年之后，“我”从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日本的新闻：“说有暴徒某，朝鲜人，谋炸皇宫，被警察擒住，已于某某日正法。”［3］综合警察前来调查等信息，“我”断定这就是那位邻居，“为了你沉郁的复仇，作了这伟大的牺牲”［4］。小说并未直接写对方的经历，也未确认牺牲者身份，是叙事者将对方拟想成为复仇而牺牲，这种主观推测和判断，愈加表明作者对牺牲精神的推崇。
《我的邻居》所宣扬的牺牲精神，在台静农早期的小说中很常见，内涵也并不一样。如收入《地之子》的《白蔷薇》，以及未收入小说集的《途中》《死者》侧重写生之艰难，死之无常，对社会有尖锐的批判，带有反抗宿命的色彩。《建塔者》中的小说，则将此前较为抽象的反抗意识，转化为目的和手段都比较明确的革命思想和行动，无谓的牺牲转变成为理想献身的烈士精神。
《建塔者》（未名社1930年版）封面
小说集《建塔者》收录的十篇小说，大都写革命者的遭遇和孕育革命的社会环境，但这些小说与彼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文学有所不同，作者侧重的并非斗争过程，而是革命者的精神世界，集中体现为牺牲意志和烈士精神，这往往通过特殊的空间形式体现出来。这些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多在监狱，这是较为极端的空间。借这个空间，小说从不同角度呈现革命者为理想而献身的信念。如《建塔者》中的革命者，因已有舍生取义的思想准备，所以刑罚和死亡反而成为锻炼革命者意志的熔炉。小说并不追求情节的复杂，重在表达烈士的精神和牺牲的仪式感，全篇几乎都是革命者以自白的口吻表达自己牺牲的决心：“你知道，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我们期望这塔坚固和永久，不用泥土和顽石，毫无疑惑地将我们的血凝结起来。”［5］《死室的彗星》中，革命者在狱中宁死不屈，通过日记表达决意牺牲的原因：“时代变化了，少男少女都陷在仇敌的网罗中。日日忍受着苦痛和鞭挞，直到最后的毁灭。但是新时代的光芒，不就是发动于这种情况之下么？”［6］个人的毁灭孕育着社会的新生，这是台静农笔下烈士精神的核心内涵。《铁窗外》是书信体，是“我”在狱中写给恋人的信，信中恋人絮语不多，主要是谈理想与革命。虽然革命者在个人爱情与献身革命之间显得矛盾，但他从所爱之人的眼中看到了牺牲的决心：“新时代的基础，是我们的血建筑的！”［7］写信因此成为革命者自我确认、表达牺牲决心的方式。
狱中革命者集中表现了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其他牺牲者多在行动中成为烈士。《春夜的幽灵》中，俞和一些青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杀害，“我”作为俞的朋友，认为他死得其所，他们献身给了人间，并将他们的血“奠了人类的塔的基础”［8］。这篇小说有现实的原型，是以台静农友人的革命经历为蓝本［9］，实际上就是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而作，因此，“我”对俞的评价可视为台静农对牺牲的态度。《历史的病轮》塑造了一个女烈士形象。主人公郁曼乔是“一个瘦切的青年的女子”，却能“煽动无数万人的热情，向生的道途挣扎”。在她就义之后，“我”才从他人那里知道她早有牺牲的决心：
这不幸的事未发生以前［按：“未”字应为多余］，乔妹是早已预言到了。她常常说，她的生命总有一天会毁灭于这一群鹰犬的手中。不过在他们横暴的惨杀之下，新的事业就建立于这里面了。［10］
什么地方都是死所，而且将来的死者多着呢，在新时代的前夜，时时刻刻有人在黑暗中牺牲的。我们现在希望的光明，正是恒河沙数的青年的血染就的。
“光明终于会来到的，已经有人作了晨曦的使者了。……”我心里这样地想。［11］
在郁曼乔等革命者看来，牺牲是迎接新社会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因此主动选择殉道。在叙事者看来，现在的牺牲只是前奏，将来还要付出更多的牺牲，新时代才会到来。
1936年在青岛时的台静农
通过牺牲反抗压迫，是台静农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为新诗《宝刀》，该诗号召青年与恶魔作战，解救被恶魔压迫的同胞［12］，充满了对流血与牺牲的歌颂。他的这种思想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还通过旧体诗再度吟咏烈士精神，如《沪事》：
一击真堪敌万夫，翻怜此局竟全输。他年倘续荆高传，不使渊明笑剑疏。［13］
台静农的老友舒芜曾解释此诗的创作背景：“此诗咏朝鲜爱国志士尹奉吉投炸弹袭击日本上海派遣司令官白川义则，时惟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九日（一·二八事变三个月后），白川参加上海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受袭重伤，延至五月廿六日毙命。”［14］与《我的邻居》类似，该诗写朝鲜人对殖民者的反抗，写殖民地子民的民族情怀与牺牲精神。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脉络中，弱小民族的反抗精神从来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与自身的民族意识有机关联的部分。
二 思想史视野中的烈士精神
台静农对烈士精神的书写，部分来自他的经历和见闻［15］。他曾因从事文化和社会活动被捕入狱，部分友人也因参与革命活动而牺牲，20年代中期兴起的革命思潮，尤其是在南方国民革命的影响下，北方的革命氛围渐浓，这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和素材。台静农对烈士精神的肯定与他思想的转向密切相关，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影响，接触革命文学理论如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等［16］，对革命文学有所了解，对革命之路也有所想象。此外，台静农早期对烈士精神的强调，还有具体的对话对象。
《建塔者》批评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你们关着门弄文学的人”。小说中的叙事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书斋中的人不能理解牺牲，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想象力，“你以为这是无用的牺牲么？不，你还是不能了解我们，这难怪你，你的环境给与你的太好了；你必得走到人间里看一看，你便可以发现你所亲爱的人们，是怎样地被强暴欺凌？是怎样地没有生活与凄苦？”［17］《春夜的幽灵》将革命者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与叙事者魏晋式麈尾清谈的生活进行对照，面对革命者的新路，“我”对自己的闲暇、疏慵“感觉着惭愧和渺小”［18］，带有自我批判的意味。《历史的病轮》的结构与此类似，革命者勇于走向社会和行动，叙事者却懦怯而颓丧，最终，革命者的烈士精神形成的精神召唤，让颓丧的青年作出决断，走向十字街头［19］。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形式，革命者与象牙塔内的青年形成双线对照：革命者富于牺牲精神，敢于行动，象牙塔内的青年则显得封闭、怯懦、自恋与行动力缺乏。通过这个对照性结构，作者对象牙塔内的青年做了严厉的批判。但他并不止于批判或自我批判，而是试图通过思想上的批判导向社会行动。为此，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写彷徨者的心态，以及他们看到牺牲之后，思想上所受到的触动。因此，小说在写烈士精神时，既在写革命理想与行动，也在批判当时青年的思想状况，如果联系20年代中期的思想运动，可以说，台静农笔下的烈士精神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烈士精神是清季以来影响甚大的思想潮流。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变法倡导者之一的谭嗣同主动选择了牺牲，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谭的牺牲尤为英勇。因为尽管他被捕前有机会脱险，但他却拒绝了。他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屈服于环境。”［20］谭嗣同的这种做法，被论者概括为烈士精神［21］。台静农小说中的烈士精神，与谭嗣同的烈士精神有相通之处，都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理想，通过自我牺牲，以唤醒、激励他人共同参与的精神。谭嗣同的烈士精神影响深远，如论者指出的：“他成为他那代知识分子中最富戏剧性的人物而被人们铭怀。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记忆里，他那英雄般地走向死亡使他身上产生了一种辉煌的光环。”［22］同样参加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借鉴“武士道”精神，将传统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行为，转化成为国为民的现代国民精神［23］；章太炎则将侠行纳入儒家传统，称侠者为“儒侠”［24］，将离经叛道的侠纳入正统。晚清革命党人组织过多个暗杀团，如黄兴、蔡元培、方君英、刘思复都曾组织或参与暗杀，引起较大反响的暗杀事件则有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等。跟武侠小说中侠客凭着高超武艺杀人于无形不同，现实中的刺杀者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刺杀者一般都有强烈的牺牲精神。民国时期，这种文化依然延续。台静农《我的邻居》虽写的是朝鲜人，与晚清以来的刺杀文化也一脉相承。此外，“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圈流行新村主义、实验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最为时兴，郭沫若《棠棣之花》对《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聂嫈兄妹故事的重构，就是借古人衣冠演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25］。台静农在北京求学期间，曾半工半读，选修世界语，作品中也曾提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可见他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26］，他小说中充斥的“暴徒”，以及他对烈士精神的肯定，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无论是清季以来的烈士文化，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徒”思想，都只是部分贴合台静农笔下烈士精神的内涵。他笔下还有为数甚多的革命者，其烈士精神既不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刺杀，也不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而是自觉的革命行动。这种有着明确目的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关乎革命性质的转变，也构成思想史视域下的社会批判，跟20年代中期思想革命之再起直接相关。
所谓思想革命之再起，是指20年代中期以鲁迅、徐炳昶等“五四”文化人及高长虹、韦素园等新一代青年掀起的思想革命运动。高长虹1926年对此有所介绍：“去年一年北京的出版界，因为特殊的时局的缘故，思想上引起一个小小的运动，这运动因为艺术的色彩比较多些，所以一般读者们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但这个运动，虽然没有那样普遍，但比新青年运动却深刻得多，它是会慢慢地踏实地表现在事实上呢。其中虽然也不是没有派别，但当时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说，可分为莽原，语丝，猛进三派，然而大致都是由思想的自觉而表现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体上又都是同样的目标。三派之中，又以莽原为最激进。在思想的色彩上说，则莽原是艺术的，语丝是自由批评的，猛进是政治哲学的。”［27］当时，鲁迅目睹新文苑之寂寞，思想界之消沉，社会之混乱，试图重提思想革命，尤其想培养新一代青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意识。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28］后来在《华盖集·题记》也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29］《莽原》周刊、半月刊以鲁迅为中心，汇集了两部分青年，一是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青年，一是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安徽籍青年，这些安徽籍青年后来组成未名社，在《莽原》半月刊停刊后，续出《未名》半月刊。这些后起的青年，成长期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试图进一步改变思想界消沉的状况，因此，当鲁迅重新提倡思想革命时，他们积极予以呼应。张目寒在《莽原》撰文批评故乡新青年的堕落时，认为重启思想革命才是出路：“所以说来说去，还只得依旧窃取旭生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30］旭生就是徐炳昶，主编《猛进》，与《莽原》互相声援。台静农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鲁迅的，介绍者是张目寒。台静农后来成为《莽原》的作者，尤其是在高长虹等狂飙社成员退出《莽原》之后［31］，台静农的小说是《莽原》后期和《未名》半月刊上为数不多的创作类稿件。
编辑《莽原》时的鲁迅，从早期的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因此，对文化人的超脱思想十分不满，提倡执著于现实的批评，正如《杂感》所表达的：“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32］但五四时期的同人大多转向，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刚闯入文坛的高长虹、台静农等人，对鲁迅颇为敬仰，也正在寻求更广的发言空间，因此，双方很快取得一致。这些年轻人借助《莽原》表达他们的见解，如向培良《槟榔集》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书写形式［33］，高长虹则既做文学批评，也写社会批评，他的杂文文笔辛辣，许广平认为他的《棉袍里的世界》有鲁迅风［34］。
不过，这批年轻人的思想与鲁迅的主张还是有些差异。鲁迅提倡的是韧性的批评，高长虹等显得更为激进，常宣扬牺牲、流血等。如高长虹的诗歌《永久》所写：
血！/无尽地流着。/躯体倒了，/而血矗立地流着。/……/在一切的后面，/耸立着崇高的，壮美的塔。［35］
该诗写“三·一八”惨案中青年的牺牲，批评执政府的暴行，认为青年的牺牲将通向“崇高的、壮美的塔”。他与台静农一样，用塔象征理想社会。以流血和牺牲建设理想社会，这种思想在当时的青年中很常见，《莽原》不久就发表另一位作者的《血的语言》。诗人将自己视为反叛者，对大众的静默提出尖锐批评：“待我们这般叛徒，给你们争夺，代替你们死，你们只坐着，待着，享受——奴隶我们，大众！”［36］这首诗也充满了流血牺牲，不过尚未认识到大众的力量，明显带着先锋色彩和精英意识。台静农也有一首写牺牲的诗，与高长虹等略有不同，他主要写自我的牺牲意志：
我是已经交给了毁灭——/诗心，工作，以及我的青春；/因为我是爱你，/不愿将负伤的，不幸的，/永生在你所欢欣的大地！［37］
相对这些“'死呀’'血呀’的诗”，鲁迅更看重台静农的小说。《莽原》先后发表了台静农的《死者》《天二哥》《蚯蚓们》等近十篇小说。这些小说除《死者》外，大都收录于《地之子》。不过，鲁迅看重这些小说的原因，与台静农并不完全一致。小说集的名称台静农本来拟为《蟪蛄》，取“蟪蛄不知春秋”之意，指他笔下的人物像蟪蛄一样，不知道社会与时代，有很强的思想批判色彩，但因鲁迅“以为不好”［38］，才改用《地之子》。这些小说中的《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给予高度评价：“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39］。鲁迅选的这四篇，是最具鲁迅风、国民性批判色彩最浓的几篇。《天二哥》中，天二哥认为“只能县大老爷和蒋大老爷可以打他”［40］，跟他同为无业游民的小柿子则不配，精神上的自欺与阿Q如出一辙。《红灯》中得银被杀害之后，他的母亲只能通过放河灯得到慰藉［41］，反抗者的遭遇与《药》中夏瑜类似。《新坟》中的四太太跟《故乡》中的祥林嫂一样，不断重复着她的不幸，引人同情，也让人厌弃［42］。《蚯蚓们》写遭遇荒年的时候，部分佃农联合起来向田主借贷，在被地主联合官府杀害之后，他们的行为还要遭受其他乡民的嘲笑［43］，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些小说，都延续了鲁迅《呐喊》时期批判国民性的倾向。但台静农同时期那些重在写革命者生死的小说，则被鲁迅选择性忽略了。
台静农1937年所书《鲁迅先生诗钞》
相对于国民性批判，台静农的小说更多地呼应了当时《莽原》上的思想革命和民族革命议题，如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和弱小民族解放等，部分元素也被他转化为塑造烈士形象的资源。
《莽原》第7、8期合刊是罗曼·罗兰专号。该专号介绍了罗曼·罗兰的作品风格和主要思想。张定璜《读〈超战篇〉同〈先驱〉》认为，伟大的思想家同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战士，是时代的先驱［44］。鲁迅翻译的中泽临川、生田长江合撰的《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深入介绍了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和真英雄主义。所谓的真勇主义，指能专注生命全体的力量，用全意识、全人格的力量生活，“要而言之，是使他最确实地抓住那生命，最根本底地践履这人生之路的力”［45］。真勇主义的理想形式是真英雄主义：“真的英雄主义，——这是罗兰的理想。惟有这英雄主义的具现的几多伟人，是伏藏在时代精神的深处，常使社会生动，向众人吹进真生活的意义去。这样的伟人是地的盐，是生命的泉。”“他的英雄主义的中心，要而言之，即在真爱上的战斗。”［46］罗曼·罗兰从贝多芬对命运的抗争发现了新英雄主义，并试图借此觉醒民众的新英雄意识。台静农对罗曼·罗兰并不陌生，他在编辑《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时就提及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法译本的评语［47］。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重点虽不在牺牲，但强调要在生活中时刻用心用力的思想，与台静农从精神层面强调烈士精神，立意是相近的。
《莽原》第7、8期合刊所刊登的罗曼·罗兰像
台静农书写烈士精神的另一思想来源是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清季革命思潮兴起，世界上其他弱小民族的反抗和独立运动受到中国革命党人和知识界的关注。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就多选择弱小民族文学。主编《莽原》时，鲁迅重提弱小民族问题。他在纪念拜伦的文章中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诸Petöfi 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ermann，Ibsen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48］鲁迅重提弱小民族文学，目的与介绍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类似，都旨在重张思想革命的大旗，鼓励青年以勇气和理性武装自己，进而改造社会。
台静农也关注弱小民族解放的问题，但与鲁迅侧重东欧民族不同，他关注的主要是近邻朝鲜。朝鲜被日本占领之后，朝鲜人民从未停止对侵略者的反抗，不少朝鲜人流亡中国，寻找机会重建祖国。朝鲜人反抗时常采用暴力刺杀的方式，影响最大的当属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台静农的《我的邻居》《沪事》写的都是此类行为。同时，弱小民族也包含中国，《历史的病轮》中的郁曼乔就认识到，“当时的问题，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呻吟于铁蹄下一种壮烈的反抗”［49］。值得一提的是，台静农在关注弱小民族的时候，也关注强国内部的弱小者，如小说《儿子》写一个中法混血儿的不幸遭遇，充满了民族主义意识，对弱小者的同情又超越了狭义的民族界线。
三 纳思想革命入社会革命
烈士精神的思想革命内涵，使台静农推崇的烈士精神与晚清以来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有所不同，也与同时期其他青年纯粹提倡流血牺牲有差别［50］。台静农的思想世界与乡土社会息息相关，他虽侨寓北京，却一再回望乡土，思考乡土的出路，这让烈士精神超出思想革命，带上社会革命的色彩，也让他在应和思想革命时，表现出与高长虹等狂飙社成员、李霁野等其他未名社成员乃至鲁迅都不尽相同的一面。
台静农的《地之子》大都写的是霓虹县的事。所谓的霓虹县，大致跟鲁迅笔下的鲁镇、师陀笔下的果园城类似，是一处具有地方色彩的虚构空间。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乡镇，而不是乡村，是一个沟通农村与县城的地方。通过这个特殊的空间，台静农既写老爷们如何勾结县里的权力机关——如《负伤者》中警察署长就威胁洪三：“张二爷三番五次拿片子来说，叫我将你送上县，说你是著名大盗，给你判个永远监禁。”［51］也写乡民的生活困境和生老病死，由此窥见乡土社会的阶层结构与时代变迁。如《新坟》中四太太不幸遭遇的原因，除了兵祸以外，还有“五爷”不顾念兄弟情义，骗取她的房契［52］，传统伦理的崩溃导致了悲剧。《烛焰》写包办婚姻，除写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也写乡土的内在困境［53］。《吴老爹》中对主人极为忠诚的吴老爹，因少主人的挥霍与破产，最终无家可归［54］。台静农笔下的人物，不少是旧时代士绅的后裔，他们的命运正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让人感受到一个世代正在瓦解，一个时代正在逝去。台静农的作品虽然写的都是琐碎小事，却试图全面呈现中国乡土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台静农的“乡土小说”，乡土指的不是乡村，而是近于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55］：乡土不是城乡结构的乡，而是指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台静农对乡土的书写，不完全是启蒙者的批判，也较为全面地呈现乡土的内景和历史流变。他不全是从外来者视角观看乡土，而是保留了乡土的内部视角，这让他在面对乡土社会的变迁时，情感十分复杂，对革命等新生事物和力量固然充满了期许，对逝去的一代，也不乏感伤和怅惘之情。
在现代的历史变迁中，乡土社会中有两类被动的牺牲者，一为被时代淘汰的旧派势力，一为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被时代淘汰是命运悲剧，被损害则是社会悲剧，台静农对前者的消逝虽不无同情，但他更关注的是后者的命运，他对乡村出路的思考，主要系于底层民众对出路的探求。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笔下的底层民众形象，不再是启蒙视野中等待改造的庸众，而是有着革命潜能的群众。这些底层民众在认识到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社会结构之后，逐步从被动的受欺压转向主动反抗。民众的转变在台静农笔下有一个从本能到自觉的逻辑过程：《负伤者》中洪三在酒后表达被欺压的不满［56］，尚为本能的反抗。《蚯蚓们》中的民众在荒年向地主施压［57］，只是自发的求存。《红灯》中的得银，居然去当了土匪［58］，是主动反叛自己的命运，但也还是一种自发的、出路并不明朗的反抗。直到《井》，主人公才走向自觉反抗的革命之路。《井》这篇小说写“父亲”在给田主吴三爷掘井时被压死了，主人公跟着母亲去找田主，本以为是去讨回公道，没想到是去谢恩，于是他毅然决定改行，但改行之后生活并未得到改善。后来他哥哥也被田主逼死，他终于“深深地觉悟了”，认识到“不幸的人们，所得到的竟是被饥饿，被践踏，被欺凌以死”，资产者“将社会显然地划作两层，无产者永远地蛰伏在下层的”，因此他选择做“一个英勇的战士”［59］。思想上的自觉，来自对自己及同类人命运的认识，来自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牺牲不再是本能的冲动，而是基于理性认识后的行动。这篇小说虽然有些理念化，但台静农据此对乡土社会结构进行整体透视，正视农民的革命主体性，这使他笔下乡民的反抗与牺牲超出自发性冲动，也突破无政府主义的范畴，进入到社会革命的自觉与组织化阶段。从揭示乡土社会的问题，到寻找到革命的出路，是台静农对乡土命运的持续思考，《地之子》与《建塔者》也由此呈现出连续性和整体性。
社会革命的视野，似乎让台静农笔下的乡土分裂为两种形态：一是霓虹县和平安详的生活，传统道德尚艰难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二是矛盾日渐激化的乡村。前一种主要是思想革命视域中的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看似安详，实则了无生气。后者则是社会革命视野中的乡村，阶级矛盾凸显，农民渐渐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那么，是否有两个乡土社会呢？正如论者指出的，台静农有关乡镇民众生存状态的价值判断存在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矛盾［60］，他笔下的乡土是否也是矛盾或者说分裂的形态呢？仅从台静农笔下的乡土形象来说，这种分裂确实存在。因为台静农写这些小说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处于转变阶段，观察乡土的眼光前后并不相同，如《井》中清晰的阶级革命视野，就跟台静农20年代后期进一步左转有关。随着北伐的推进，华北的革命氛围随之高涨，正如《井》所写的，是“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时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触机待发的时候”［61］。台静农的转变并非个例，《莽原》月刊最后几期以及《未名》都明显地从思想革命转向了社会革命：《莽原》发表了刘一梦的《谷价》《工人的儿子》，前者写地主如何欺压佃农［62］，后者写工人的悲惨遭遇和反抗［63］；《未名》除了发表台静农的革命小说外，还连载了饶超华的《第三线》，该小说写随着南方革命推进，北方军阀纷纷戒严、大肆追捕革命者的情形 ［64］。台静农的思想带着转折时代的烙印。但正如他从一开始就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观察乡土一样，与其说他笔下的乡土有两重形象，不如说乡土社会前后面临着不同问题，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变化是两重变化的重叠：一是传统社会秩序和伦理的崩溃，即便是《吴老爹》中那让人动容的忠诚也挽救不了乡绅的没落；二是社会革命的影响正逐渐深入中国农村，尤其是与国民革命一道推进的农民运动已在广东、湖南等地展开。在这个激烈变革的阶段，台静农笔下乡土的变化，正是对乡土双重变革的想象性再现。
乡土中国的双重变革并不是前后分开的，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乡村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在台静农的观察中，思想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并未因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而自然结束。他的小说《人彘》反映的就是社会矛盾与精神萎顿兼有的情况，该小说写佃农被地主勾结当地军阀杀害，面对佃农的不幸遭遇，听差、厨子及青年学生的态度却十分漠然。佃农的遭遇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听差和厨子等对受害者的消极评价则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因此，要推动社会变革，需要将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综合起来。台静农固然重视对社会矛盾的揭示，一再书写革命者的斗争和牺牲，但正如前文所示，他是先将牺牲引入思想革命的视野，激励后进者的思想觉醒，然后导向社会革命的行动。这种形式是台静农小说中的常见结构，《春夜的幽灵》《历史的病轮》等均是。小说一方面写革命者的烈士精神，一方面又通过叙事者对革命的意义予以分析和评价，将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作综合处理，兼及精神与物质、思想与社会等方面。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他的侧重点也有差异，前期是借助社会批评进行思想革命，后期则是纳思想革命入社会革命。这个综合性的革命视野是台静农革命思想的独特性所在。
整体阅读《地之子》和《建塔者》，还可以发现，台静农笔下的革命者，虽多为都市里的知识精英，他们与乡土的关联却极为具体，台静农有几篇小说专门处理这个议题。《为彼祈求》写知识分子在他乡遇到长工陈四哥，陈四哥命运坎坷，而“我”也四处流浪，二人的命运因此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该小说并未就此进一步展开，双方命运的关联最终停留在偶然性上。《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则不同，知识分子与乡间底层人物的关联，从命运的偶然相似转向基于社会结构的阶层认同。小说写“我”回到故乡，想起穷苦人老柯，他昔日还曾偷盗“我”家的东西，但此时我却对他产生了命运的关联感：“而今，多年在四方飘泊的我，人世的艰辛，不幸者的凄楚，我是深深地认识了。老柯便是我所忘不了的一人，——在这多难的人群中。每次深夜里，或旅途上，或漆黑的街巷中，看见，听见，被饥饿欺凌的苦号，我便想到那不幸的一对盲人。甚至于以为，这其间，也许有那一对的盲人，互相搀着，颠踬于崎岖的路上。饥饿鞭策着他们，生的希望引诱着他们，他们的劫难和不堪，直将他们送到那最后的末日。”［65］“我”之所以对老柯产生命运上的连带感，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式的怜悯，而是基于他们都是“不幸者”，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基于命运和阶层的认同。
台静农笔下的革命者，没有多少时髦的波西米亚色彩，而是常出入于工厂和底层社会，以斗争实践和牺牲的意志为革命理想奋斗着。对这类革命者的形象和行动，《历史的病轮》有形象的描述：“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蓬乱的头发，红黑的面颊，短衣破帽，夹在大的不幸的人群中。他的足迹，时时出没在工厂中，阴湿的贫民窟里。”［66］对革命者来说，牺牲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人群密切相连：“他没有个人的享乐和愿望，他的心血和筋力，早已奉献与劫难的人群了。”［67］革命者的行动能力和牺牲精神，激励部分青年告别怯懦与颓丧，走上革命的道路。通过对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综合，思想革命也成为唤醒民众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方式。
余 论
台静农对革命文学和社会革命的即时参与，对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综合，使他在应对革命问题时与“导师”鲁迅有所不同。即便单从思想革命着眼，他与鲁迅也有差异。台静农的小说虽不乏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他对小人物除了批判，还有同情，甚至不乏认同。《天二哥》中的天二哥类似阿Q，但与阿Q只凭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不同，天二哥最终打败了小柿子，虽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到底勉力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尊严本身有些虚妄，却显示出底层人的精神韧性，更不必说他之所以被人称为“天二哥”，是因为他曾戏耍警察，还打了警察两个耳光［68］，这是阿Q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
晚年台静农
台静农观看乡土的内在视角，以及他对底层民众命运和情感的理解与共情，与“五四”鲁迅有所不同，反倒是与鲁迅早期在批判士大夫、肯定民间传统时的看法——“伪士当去，迷信可存”［69］有契合之处。小说《红灯》中得银的母亲失去爱子，在绝望之际，通过做灯与放灯的过程，得到精神的慰安。老人看到糊好的灯时，内心的痛楚得到释放和缓解：“黄昏时，她已将这灯糊好了。她看来这是美丽的，小小的红灯。她欢欣的痛楚的心好像惊异她竟完成了这种至大的工作。”她放的灯似乎也真的让死者得到了救赎：
“哦！哦！看那灯！”乱杂的人声，顿时停止了，都转移到河灯上面去了。
“前面是一个小小的红灯引导呢。”
大灯沉重走得迟慢。这小红灯早顺着水势，漂到大众的前面了，它好像负了崇高的神秘的力量笼罩了大众，他们顿时都静默，庄严，对着这小红灯。待大灯来到的时候，小红灯已孤独地渐渐地远了。
这时候，得银的娘在她昏花的眼中，看见了得银是得了超渡，穿了大褂，很美丽的，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70］
放河灯这种民间习俗，让年老的寡母获得了慰安，这与祥林嫂试图通过捐门槛获得救赎类似，结果却与祥林嫂终于幻灭不同。同样，《拜堂》写汪二与他寡嫂的婚礼，即便没有宾客，二人也并不苟且，简陋的婚礼显得庄严而神圣：“烛光映着陈旧褪色的天地牌，两人恭敬地站在席上，顿时显出庄严和寂静。”［71］台静农在写霓虹县民众时，虽多批判民众的冷漠、软弱与不争，但在面对底层民众时，往往会收敛启蒙者的批判视野，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他们的生之艰难，发现他们的生之坚韧。台静农对民众的这种态度，虽与鲁迅早期的思想相通，却不一定源自鲁迅的直接影响［72］，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他与乡土的亲缘关系，以及他观看乡土时的内在视角。实际上不独台静农如此，其他受鲁迅影响的青年如萧红、萧军、胡风、高长虹等也莫不如此，他们深受鲁迅的影响，但最终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提请我们注意的是，鲁迅思想对青年作家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也可能是他们要合作、对话甚至是叛离的对象。
“吾乡吾土”的内部视角，不仅让台静农在书写乡土时，能够贴近乡土历史和民众生活，也让他得以发现农民的革命潜能，烈士精神也从都会革命者扩展到更广阔的革命群众身上，有了更厚重的肉身。经由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整体视野，乡土中国生成了一幅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的革命图景：《井》中的农民从现实遭遇中觉醒了阶级意识，觉悟到自己的命运，走上自觉的革命之路：“他以肮脏的脚步，迈进新的时代；他以泥土的手，创造全人类的新的生活！”［73］这个农民的前景也是乡土中国的前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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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4集）：小说二集（影印本）》，赵家璧主编，鲁迅编选，第9—10页，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3］［4］台静农：《我的邻居》，《地之子》，第19页，第4页，第24页，未名社1928年版。
［5］台静农：《建塔者》，《未名》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6］台静农：《死室的彗星》，《建塔者》，第64页，未名社1930年版。
［7］台静农：《铁窗外》，《建塔者》，第107页。
［8］［18］静农：《春夜的幽灵》，《未名》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28年2月。
［9］韦素园在《忆亡友愈》文末写道：“读静农的《春夜的幽灵》，才知道愈已经惨死多日，病人本不能文，这不过是个偶感罢了。”素园：《忆亡友愈》，《未名》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28年10月。
［10］［11］［19］［49］［66］［67］ 台静农：《历史的病轮》，《建塔者》，第79页，第79—80页，第86页，第81页，第67页，第67页。
［12］静农：《宝刀——为长冈艮一先生作》，《民国日报》1922年1月23日，第3—4版。
［13］台静农：《沪事》，《白沙草 龙坡草》，第4页，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
［14］《〈沪事〉注释》，见《白沙草 龙坡草》，第4页。按，一说此诗写于抗战时期，唐绍仪居上海法租界，日人有意拉拢，未果，唐旋于1938年9月30日在家中遭人暗杀。从诗歌对刺杀的肯定来看，舒芜的解释更可信。
［15］柳冬妩：《革命发生时的革命文学——台静农〈建塔者及其它〉与1927年的北京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16］按，由台静农的友人韦素园、李霁野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曾在《莽原》半月刊连载，后由未名社出版，台静农因此入狱，被羁押五十天，出狱后写《铁窗外》《遗简》。
［17］台静农：《建塔者》，《未名》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按，该小说收入小说集后，“是怎样地没有生活与凄苦”改为“是怎样惨痛与凄苦”。见台静农《建塔者》，第3页。
［20］［22］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第91页，第9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崔海志、葛夫平译，第214—309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3］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第103—106页，广智书局1903年版。
［24］章太炎：《儒侠》，见《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朱维铮点校，第10—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5］郭沫若：《棠棣之花》，《女神》，第33—41页，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
［26］邓谦林：《论台静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与鲁迅之关系》，《东岳论丛》2017年第6期。
［27］高长虹：《走到出版界》，第11—12页，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
［28］鲁迅：《两地书 一七》，《鲁迅全集》第11卷，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30］目寒：《绅士与狐》，《莽原》周刊第2期，1925年5月。
［31］按，关于鲁迅与高长虹之争的思想史背景，可参考姜涛《公寓里的塔》，第236—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邱焕星《两种思想革命：鲁迅与高长虹之争》，《励耘学刊》2019年第1期。
［32］鲁迅：《杂感》，《莽原》周刊第3期，1925年5月。
［33］培良：《槟榔集》，《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
［34］许广平：《两地书 一六》，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9页。
［35］长虹：《永久》，《莽原》周刊第4期，1925年5月。
［36］HF：《血的言语》，《莽原》周刊第7期，1925年6月。
［37］静农：《因为我是爱你》，《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27年1月。
［38］鲁迅：《280224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3页。
［40］［68］静农：《天二哥》，《莽原》半月刊第18期，1926年9月。
［41］［58］［70］台静农：《红灯》，《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月。
［42］［52］台静农：《新坟》，《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3期，1927年2月。
［43］［57］台静农：《蚯蚓们》，《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0期，1927年10月。
［44］张定璜：《读〈超战篇〉同〈先驱〉》，《莽原》半月刊第7、8期合刊，1926年4月。
［45］［46］中泽临川、生田长江合撰：《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鲁迅译，《莽原》半月刊第7、8期合刊，1926年4月。
［47］台静农：《序言》，见《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第1页，未名社1926年版。
［48］鲁迅：《杂忆》，《莽原》周刊第9期，1925年6月。
［50］按，鲁迅当时并不主张青年的牺牲，对《莽原》稿件多“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有所不满，见鲁迅《两地书 三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102页。
［51］［56］台静农：《负伤者》，《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27年12月。
［53］台静农：《烛焰》，《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27年3月。
［54］台静农：《吴老爹》，《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4期，1927年7月。
［55］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59］［61］［73］台静农：《井》，《建塔者》，第178—179页，第179页，第179页。
［60］董炳月：《台静农乡土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2期。
［62］刘一梦：《谷价》，《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7期，1927年9月。
［63］刘一梦：《工人的儿子》，《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1、22期合刊，1927年11月。
［64］饶超华：《第三线》，《未名》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28年2月；饶超华：《第三线》，《未名》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28年2月。
［65］台静农：《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建塔者》，第153页。
［69］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0页。
［71］台静农：《拜堂》，《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27年6月。
［72］按，鲁迅的《破恶声论》作于1908年，发表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第8期，但鲁迅的《坟》在结集早期文稿时并未收入，台静农当时不一定能读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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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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