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我为自己的回忆录《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所写的后记。此书新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字版，将于2023年6月以后在中国内陆出版简体字版。
这是我第二次动笔写回忆录。上一次，是在5年之前，我写得非常简短，只7万多字，等于给自己的出版生涯列出了一个提纲。其内容大约相当于一篇长长的随笔，所以我最初是准备将它编入我的一个随笔集出版的。没想到蒙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的胡洪侠兄及汪小玲女士不弃，竟然把它当做一本小书单独出版，书名叫《做书的日子：1982-2014》。今天看来，那本书的确是过于简略，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记录下来。
当时我之所以动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还是因为受了老作家邵燕祥先生的启发。我2014年退休以后，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随笔，讲述三十多年“做书”背后的故事。文章完成后，我常常会寄给我特别尊敬的燕祥先生恭请指教。一次我到燕祥先生府上拜访，他对我说，“读你的文章，知道你经历的事情不少。你应该系统地记录下来。”我笑说，“写回忆录吗？我还没到年龄呀。”但燕祥先生却说，“你可要抓紧呀。如果等你'到了年龄’，很多事就记不清楚啦。这事我是有教训的。”他的话促使我写了那本7万字的小书。现在回想起来，我需要感谢燕祥先生。因为如果没有那7万字作为基本线索，这本厚度增加几倍的新版回忆录不可能顺利完成。
当这本书完稿时，有人问我，你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是总结自己，还是启发同行？我回答说，可能两者都有吧。
从总结自己的角度说，我感到退休以后，自己的心态倾向于怀旧，主观上也有写回忆录的动力。记得有一次，我为了重新编辑一本冯骥才先生十几年前曾经出版的旧作，向大冯索取样书，他在电话中嗔怪我说，“这书是你自己编的，怎么会连样书都不留？”他说，“我告诉你，你做了一辈子编辑，等到退休之后，最大的满足就是欣赏自己编的书！你编过的书可要好好地收藏起来呀！”这些话，我当时听了，并没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今天，自己的确是像大冯说的，经常在“翻书忆往”，对着家中的几组大书柜发呆。我知道，这些书，记录了我最重要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不仅渗透着我的酸甜苦辣种种体验，同时也凝聚着我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它们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属于曾经受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的那一代人，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虚度”的名言记忆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而今，在我编辑生涯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确需要给自己走过的道路理一条线索，做一次盘点，进行一次至少是阶段性的总结，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次考试。当然，面对我曾经手（即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过程）的三千本图书，因其总体上已被社会、文化界和广大读者证明是有价值的好书，对于繁荣文化、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一点作用，我的自我考试是及格的。我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我一生没当什么官，没发什么财，没成什么名，我也仍然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值。特别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结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人们说，所谓幸福，就是快乐地生活。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一生一事》目录
若说是启发同行，我倒是不敢夸口说自己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在中国当代出版界，我属于“生正逢时”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别幸运的少数人。我曾多次说过，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台的。而我先后在4家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享受到这些出版平台带给我的特殊资源和特殊便利条件，时代和环境的双重因素，使我有机会做成了一些别人或许难以做成的事情。所以我并不认为，那些所谓的“成功”就能给同行多少启发。但是我的“不成功”，我的失误也不算少，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因为我个人的种种原因，而留下遗憾和懊悔。有朋友读了我的书稿，说我这本书记录自己内心的遗憾，可能比起表达欣慰和满足还多些。我想，或许正是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同行们引以为戒。
今年是我从事编辑工作40年，这本书是我40年工作经历的记录。它的视角当然是个人视角，我知道这自有其局限性。世人皆知，编辑总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好书通常不是一个编辑单打独斗的成果。一个好汉也需要三个人帮。我曾见到有老编辑写回忆文章提及自己编了某某有影响的作品，因为没有或较少提及他人在其中的贡献而招致同事的非议，以至于引起朋友反目。我极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一直对于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的同事怀有感激之情。所以我在写作时尽量注意，在一些有必要提及同事的成绩时，加入他们的名字。但是，由于这毕竟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受到叙述角度和文体的限制，我言及同事对于某书某事的贡献，仍不可能详尽叙说，有时只是寥寥数语，甚至一笔带过。我希望这些同事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对我的回忆做出补充，这样便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场景进行立体还原。
《一生一事》书脊
这本书，写的其实还都是做书背后的故事，但我试图用故事说明自己的一些出版理念。这些理念是多位前辈出版人以言传身教留给我的，对我一生影响至深。例如什么是三联传统的精髓，我是从老一代出版家蓝真先生身上读懂的，而且终身受益。我在书中写下了自己对于一些出版理念的固执和坚持，这或许并不能被所有同事和同行认同。我承认这应该也属于见仁见智的范畴。但是，因为我的作品以记录事实为目的，对于已经发生的一些争议和分歧，我也并不回避，而将它们留给后人评说。不过，所有这些都对事不对人，那些不得不讲的故事，我尽力将文字收敛，以讲事实为主，少做评论，以尽可能保持客观。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用了不少篇幅，来叙述我们是怎样在“历史的夹缝”中做出版的。出精品，出好书是我的一贯追求，这是我们以自己的出版物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为此一定要设法呈现作者富有学术文化价值的精神成果，但在当前环境下，同时又要避免违反出版政策和原则。我一直在实践着老作家王鼎钧先生赠给我的两句话：“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文化理想不可放弃，个人努力不可或缺。
《一生一事》书影
当年的7万字书稿完成后，需要一个序言。我想到了刘再复兄。再复兄与我交往30多年，我们相知很深。但是他很忙，要读的要写的著作太多。我有些不忍打扰，犹豫再三后，才把稿子发过去。附言请他写序，嘱他“书稿不必细读，序言不必写长，美言不必多说”。然而他几天后便回复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说了不少令我愧不敢当的好话，使我感动不已。然而我更想说的是，读者应能从这篇序言里见出再复兄的为人和品格。在我结识的作家学者中，再复兄是一位永远怀抱博大的仁爱之心的长者。他热情、淳朴、善良，总是待人以诚，真情交友，内心常存感恩之念。所以他对我的那些美言，也可以看成是他对所有忠于职守的编辑们的赞赏和鼓励。他喜欢和编辑交朋友，对于每一位曾经给予他一点微小支持的编辑，他都会心存感激。这些，读者从他迄今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著作120多种，他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每本书责任编辑的姓名，就可以了解。我想起1985年我刚刚认识再复兄时，曾患一场大病，持续高烧一个月不退，在家休息，无法上班。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再复兄电话，他慰问我之后，告诉我他弟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需要内陆买不到的外国药品，可以让他弟弟买了寄给我。我当时就流下热泪，说感谢的话都泣不成声。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再复兄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者，有他为我作序，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因为5年前这篇序言的内容，主要是谈他和我之间的交往，对于增补重写后成书的《一生一事》仍然适用，所以本书仍然以此为序。
王鼎钧、刘梦溪和郑勇先生的推荐语
特别需要感谢97岁高龄的老作家王鼎钧先生和人称“梦公”的文史学者刘梦溪先生，以及我的老同事郑勇先生，他们都提前拨冗阅读了我的回忆，并从不同角度对本书给予热情推荐。感谢香港三联书店叶佩珠总经理和周建华总编辑对我作品的认可。两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出版过《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这次他们又欣然接纳此书，令我极受鼓舞。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轩诵先生，他细心检查了全部史料，帮我匡正和弥补了一些错漏。同时我也要感谢香港的持恒基金。这家基金是为纪念三联老前辈蓝真先生（和持恒学友）而创办的，我的两本书在香港出版，他们都在经济上给以支持。香港三联和持恒基金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时时感受到三联人的深情，让我倍觉温暖。
最后，我还想说，感谢我的家人对我选择编辑作为终身职业的理解和支持，也感谢读者多年来对我所编所写图书的厚爱。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2022年6月22日
作者简介
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至今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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