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黄大刚是黄苗子的小儿子，小时候跟父亲去黄永玉家做客，见大人们聚在一起，边看黄永玉画画，边讨论艺术问题。
那时候来黄永玉家的还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黄家用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黄家的几个孩子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有次，黄永玉给汪曾祺单位打电话，叫他来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被打成右派了，黄永玉不管，照样还是同一句话，请他来家里吃饭。
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了，再往后讲，黄永玉就会摆摆手：“不说了。”
因为啊，往事不堪回首。
1947年，27岁的汪曾祺在上海第一次见到23岁的黄永玉。此前，沈从文嘱咐汪曾祺，要他帮忙考察一下自己从未见过面的表侄黄永玉。
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师生关系密切。老师如此交待，汪曾祺当然不敢怠慢，很快便将考察结果向老师做了报告。汪曾祺在报告信中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真有眼光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没有对同辈人想有长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数十年后，黄永玉成为一代大师，汪曾祺是最早认出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1953年黄永玉携家眷迁入北京，和汪曾祺成为知交。汪曾祺爱吃，在黄永玉家孩子的记忆中，家里偶有珍贵的食物，总要等到汪伯伯来才能下锅。而黄永玉的画，也只有汪曾祺最懂。
黄永玉
那时候的汪曾祺和黄永玉，是高山流水中的一对知音。
黄永玉初到北京的这一年，特地拜访了齐白石，为90高龄的老人刻了一幅木刻像。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只有29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如何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帮助他解读齐白石。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
以前，黄永玉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杯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提意见，汪曾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朋友。黄永玉刻《海边的故事》时，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边翘脚的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
黄永玉不止一次地憧憬，领着汪曾祺去他的家乡看看，那里有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他魂牵梦绕的小桥和山山水水。本以为来日方长，总有机会，殊不知来到一个路口，突然就走散了，这一散，就再也没有聚首。
那是个混乱荒唐的十年，道德沦陷，礼崩乐坏，黑白颠倒。黄永玉因一幅猫头鹰，眼睛半睁半闭，成为“黑画事件”的主角，在批斗的一群黑画家中排名第一。那是黄永玉一生中最灰暗最绝望的日子，一生中从不妥协的他甚至想到过自杀。在倍受煎熬的光阴中，有朋友半夜里偷偷跑来看望他，巷口的花匠也冒险送来鲜花，可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就连黄永玉挨了打，汪曾祺也没来看过一眼。黄永玉始终没想明白，昔日里最好的好友，怎么在自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竟然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艰难过去之后，黄永玉从1980年开始写人物传记，周遭的朋友都写了，唯独不写汪曾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黄永玉只答“他在我心里分量太重，很难下笔”。是啊，回顾既往，这种变化，该如何落笔？
其实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也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妻子不同意。妻子胆怯，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黄永玉来往。过错当然可以往妻子身上推，但汪曾祺真要去看黄永玉，妻子拦得住吗？所以根子还是在汪曾祺自己。何况，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受了迫害的朋友，汪曾祺的第一反应也是害怕出事。
形势好转后，汪曾祺也曾试图弥补。80年代，他登门找过黄永玉，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汪曾祺后来用沉默回应了这段关系，毕竟，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退缩的是自己，主动断绝往来的也是自己，是自己的懦弱毁灭和终止了这份友谊，那就默默地承受吧。
两人虽说不来往了，但暗中还是在相互关注对方。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的。不管什么时期，遭遇什么运动，他都坚守自己的个性。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绝不让自己最根本的东西磨灭掉。
拿这样的目光审视汪曾祺晚年的作品，黄永玉就来气。他能背诵汪曾祺早年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晚年的文章，“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黄永玉越说越气，“他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我的文章，他也肯定没看！”
但汪曾祺是看过的。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记得，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已经跑到脑后，但两个老人始终未能走到一起。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过。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地买票进去，观赏老朋友的新作。看完后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送给他的木刻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汪朗讲述这些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水池里流淌的水声。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说，“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
等到汪曾祺纪念馆建成，书迷们提议请黄永玉为汪曾祺纪念馆题字，黄永玉答应了，把汪家后代叫到家里拿字。和50多年前一样，黄永玉提前三天准备的菜，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哪一个是小老虎？”汪朗笑着回答：“现在已经是老老虎啦！”
见到了黄永玉，汪朗觉得，父亲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卷烟，但他却有一个当成宝贝收起来的烟斗，现在终于知道，那是黄永玉送给他的礼物。他们去看了黄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们从《无愁河》里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报，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去。
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万荷堂搞聚会时，女儿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跟黄永玉商量：这个人动过手，那个人砸过家里的东西，可是名单没法这么算，最后黄永玉说：让他们来吧，他们过去是打过我，但是这些人不算坏。
来的朋友中，晚年的丁聪话越来越少，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一言不发。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话他：“你怎么不说话了？”丁聪眯着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慢悠悠地解释说：“这就是人生哪”。
这样的聚会，黄永玉和汪曾祺原本应该也有，结果却因为十年动乱，割席断交，一直没能恢复。
再后来，来万荷堂聚会的朋友越来越少，不是老了、病了，就是去世了。2009年，丁聪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华君武去世。黄苗子出院找黄永玉吃饭，两个人对着安静下来的万荷堂，突然发现，一帮老朋友，“现在就剩咱俩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万荷堂吃饭。2012年，黄苗子去世。
整个万荷堂就只剩下黄永玉一个老头了。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黄永玉90岁以后，搬到了新住处生活。
布置新家的时候，女儿决定安装能上下楼梯的轮椅，黄永玉的第一反应是用不着。受伤住院后，女儿请人夜间看护，老头生气了，抗议这个决定。他走路走不稳，旁人伸手扶他，他会瞪大眼睛，一边颤颤巍巍地走，一边大声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黄永玉在新年里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听到的都是赞美，但他自己清楚，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如果汪曾祺还活着，他一定会讲真话，说这儿不对，那儿要改。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对与不对，都只能自己判断了。
资料来源：
李斐然《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李辉《黄永玉与汪曾祺因文革而疏远》
《黄永玉和汪曾祺，没有人能笑着走出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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