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晚报》创立于1993年。我曾听总编A说，他自己曾就怎样办好晚报，到上海问计于赵超构。赵超构别名林放，我们温州文成人，曾长期主持《新民晚报》。赵超构只说了一句：“温州也办晚报啊？”我于1996年秋天，调往《温州晚报》。一天，A叫瞿炜和我到他办公室，说要创办文学创作版《池上楼》和读书版《白鹿书屋》，让我俩一定要把这两个副刊版面办成品牌。他说，没有“夜光杯”（《新民晚报》副刊）就没有《新民晚报》。
A出身军人，在温州市委办待过，在《温州日报》待的时间最长。他无私、吃苦，认准的事一定要走到底。工作着是美丽的，状态风风火火，他以自己最大的能力和精力来经营《温州晚报》。《温州晚报》像是他的私家产业，他“起早摸黑”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所以他对别人也要求极严。他自己的身子骨硬，可并不怜惜别人的身体。他骂起人来不分场合，不留情面，往往叫人非常难堪；但骂文人时，他显出底气不足。他骂瞿炜，瞿炜就笑起来，他也跟着笑起来。他骂我只有一次，那是一篇我和刘晓庆的对话，文中的一句话，他看清样时看到了，上纲到政治的高度。办报办刊非常难，他对政治又极度敏感。他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总编，但总体上给我留下难得的印象。瞿炜的散文、小说、诗歌都在全国性刊物发过。他是我的主任，也是我的哥们儿，比我小十岁，很多事情上不分彼此。
我一星期编辑两个版面，任务就算完成，“工分”足够了。所以让我编副刊，我一口答应下来。
我想请汪曾祺题签“池上楼”三字。他的字好，文学成就又高。林建法说“当代文学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汪曾祺坐”，其他作家好像没有不服气的。汪曾祺两次来过温州，和我相熟，但他是有脾气的人，不像林斤澜那样随和，所以我托林斤澜出面，为家乡的报纸请汪老写三个招牌字。汪老写了横竖两张，林斤澜去蒲黄榆汪老家中拿回，寄过来。我和瞿炜选上竖的。
2000年，由瞿炜、程绍国编选的《池上楼》一书，书名题签即采用汪曾祺先生墨迹
林斤澜和汪曾祺都给《池上楼》写稿子。他们都是写在纸上的，不会电脑。汪曾祺写了《月亮》和《瓯海修堤记》。《月亮》是散文，《瓯海修堤记》是铭文。汪曾祺对林斤澜说，凌晨两点，忽觉一字不妥，披衣修改。又说剩下一个序言介绍瓯海修堤的来龙去脉，倒是有些麻烦。林斤澜说，那序言就交给我吧。林斤澜寄给我时，我便按“汪曾祺铭，林斤澜序”发了出去。林斤澜收到样报后，电我，要在报纸上“更正”：作者只有汪曾祺一人。我说你和汪的字迹分明是有区别的，你也同我说过序是你写的。林斤澜不肯，坚持住。我只得做了“更正”。这是1997年的1月。四个月后，汪曾祺先生便辞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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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还为我出谋划策，说中国作协的柳萌人脉极广，让我接近他，他会给我带来大量好稿子。后来果然如此。我还写信或打电话给熟悉了的邵燕祥、唐达成、刘心武、从维熙、蓝翎、姜德明、赵大年等等，向他们约稿。他们并不嫌弃一张地方小报，有稿总是先给我们，而且有的作家不再给别人，如林斤澜、邵燕祥。一次在飞机上闲来无事，看一本画册，见到何立伟一篇散文，非常喜欢，便辗转联系到他。报纸和杂志一样，像是呈上来的酒菜，不能单一。单是邵燕祥的锐利是不行的，还要从维熙的厚重，还要何立伟的温润好看。
我觉得唐达成的稿子一般。文以载道，所述全是对的；起承转合，同样无懈可击；寓言啊，故事啊，知识面很宽；喜欢用成语，用得很贴切……但感觉起来就是不独特，无个性，比人云亦云的好一些而已。记得唐达成给过我五篇稿子，有一篇我没有发出，原因我已忘记。唐达成去世后，我读到有文章说他辞职后，决心多写东西，同时挣些稿费，我的心紧缩了一下，尽管那时名家文章一篇只有一百元！后来我想，是自己错了，唐达成立意还是高的。
高晓声给林斤澜打电话，说将带女朋友到雁山瓯水来“白相白相”，要有人接待。林斤澜说“雅兴雅兴”，便把这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便给高晓声去了电话，表示欢迎。问他行程，他说在暑期，他的女朋友是大学教师，具体时间还不能定下来。聊了一会儿，我不失时机地说，倘有散文随笔短稿，请支持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他毫不犹豫地问：“稿费怎样？”我说论篇，一篇一百。他说：“我有，手头有一篇随笔。”他寄给我的这一篇，叫《创造美丽》，写得很好。但只有这一篇，因为暑期未到，高晓声肺病恶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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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晚报的《池上楼》很有影响，文界许多人激赏。A总编把《池上楼》一扩为二，还增加一个版面，叫《春草池》（“池上楼”“春草池”都典出谢灵运《登池上楼》），专发温州青年的作品。
A总编看文学稿子，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个作家的稿件被撤下几次，那就是杰出的邵燕祥先生。总编决定撤，你是不能挽回的。我只能在心里想，对不起啊邵老师。而邵老师每回赐稿，便签中写道：我的稿子难用，不用掷回便是。
名家的稿费以篇计酬，因为我要的是短稿。稿费周期慢，慢得不得了，而邮路非常通畅。我便和作家们约好：我自己先行现金垫付，在样报中夹一百元钱，作家打开样报，就能看到，不必长时间后才拿到汇款单，还要跑邮局。嘉兴作家伊甸就对妻子说，《温州晚报》寄来的信，你可千万别丢了。试行了一年，瞿炜说，这样做不是办法，最终会对你不利。主任看问题看得远，我便听从了他。
一纸调令，B总编来了。A总编好像万万想不到，两眼空洞，走路的力道似乎也没有了。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他，不知他在哪里暗暗舔伤口。B总编是文人，散文小说写得都很漂亮，当过文联主席。他也十分尊敬林斤澜。林斤澜对我说，你可不要当别人的亲信，什么人的亲信都不能当。我说当然。B总编比我大十岁，和我关系向来不错，我很尊重他。将上任时，在华侨饭店一楼，他问我晚报里的人和事，我真话以答。他说等自己离开晚报，晚报就让我来干。我说我不会干这些事。他任上两次让我当中层干部，我都婉言谢绝。他也只好说“人各有志”。他曾经让我到西欧“考察”十几天，这种待遇在晚报中是独一无二的。他重感情，但并不重文学副刊。这是耐人寻味的；结合A总编，让我想起历史上一些皇帝对文人的态度。他在晚报，总体上，我们的关系反而还疏远了。他身边的人认为报纸就是新闻。这话基本没错，但真的是这样吗？渐渐地，报社不认为《池上楼》重要，还认为名家对自己特别负责，所谓爱惜羽毛，他们的稿子不用修改，甚至不用看就可以上版。这话我接受不来，但不想解释。约名家写稿，“拉大旗”招引读者是一方面，最最重要的是思想。名家之所以成为名家，他们的思想高度是一般人、一般作家达不到的。以他们的思想去影响读者，敲人灵魂，特别是只想挣钱的温州人的灵魂，这不是好事吗？领导层决定，删掉两个副刊版面，回归原来。以当时的绩效看，我的“工分”就不够。这时，B总编半公开地给我的版面加高分，这样，我也算能完成工作任务。B总编每周都开晨会，七点钟；两次不到会，本月的奖金悉数扣除。七点开晨会，六点就要起床，我哪里赶得到？只好让扣奖金。每年的年终奖，我基本上是没有的。规章制度如此，理所当然，不能怪总编。但哪里有酒喝，他还是经常叫上我。他还是把我当朋友的。
2004年，中国作协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京城有人猛夸《温州晚报》的副刊，让我参选“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那年有特别奖，有创作奖二十来人，还有十几位得了编辑奖，地市级报刊编辑只有我一人。但在报社，没有领导为瞿炜和我喝彩。
总编又换了。C总编好像是一个县里来的部长，不懂文学，当然也不怎么懂文化，情况自然糟透了。“前朝”得志的人大多失落。我去送大样时，经常听到高跟鞋妖娆的橐橐橐橐声。他对我没有笑脸，总是说“放这吧”。过一会儿来电，要我去取，我经常见到有红笔对某篇文章写一个字：“撤”。我拿回重新研究——文章也好看，又根本不涉及宗教、民族等敏感问题。显然，C不知道谁是作家，更不知道谁是名家。我知道他的心思：你程绍国不是稍有名气的人吗？你好像不在乎谁是总编，那你就得知道什么是权力！有一天瞿炜出差，报社办公室叫我去听会。我远坐一隅，见一位我们部室出来、迅速蹿红的女主任说：“副刊全部砍了，最多留半个版面，发发刘心武的文章。”她和我没有矛盾，她又知道我在场，说话却这么斩钉截铁，这么有气魄，让我莫名其妙。过了一会儿，我就微笑起来。“发发刘心武的文章”，什么意思嘛？哈哈，我知道，这里已经不是我干活的地方了。
当代作家中，我非常尊崇林斤澜、邵燕祥。两位都注重人生意义，促进社会前行，使人间美好起来。然而很长时期，两位不着一字。
我写得太少了，成就太薄了，所写多是不痛不痒的文字。2003年末至2006年初，风好水好，《当代》为我开辟“往事”专栏，我放手写一批顶级作家的行状，并结集出版为《林斤澜说》。后来风水又变，重版签了合同，却不能印；商务印书馆踌躇再三，同样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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