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梅兰芳赴美国演出，由上海启程，行前与马连良合演了《探母回令》、《二堂舍子》、《打渔杀家》、《三娘教子》，最高票价达到五元，突破以往的 票价记录。演出后还合灌了《探母》、《打渔杀家》、《二堂舍子》的唱片，留下珍贵的艺术资料。一九三〇年，马连良又受约与杨小楼在上海合作演出。参加演出 的，北京的演员有新艳秋、刘砚亭、迟月亭、贾多才等；上海演员有林树森、金少山。这是南北名角一次空前的合演。为杨小楼先生吹笛伴奏的迟景荣后来说：
“那年演出，正赶上'三九’天，上海连日大雪。上海本来极少见雪，下这么大的雪，更是稀罕。但是由于阵容强、戏码硬，观众不顾天冷、路滑，纷纷冒雪来看戏，所以场场客满。”
这次演出的剧目有：《汉阳院·长坂坡·汉津口》、《八大锤·断臂说书》、《摘缨会》、全部《借东风》等。杨小楼先生不但在《摘缨会》里扮演唐蛟，而且在 《借东风》里扮演赵云，前场还加一出《赵家楼》。演出后期，马连良在北京新排的《要离刺庆忌》，这次在沪特请杨先生扮演庆忌，马连良说：
“杨先生答应扮演配角庆忌，我很高兴。我亲自到杨先生的住处去对词。杨先生随抽着（鸦片）烟，随向我问要离和庆忌舞台上的位置（调度）。我随说，他随着用 烟钎子在烟盘子里面画着。过去没有排戏的制度，全靠着私下说说，就等着台上见了。当时我很担心，恐怕杨先生到台上配合不当，可又不敢向老前辈提什么要求。 没想到，演出那天，杨先生勾了一个'黄三块瓦’脸，身穿白蟒、白靠。他的台词和剧本上完全一样；舞台上的位置和我那天说的一点不错。演出非常精彩，而且突 出了杨派花脸念白的韵味，观众不断为他叫好，把我这个要离抬起一大块来。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同年，江西水灾，为赈灾筹款，在北京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举办了一场义演，时称为义务戏。前场为诸多名家的戏，大轴是《定军山》接演《阳平关》。主 办人原想请余叔岩、杨小楼二位合演。余叔岩由于身体不好，已经不做业务演出，偶尔有个特殊的堂会或者义务戏才肯于上台。余先生向主办人提出：
“演是可以演，但是连演两出恐怕太累了。最好只演后边的《阳平关》。”
于是主办人想到了马连良，约请他演《定军山》。
《定军山》、《阳平关》，都是谭派的代表剧目，也是余叔岩的拿手戏。马连良当时刚刚三十岁，虽说已经挑头牌演出了几年，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和余叔 岩前后扮演同一角色，又是人家的拿手戏，思想上是有顾虑的。他对主办人说：考虑过后再定。几天后才在主办人的几次敦请下，接受了这个活儿。
那时演出时间本来就长，多是从晚上六点多钟开戏，要演到十一、二点才止戏。大义务戏，参加的名角多，戏码也多，总要演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马连良当天做好 了充分准备，从家里出来的虽然不晚，但是在离第一舞台不远的李春林家，一直休息到临近演出前，才去剧场扮戏。李春林原来也是老生演员，后来给梅兰芳做后台 管事（剧务）多年，当时家住石头胡同。
这天马连良的《定军山》演得非常精彩，很多名老生看了他的戏，给予很高评价。不少观众说：
“过去就知道余叔岩靠把戏好，没想到马连良的靠把戏也这么漂亮！”
一九二四年，在上海老天蟾舞台，马连良与周信芳合作演出了全部《借东风》（即现在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马连良扮演全部孔明，周信芳前扮鲁肃、 后扮关羽；《十道本》，马、周二位分饰李渊、褚遂良；《战北原》，马、周二位分饰孔明郑文；《摘缨会》，马、周二位分饰楚庄王、唐蛟；《鸿门宴》，周、马 二位分饰张良、范曾，《鸿门宴》本是周信芳独有的剧目，马连良扮范曾，为突出人物添加了一段“西皮流水板”唱段，特点是唱词叠字多，行腔流畅，别致而动 听，在上海风靡一时，并灌制了唱片。这次其他演员都是南方名角：旦角王芸芳、武生赵洪林、老生俞振庭。给马连良操琴的是男旦胡素仙之弟。素仙行三，他行 七，所以人称胡老七，以致真名没有留传。
一九三一年，天津春和大戏院建成，由李鸣盛之父李华亭约请正在北京演出的周信芳和马连良合作，为戏院做开幕演出。这是马、周第二次合作，演出剧目和第一次 基本相同，只不过把周信芳独有的《鸿门宴》，换成马连良独有的《火牛阵》，马连良仍扮田单，周信芳以大嗓唱小生扮演田法章。据马连良的鼓师乔玉泉说：
“当时《火牛阵》是连演两天的戏，周先生扮的田法章，其中有一段戏是男扮女装，在敫府招亲，情节十分风趣。周先生演得十分精彩，台下连连叫好。演出的当天 散戏后，马连良感到自己扮演的田单，除“搜府盘关”以外，后半出事情就不多了，分量显着轻，决定再加强田单的戏，就与为他编写剧本的李亦青一同商量。次日 就要演出，加戏只能不影响整个戏的情节，还以不牵涉其他角色为最好。两位商量的结果是：在“盘关”之后，田单与田法章途中被乐毅的军队冲散，田法章落在敫 府，田单寻找世子，世子杳无踪迹，田单心里焦急，万般无奈，想寻自尽，三次上吊未遂，最后投奔即墨。添这么一场只有一个人的戏，设计了大段“西皮散板”、 “快板”和一个“单腿吊毛”的翻跌。次日演出，得到热烈的彩声。”
解放后，抗美援朝期间，马、周二位共同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巧又都在一个组内，于是就又合作演出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并一人一天演出《四进士》。志愿军指战员评说：“南麒北马，各有千秋。”
一九六一年冬天，中央文化部为周信芳先生举办舞台生活六十年庆祝活动，马连良以“满庭芳”词祝贺，题为“贺信芳兄演剧生活甲子重周”；并又作“七律”诗一首志贺，题为“信芳兄演剧六十年志贺”。
一九三四年夏天，马连良的父亲马西园老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马连良哀痛之极，决定辍演半年，在家守孝。到冬季，才应南京之约，离京赴宁。马连良在南京演出的时候，上海的孙兰亭约请他为他们新开办的新光影剧院做开幕演出，于是他又一次到了上海。
新光影戏院原先是专放映电影的场子。场内座位将近一千，地点在贵州路口。孙兰亭等人合伙把这家园子租过来，改成可以演戏的影剧院，目的是为了不让“暗目” 把持戏票。所谓“暗目”，即是一批“地头蛇”。这些人控制组班的老板，把持着剧场的大部分好票。他们把票送给官僚、资本家们，从戏票中渔利。他们还与组班 的老板相互利用：组班老板往往向他们借贷，作为邀请演员的聘金，他们则是借此支配组班老板邀请哪个演员。由于要在戏票上取利，他们还控制票价。他们能够把 戏票上取利，他们还控制票价。他们能够把戏票送到大亨们家里去，使戏院生意兴隆。仅从这一点上看仿佛与组班老板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实际上却是肥了他们而损 害了组班老板的利益。孙兰亭等人办起新光影戏院，提出“打到暗目”的口号，一切由老板自己做主，约请哪个演员，票价定多少钱，都不受别人限制。并以戏院的 名义声明：任何观众（包括大亨）看戏，一律直接和戏院票务室联系，可以电话订座，由戏院派专人送到订票人手里，并不多收任何费用。这样自然就杜绝了别人倒 手渔利的事情。要做到“打到暗目”，一是得有魄力，二是得有强有力的后台。当时约请角色也极为重要，必得在上座方面有把握才行。
马连良在上海很有观众基础，屡演屡红。孙兰亭等人都和马连良十分要好，因此才到南京约请他去开幕。至于马连良，一方面乐于在新式的戏院演出；另一方面又怕 那些暗目闹事，演出中发生意外。在孙兰亭等人向他保证不会出事的前提下，才答应由南京转到上海。尽管如此，他思想上也还是做了准备。
新戏院开张，红演员重返上海，观众蜂拥，连日客满，是想象中的事。这时正赶上喜剧大师卓别林和他的夫人宝莲高黛在上海。一天，马连良日场演出《法门寺》，这对夫妇前来看戏。散戏后他们来到后台和马连良见面，卓别林大为称赞中国戏曲和马连良的演出，并且向马连良说：
“我对《法门寺》里那个丑角贾桂很感兴趣，哪天你再演这出戏，我可以扮个贾桂吗？”
马连良笑着向他说：“欢迎你来合作。”
卓别林又要求：“今天是不是让我先扮一个贾桂，你们大家看看象不象；我也照张相片，自己看看。”
马连良连说：“可以，可以。”
但是管事的人暗中向马连良说：“离晚场开戏可没多大时候啦，恐怕来不及扮啦！”
卓别林理解了这番意思，忙说：“那就改一天再扮，今天先一起照个合影吧！”
于是只照了一张合影。
这次在新光演出，马连良还排出《马跳檀溪》，做为临别纪念上演。《马跳檀溪》是早年三庆班连台《三国》中的一本，由此开始到《取四郡》止。这次马连良把它改成单独一出戏，本子仍然由李亦青改编。
在原始的稿本上，有马连良的亲笔修改、删节和增补，还注了些舞台提示。李亦青在稿本上写了改变小记：
“温如与余拟排此剧，在二十三年一月中，但因无确演期，乃束之高阁······余乃再度与温如起始重编，在未竟期间，西园翁辙归道山，又行搁置。继而旅行团出发，初拟演于南京，因角色不齐未果。最后决定在沪新光公演。······”
马连良在此戏中扮刘备，增添了一些革新的戏装，并留有剧照，可惜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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