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情城市》中隐而不发的国仇家恨、时代洪流中遽烈深沉的集体创痛，到“台湾三部曲”呈现整个台湾现代史个体命运的苍凉与悲壮，再到《刺客聂隐娘》书写在唐传奇中游走的孤寂落寞的“现代女子”，侯孝贤以不着痕迹的镜头语言、苍凉平淡的美学风格，让我们在光影世界中穿透时代的厚障壁，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穿梭徜徉。
侯孝贤导演
香港著名电影评论家、影评人黄爱玲在其电影随笔集《梦余说梦》中，以平实醇厚的文字解读了侯孝贤电影的风格：“他的电影将我们带到了朱天文那世纪末的华丽，丰盛而萧索。”
今天，活字君特别推送《梦余说梦》中影评一则：《梦里不知身是客》，与书友们共同感受侯孝贤绵密又温醇的哀愁。
梦里不知身是客
文 | 黄爱玲
看《最好的时光》（2005），恍若艾丽斯漫游仙境，无端滑落了侯孝贤的电影梦境，从《风柜来的人》（1983）、《恋恋风尘》（1986）里初识愁滋味的少年国度，莲步踏进《海上花》（1998）那弥漫着胭脂鸦片气味的长三书寓，然后被无情地摔落在《千禧曼波》（2001）的现代荒凉地带，令人好生凄凉。
《恋爱梦》开始时，一盏吊灯柔和地映照着一九六六年。镜头不再是沈从文笔下的俯视静观角度，而是亲近流洒地追随着波桌上滚动的小木球，一如那对俊俏的年轻人，表面上一个专注撞球，一个留心记分，而眼角却总会乘个空隙溜看对方。
侯孝贤又何止是借助电影的魔术去忆念诗样的少年岁月，他也借机去回望自己和同辈友人的电影；骑脚踏车的张震叫人想起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中的小四，而桌球室和英文歌Smoke Gets in Your Eyes和Rain and Tears也属于台湾新电影一辈成长年代的共同记忆。
但侯孝贤没忘记伴着他度过蠢蠢少年时光的闽南语情歌——当张震送情书给第一个桌球女孩春子时，画外响起哀艳缠绵的闽南语情歌。其后，当舒淇偷读春子留下来的这封情书时，张震的画外音隔了一阵子才传来，而那首闽南语情歌随着响起，渺渺然延到下一次泛起的爱情涟漪——张震回来找春子，却碰上了新来的舒淇，承接了影片的开端。
张震临回台北前抛下了一句“我会写信给你的”；听者固然心里高兴，但到底还是半信半疑。也正因为没有太认真，所以当张震真的苦苦找到虎尾的桌球室去时，二人四目交投，只有意外的喜悦。春意绵绵，一切尽在不言中，两只手终于拉在一起时，是令人心跳的一刻。那还是一个写信传情的年代。
再往前推半个世纪，灯是油灯，字是毛笔字，一张纸容不下多少字，而情却更婉约，犹如那南管吟唱的声调，恍恍惚惚似从千年的荒寂中被牵引出来，多余的说话被简化成了素朴古雅的文字。久违了的情愫，久违了的电影，都在《自由梦》里找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
也许，侯孝贤是以默片的方式来解决《海上花》常为人诟病的语言问题；也许，剪辑的节奏跟早期的默片有别，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要是他要拍一部真正的默片，这场梦便不会是彩色的了。重要的是，侯孝贤拍出了寂静。
从舒淇口中幽幽吐出来的南管唱吟，有若夜半无人的私语，在漆黑空漠的历史荒原上飘荡着，悲凉凄怆。年代是一九一一，维新早已失败，梁启超途经台湾逃往日本，张震为他做事，常从大陆去台湾，艺旦舒淇是他的红颜知己。他答应负担一百两，替另一名艺旦阿妹赎身，好让她终身有托。
翌日早上，张震离去，阿婆在走廊上谢过他，阳光慷慨地从露台泼泻进来，温柔妩媚，然后镜头俯拍他从黑漆漆的木楼梯走下去，就像舒淇的心情一直往下沉。阿妹走了，阿婆又买了一名小女孩回来，摸着她单薄的身体，一如验货。
阿妹回门谢过张震后，舒淇问他：“我想问你，可曾想过我？”张震默然。他虽然对舒淇有情，但心系的还是家国大事。
《自由梦》明显是《海上花》的延续，却不若后者那水磨腔般的缠绵。场与场之间大致上沿用了后者那话题性的“黑出黑入”来连接，但每场戏内却剪辑分明；虽然也都是室内景，户外的阳光却总是不避嫌地闯进来，不像《海上花》那长三书寓里的幽闭。
在侯孝贤的作品里，《海上花》是难得地走进了一个由女性主导的世界，镜头总在人物身边转动，挨得很近，然而终归还是迷蒙的鸦片烟雾中的一场男人绮梦，而《自由梦》却真真正正走进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有份令人动容的体贴。
在女性触觉这一点上，编剧朱天文肯定起了关键的作用。
侯孝贤是一个非常男人的导演，他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是传统中温婉耐劳的那一类，如《童年往事》（1985）中的母亲，《恋恋风尘》中的阿云，《悲情城市》（1989）中的宽美等。
《恋恋风尘》中的阿云
打从《好男好女》（1995）开始，朱天文尝试将叙事的主体放在女性身上，将抗战时期台湾女子蒋碧玉的故事跟九十年代台北新女性梁静的生活糅合在同一部电影里，但剧本的结构显得牵强，而侯孝贤的镜头亦未有真正挨近片中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出于（我主观地认为是）陌生的静态距离。
除了《南国再见，南国》（1996）外，接着下来二人合作的其他作品，都比以前更贴近女性。有趣的是，《海上花》和《千禧曼波》皆以幽闭的城市室内场景为主，然而，侯孝贤的镜头倒在密封的局促空间里动了起来。
同样描写现代都市生活，《南国再见，南国》中的高捷是新时代里的旧式男人，风驰电掣逃离大都市到南方去，虽然最后难逃命运的恶作剧，却是倒在绿油油的稻田里，回归大自然；而《千禧曼波》中的舒淇则如蜘蛛网中的昆虫，万般挣扎也爬不出那龌龊的生活空间。
《青春梦》里的舒淇患了先天性癫痫症，但其实侵蚀人心的是现代文明的虚空。同性异性的情爱都温暖不了她的身和心，在冷得彻骨的荒凉里，她只能继续沉沦。一下子，侯孝贤的电影将我们带到了朱天文那世纪末的华丽，丰盛而萧索。
200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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