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
从一九二一年十月由彼得格勒离开俄罗斯，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返回莫斯科，这七年光阴是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国外连续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全部晚期生活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多种高尔基传记都对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语焉不详。在这几年内，他究竟有哪些主要活动？他和那些同样身在域外的俄罗斯作家是怎样相处的？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打开那些似乎已被淡忘的篇页。
一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清晨，高尔基离开彼得格勒，乘火车从俄罗斯—芬兰边境出国。在赫尔辛基停留数日，又途经斯德哥尔摩到达柏林。这个时期的柏林，已成为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中心。约有三十万俄国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先后建起了十七家俄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三种俄文日报、五种俄文周刊和其他多种期刊。俄罗斯的剧团在这里演出。在柏林的侯爵咖啡馆里，也仿照彼得格勒“艺术之家”的做法，定期举行俄罗斯作家、艺术家和记者的聚会。但高尔基并未在柏林久住。一九二二年五月间，他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格林格斯道尔弗租下房屋度夏，九月底又迁至宁静的沙罗夫小镇。一九二三年，高尔基先后居住于另一个小镇亨特尔斯塔尔、弗莱堡和柏林，十一月间又接受诗人霍达谢维奇夫妇的邀请，从柏林前往布拉格，在那里和他们相会，再一起迁居马林巴德。
在这期间，为了促成俄罗斯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的联合与团结，也为了“恢复俄罗斯和西方知识界的联系”，高尔基提议创办一份“让俄国知识分子了解欧洲专门用于科学与文学发展的工作”的期刊。于是不久后《交谈》（Беседа，1923—1925）杂志便得以问世，由设在柏林的时代出版社出版。参与杂志编辑工作的，有高尔基、别雷、霍达谢维奇以及德国学者布劳恩、阿德列尔等。杂志内容广泛涉及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艺术和技术的成就与问题。从各期杂志的目录中可以看出高尔基努力拆除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观念上的壁障、恢复两者间文化联系的鲜明意向。他还致力于经由该杂志沟通俄罗斯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的关系。在《交谈》上发表过作品、译作或评论的俄国作家，有勃洛克、别雷、高尔基、索洛古勃、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伦茨、什克洛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别尔别洛娃、奥楚普、帕·穆拉托夫等“两岸”作家。
霍达谢维奇
《交谈》在俄罗斯域外作家中流传甚广，颇受欢迎。诗人、批评家霍达谢维奇在该杂志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二年六月底，他和新婚妻子、女诗人尼娜·别尔别洛娃一起到达柏林后，一直与高尔基相伴而居。霍达谢维奇受高尔基之托，负责《交谈》文学版块的组稿和编辑，同时自己也在上面发表诗作、译作和批评文章。霍达谢维奇对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对当代生活的卓越体现，对革命与战争年代人们复杂内心体验的艺术传达，都令高尔基折服，被他称为“震撼心灵的缪斯”。霍达谢维奇作为批评家的才华和敏锐的观察力同样受到高尔基的赞赏。高尔基去世后，霍达谢维奇连续写了多篇回忆性随笔：除了广为人知的《高尔基》（1937）之外，还有《关于高尔基（回忆录片断）》（1937）、《〈交谈〉（回忆录片断）》（1938）、《高尔基之死》（1938），以及作者本人死后才发表出来的另一篇《高尔基》（1940）。霍达谢维奇试图通过这些文字系统梳理自己和高尔基交往的历程，走近他那谜一般的心灵世界。
同样曾为《交谈》撰稿的列米佐夫，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流亡作家。他在白银时代就和高尔基建立了联系，尽管高尔基当初并不喜欢他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十月革命后，列米佐夫和高尔基、扎米亚京等人一起，为“谢拉皮翁兄弟”年轻作家群的崛起付出了辛劳。一九二一年夏天列米佐夫出国后，仍和高尔基同样关心留在国内的“谢拉皮翁兄弟”作家。一九二二年，列米佐夫的《火焰：彼得堡故事》、《写在文字中的俄罗斯》（第一部）等作品相继出版。高尔基在读过列米佐夫的赠书后，在信中称作者为“语言的魔法师”，后来又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一位“独出心裁的作家，罕见的俄罗斯语言行家”。高尔基注意到，列米佐夫和别雷一样，对当代俄罗斯小说创作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从普里什文、索科洛夫-米基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见出“列米佐夫流派”正在形成。因此高尔基努力吸引列米佐夫参与《交谈》的工作，并在该刊上发表了他的《写在文字中的俄罗斯》（第二部）片断。在后来的流亡生活中，列米佐夫始终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只是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取得了丰厚的成就，并对成长中的本土文学的年轻一代寄予希望。
安德烈·别雷
和高尔基及《交谈》杂志密切联系的另一重要作家安德烈·别雷，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三年秋曾生活于柏林。他与高尔基的友好关系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别雷参加了柏林“艺术之家”举行的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三十年报告会，并做了发言。同年，别雷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纪念日献词》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为他创作三十周年而作》两篇文章，高度评价高尔基的创作，强调他的个性对于现时代的巨大意义。十月二十四日，在看到别雷的这两篇文章后，高尔基对作者表示感谢，同时邀请他到沙罗夫小住，探讨文学问题。后来别雷曾多次前往沙罗夫，并接受高尔基的邀请，参与《交谈》的编辑工作。别雷的《论在俄罗斯的“俄罗斯”和在柏林的“俄罗斯”》，他献给自己的德国老师、哲学家施泰纳的《回忆录》等文章，都先后在《交谈》上发表。别雷还高兴地在高尔基那里和许多作家一起迎接了一九二三年新年的到来。一九二四年四月，已回到莫斯科的别雷在致高尔基的一封长信中，除了谈到“命运把我带到俄罗斯”以后的情况和文学界的人与事之外，还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深情回忆起在沙罗夫与高尔基相处的时日，称“沙罗夫是我在柏林的旷野中最明朗的一块绿洲”。别雷后来在他的《我为什么成为象征主义者》（1928）一文中，再次忆及那段美好时光。
一九二三年六月，高尔基与一九二二年秋出国的哲学家、批评家费·斯捷蓬在弗莱堡及附近的亨特尔斯塔尔镇相见并多次交谈，此后两人便互有书信来往。斯捷蓬十分关注《交谈》，特别是高尔基在上面发表的作品，如《初恋》《单恋》和《不平凡的故事》等，也颇重视高尔基的以《日记片断·回忆录》为总标题的一组作品。他曾在《现代纪事》杂志上撰文，评说高尔基的新作《我的大学》，还就作家写于十月革命前的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发表了评论。在致高尔基的信中，斯捷蓬也对《我的大学》和《初恋》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当时批评界普遍认为别雷和列米佐夫是“新俄罗斯散文的奠基者”，斯捷蓬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认为，相比之下高尔基的作品更简洁鲜明，亲切自然，具有更多的、充满爱和智慧的东西，甚至认为他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知道，斯捷蓬其实是俄罗斯域外文学中最主要的期刊《现代纪事》的文学编辑，因此十分重视他在这一刊物上发表的评论，特别是他论及本土文学的文章。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高尔基著，译林出版社，2002年
一九二四年三月底，高尔基从马林巴德起程，经布拉格和维也纳，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做短暂停留，然后和霍达谢维奇夫妇一起到达索伦托。这是一个位于那不勒斯海湾南端的小城，气候温暖湿润，环境幽美静谧，没有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喧哗。在这里，高尔基完成了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紧接着又开始搜集相关资料，准备进入总结性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造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既有来自苏联国内的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有俄国流亡作家，包括象征主义著名理论家、大诗人维·伊凡诺夫等。高尔基认为，维·伊凡诺夫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极高的语文学水平，应当是苏联在西方人面前引以自豪的对象。意大利一家报纸曾把高尔基居住的索伦托和当年的托尔斯泰庄园相比较，称其为“今日的新雅斯纳亚·波里亚纳”。
二
毋庸讳言，高尔基和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家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但他并不否认他们的创作成就。当时他对俄罗斯域外文学的总体评价，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家的使命与当代俄罗斯文学》（1925）一文中。高尔基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俄罗斯文学，现今状况是不确定的。一些最重要的文学家都迁居国外，分散于欧洲各地……”在列举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布宁、库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流亡作家的名字并予以扼要评说之后，高尔基接着写道：“就这样，俄罗斯文学的几乎所有最有能力和才华的代表，都生活在俄罗斯境外。”他力求对俄罗斯域外文学做出客观评价，既不为个人情绪所左右，也不抱任何偏见。
梅列日科夫斯基
高尔基心里很清楚，流亡作家中对他抱敌视态度的人并不多，其中首先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和高尔基的社会批判激情使他俩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些格格不入。不过在白银时代，他们多少还有些交往。如高尔基曾在自己主持的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翻译的古希腊悲剧作品，并认为对其文化修养水平应给予应有的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曾以《并不神圣的罗斯：高尔基的宗教》（1916）一文，对高尔基的《童年》做出了肯定性评价。吉皮乌斯也在一篇文章中称赞过《童年》，还曾把自己的诗《没有辩解》（1916）献给高尔基。十月革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高尔基的某些文章曾遭到吉皮乌斯的嘲弄。不过，她似乎觉得有些事情还非得找高尔基帮忙不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她写信给高尔基，就作家罗赞诺夫已被枪决的传言，措辞激烈地质问高尔基。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参与过高尔基创建的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一九一九年二月，他还把自己的剧作《阿列克谢王子》寄给高尔基，请求他通过彼得格勒戏剧演出方面的负责人安排这部悲剧在国家剧院上演；四五月间，他又两次致信高尔基，商谈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并预支稿费事宜。这一年十二月，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离开了俄罗斯，但由于此前他多次请求过高尔基，一九二〇年，他的剧作《阿列克谢王子》和《保罗一世》仍得以由苏维埃俄罗斯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出版。
吉皮乌斯
一九二四年，吉皮乌斯在巴黎的《现代纪事》上发表《飞向欧洲》一文。这本来是一篇关于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概观性评论，但是她拒绝对高尔基的文学成就做出评价，只是对他进行政治抨击。这篇文章在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文化史家、《最新消息报》主编帕·米留科夫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吉皮乌斯从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把俄罗斯作家分为两个阵营，而在评价他们时却使用了双重标准。作家尤什凯维奇也在同一报纸上撰文，认为吉皮乌斯写了一篇思想贫乏、极为恶毒的文章，在美学旗号下偷运政治货物。这些文章连续出现之后，《现代纪事》主编韦什尼亚克急忙以该刊编辑部的名义写信给《最新消息报》，声明道：本刊发表了吉皮乌斯的文章，但并不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
吉皮乌斯的回忆录《活着的面影》（1925）中，有一篇关于罗赞诺夫的回忆《沉思的漂泊者》。作者在文中提及一九一八年她为了罗赞诺夫而写信给高尔基的事。当时她听说，罗赞诺夫一家住在莫斯科市郊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穷困到去火车站捡烟头的地步；还有人说罗赞诺夫已被处决，并建议她给高尔基写信。吉皮乌斯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极其厌恶给高尔基写信……但我还是无精打采地拿出纸来。“亲爱的……”？“尊敬的……”？难以下笔。就直接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我写了一些平常而触目惊心的事，并补充说：您就是一名俄罗斯作家。您赞成友善待您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对待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罗赞诺夫的行为吗，如果他被枪决的传言属实的话？至少，您能否告知传言是否属实？我仅仅知道罗赞诺夫最近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他贫病交加，未必能够危害你们的“政权”。您在某个时期保护过“文化”。罗赞诺夫作为作家的价值您大概是知道的。我以为，核实一下传闻对您或许是有好处的……
大约就写了这一类话，也许更尖锐些。反正不都一样吗？能有什么损失？没有嫌弃给高尔基写信。也没用。
令人惊讶的是，并非完全没用。高尔基是否曾施以举手之劳找过契卡，我不记得，但似乎为罗赞诺夫这样做了。也就是说，他委托自己的某位跟班调查了关于罗赞诺夫的传言，在得知后者并未被处决时，便命令给他寄去少许钱款。
罗赞诺夫
对当时的情况一清二楚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在看到吉皮乌斯的这篇回忆录后随即写信给高尔基，表示将说明事实真相。很快，他的《济·吉皮乌斯，〈活着的面影〉》一文便在《现代纪事》上发表。霍达谢维奇写道：
说实在的，在我看来，他处理得很好：难道有必要回应以荒谬的传言为根据的侮辱性言辞吗？问题在于，罗赞诺夫不仅没有被处决，而且没有被逮捕。接下来济·尼·吉皮乌斯还写道，似乎高尔基“委托自己的某位跟班调查了关于罗赞诺夫的传言，在得知后者并未被处决时，便命令给他寄去少许钱款”。所有这些间接得知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高尔基不曾这样委托任何人，因为他知道罗赞诺夫是自由的。至于说寄钱，那么从济·尼·吉皮乌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本人并没有请高尔基这样做。关心这件事的另有人在。而且，这里当然既没有“跟班”，也没有仆从，没有任何通常所谓马德里宫廷的秘密。简单说来就是：已故的格尔申宗曾来找我，让我给高尔基打电话，把罗赞诺夫的困难处境告诉他。我照办了，就从世界文学出版社莫斯科分部打了直拨电话。为此，如今我们获得了“跟班”的尊号。顺便说说，“跟班”格尔申宗与高尔基并不熟悉……
无论如何，高尔基汇了款。“少许”——济·尼·吉皮乌斯是这么说的。这又是“传言”。是我把这笔钱转交给罗赞诺夫的女儿的。数额我肯定没记住，因为我甚至记不清当时通行什么计算方法——是按百、按千还是按百万来计算。我只记得罗赞诺夫的女儿说：“靠这笔钱我们（也即四口之家）可以生活三四个月了。”这里所说的是私人捐助，这还少吗？罗赞诺夫本人在给吉皮乌斯的信中也说“至今还感谢他”（即高尔基）。但济·尼·吉皮乌斯却加油添醋地说：“为了小恩小惠：够买些土豆的了。”显然，这也是道听途说。
吉皮乌斯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写给霍达谢维奇的信中仍然为自己辩护。不过她也承认：“把我那时对高尔基的‘愤懑’保留至今，这也许是不自然的；我不再保留了，而且，老实说，现在我已完全不关注高尔基了，哪怕是在‘审判’他的意义上……”
虽然吉皮乌斯曾多次抨击和指责高尔基，但后者却从未做出任何直接回应。向来不对别人的批评乃至攻击大动肝火，也决不讳莫如深、刻意遮蔽，这是高尔基的一贯作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高尔基写信给精神病学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谵妄》一文的作者伊·鲍·加兰特，请他注意参考吉皮乌斯、阿尔志跋绥夫、库普林等“令人尊敬的文学家”对他的评价。无独有偶，当有人在作家诞辰六十周年之际打算选编一本高尔基评论文集时，也是他自己建议把上述三人关于他的评论收入其中。
平心而论，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对高尔基的评价往往是政治偏见妨碍了冷静的眼光，政治上的抨击代替了令人信服的文学评价。与此相反，高尔基对他们的评价则总能够把政治与文学分开。他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宗教哲学观点，但在一系列文章和书信中却肯定了他们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对于他们的创作，高尔基坚持从艺术视角进行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一九二四年八月，在看过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诸神的诞生》手稿后，高尔基评价道：“他不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在他笔下既没有形象，也没有观察力。我总认为他的知识是令人怀疑的。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而是从才华横溢的吉皮乌斯、瓦·瓦·罗赞诺夫和舍斯托夫那里攫取思想，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也攫取过，不过总是攫取得不好。”这部小说出版后，高尔基发现它具有概念化和反历史主义的缺陷，并指出作品主人公虽然是古代埃及人，却说着“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语言”。流亡历史学家亚·阿·基泽维捷尔、作家别雷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也有类似评价。但是对吉皮乌斯，高尔基的评价则完全不同。每当提到这位女诗人，高尔基总是强调她的天赋才华和敏锐的智慧，高度评价她的富有独创性的诗歌。在为女作家奥·福尔什的长篇小说《以石作衣》（1925）写的序言中，高尔基甚至认为吉皮乌斯在俄国诗歌史上占有和十九世纪大诗人丘特切夫相似的地位。
三
高尔基和布宁的关系，是他域外文学生涯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从二十世纪初他俩结识时起，在高尔基心目中，布宁几乎就是一位“活着的古典作家”、俄罗斯传统文学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他们共同参与的“星期三”文学小组和知识出版社的活动、《知识》丛刊的编辑出版，以及后来《年鉴》杂志和帆出版社的筹划与运转，不仅造就了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段鼎盛与辉煌，也构成彼此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一九一七年四月，布宁还曾应高尔基之邀，到彼得格勒参加“发展与普及精密科学自由协会”筹备会议。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使他们之间的交往几乎完全中断。
布宁
一九二〇年，布宁永远地离开了俄罗斯，侨居巴黎。出国之初，他一度放弃艺术创作，更多地以政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曾连续发表《笔记（关于高尔基）》（1920）、《笔记》（1921）等短文，谴责高尔基的“两面性”，列举他自二月革命后随着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表现出的信仰和情绪上的摇摆，并认为他参与了“毁灭俄罗斯”的过程，因此是有罪的。一九二一年，流亡作家契里科夫的抨击性小册子《俄国革命的斯麦尔佳科夫》在索非亚出版。高尔基在这位知识出版社前同人笔下，被描绘成《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那个杀人凶手。之后不久，在高尔基已到达柏林后，布宁又发表短文《高尔基论布尔什维克》（1922），说明高尔基在评价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时有前后矛盾之处，赞同契里科夫对高尔基的评判。
高尔基对布宁的这些攻击性言论并未给予任何回应。相反，他始终强调布宁的艺术成就，肯定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还为他辩护。在出版于柏林的小册子《论俄国农民》（1922）中，高尔基写道：
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现代俄国最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伊万·布宁的小说。
他的《夜话》和另一部就其语言的精美和严峻的真实性而言都很卓越的中篇小说《乡村》，确立了对俄国农民的新的、批判的态度。
国内有人说，作为一个贵族，布宁对农民的态度是有偏见的，甚至是敌视的。这种说法，不用说，是不正确的。布宁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仅此而已。
在高尔基看来，布宁是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流脉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一流脉突破了十九世纪晚期民粹派作家把农民理想化的旧有框架，提供了对农民的真实而清醒的描写。在这方面，柯罗连科和契诃夫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而布宁则紧随其后，接着又出现了谢苗·波德亚切夫、伊万·沃尔洛夫等在同一方向上努力的作家。在《谢苗·波德亚切夫》（1923）这篇为这位作家的作品《庄稼汉的生活》所写的序言中，高尔基重提他在《论俄国农民》中已表达过的上述见解，再次指出：“继契诃夫之后，伊·阿·布宁开始更加明确地从负面描写农村；在《夜话》《一百零八》《扎哈尔·沃罗比约夫》等短篇小说和大型中篇小说《乡村》中，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态度特别严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高尔基写信给《交谈》的编辑布劳恩，提议在该刊发表英国学者和读者对布宁《乡村》的评价。于是，随后就有一篇《关于布宁〈乡村〉的英国评论》在《交谈》第四期上登出。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作家的使命与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高尔基称布宁为杰出的文体家，认为他的中篇小说《乡村》提供了关于俄国农村生活的一幅最为真实的图画。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布劳恩为德国一家准备出版俄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选择书目而求助于高尔基时，高尔基特别指出应出版布宁的《扎哈尔·沃罗比约夫》《百年间》《教袍》等作品。在那前后，高尔基还多次在写给俄罗斯年轻作家的书信中建议他们认真学习布宁的文学语言。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巴黎作家俱乐部举行报告会，布宁出席并做了发言。他以粗鄙的言辞指责苏联文坛出现了文学语言的衰败、文理不通的现象和色盲症。二月二十五日的《最新消息报》发表了会议纪要。看到布宁的发言内容后，高尔基在给多人的书信中做出了反应，惊叹布宁竟然变得如此粗野而失去理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高尔基仍然只是在私人通信的范围内表达自己对于布宁的批评意见，他同时也反对苏联国内报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布宁。
布宁(左)和高尔基
一九三〇年，布宁在一次回忆俄罗斯作家的报告会上，也谈及高尔基。他的报告的内容，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刊登在里加的《今天报》上。关于高尔基，布宁承认他有才华，但又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说出他具有怎样的、哪一类才华。接下来，布宁忆起一八九九年他和高尔基在雅尔塔的初次会面、高尔基和契诃夫的关系，讲述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若干经历的片断。布宁演讲的主观色彩和情绪化特征过于明显，以至于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年轻一代”作家维·伊·塔林感觉到他对高尔基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憎恨。但高尔基后来却把载有布宁报告的《今天报》寄给了他的传记作者格鲁兹杰夫，请后者参考。对于布宁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的《笔记》中，关于《在底层》当初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后某些情景的描述，高尔基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一九三六年，高尔基在去世前不久，决定发表布宁多年来写给自己的五十封信。他显然是想以这些信件本身来纠正布宁在回忆往事时有意无意发生的一些偏差，并证明在过去长时间内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这些信件很快就被收入当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出版的《马·高尔基：资料与研究》（第二辑）中，得以面世。布宁在得知高尔基去世的消息后，如他自己所说，产生了某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在随后的几天里，他补充、改写了一九三〇年报告会上关于高尔基的回忆。在这篇新的回忆录中，布宁试图指出高尔基身上某种人性化的、温柔的特征，特别提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俩分手时高尔基追到走廊上和他紧紧拥抱和吻别的情景，并坦言从那时起他“突然成了让我长期感到恐惧和愤怒的敌人”，而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情已然消失”。
四
高尔基在国外期间，曾给予多位俄罗斯域外作家以多方面的帮助，其中包括在白银时代即已相识、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过其三卷本文集的作家尤什凯维奇，在西伯利亚长大的作家格·格列宾希科夫，属于流亡作家中“年轻一代”的罗曼·古里等。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人尼·奥楚普，二十年代初期在柏林也曾和霍达谢维奇一起参与了《交谈》杂志诗歌栏的编辑工作，并发表有自己的诗作和散文。他的随笔《马拉格罗塔游记》，是他在听取高尔基针对其初稿提出一系列具体意见并认真修改之后才发表的。迁居巴黎后，奥楚普不赞同某些流亡作家对高尔基的诽谤，在一九二七年写下《世界文学出版社与蔷薇》一文，充分肯定高尔基在革命后创建这家出版机构对于弘扬文化遗产和救助知识分子的双重意义。在他后来陆续完成的《诗体日记》中，也有一些诗行同样赞扬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高尔基的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所起的巨大作用。三十年代，奥楚普在评价高尔基晚期的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文章中，联系作家的历史观和艺术观进行评说，也颇有见地。
作家米·奥索尔金在俄罗斯域外作家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依傍任何流行思潮，始终维护精神自由与个性独立。这种思想特点吸引了高尔基，于是约请他为《交谈》供稿。一九二四年秋，奥索尔金把自己的长篇小说《西弗采夫·弗拉热克》的部分章节寄到了索伦托。保存至今的高尔基档案中，还留有作家当年分析这部小说的哲理思想和艺术表现方式的草稿。高尔基很快就决定在《交谈》上发表这部作品的若干章节。一九二八年《西弗采夫·弗拉热克》的单行本出版后，高尔基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在高尔基已经去世后的一九三九年，奥索尔金为瑞典一家报纸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文，盛赞他的精神世界之丰富、他对艺术的敏感和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无私帮助。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一九二二年出国的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虽然很早就知道高尔基并尊敬他，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联系。高尔基在国外时曾读过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散文和回忆录，但似乎都未给予赞许性的评价。一九二七年夏，女诗人的妹妹阿纳斯塔霞和朋友到索伦托拜访高尔基。为感谢高尔基对阿纳斯塔霞一行的接待，茨维塔耶娃把自己的两部新作寄给高尔基，并写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其中提到她在童年时代的珍贵记忆和对高尔基最初的了解。高尔基曾经想请熟知德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茨维塔耶娃为自己讲讲诗人荷尔德林，不久后就得到了她简洁而富有个性特色的答复。从这封信和阿纳斯塔霞的讲述中，高尔基了解到茨维塔耶娃的经济拮据和她在流亡生活中的孤独感，于是决定帮助她。考虑到女诗人的自尊，高尔基打算经由阿纳斯塔霞和帕斯捷尔纳克来达成这一帮助，只是由于彼此之间联系上的一系列差失，这一良好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一九三三年，高尔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布宁三位俄罗斯作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茨维塔耶娃首推高尔基。在得知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奖给布宁后，茨维塔耶娃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安·安·捷斯科娃的信中表示：“诺贝尔奖。二十六号我将坐到主席台上，为布宁庆贺。逃避即表示抗议。我不表示抗议，而只是不赞同，因为高尔基远远高于布宁，比他更伟大，更人道，更具有独创性，更加不可或缺。高尔基是一个时代，而布宁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因为这是政治，因为瑞典国王不可能给共产主义者高尔基挂上勋章……关于这一切，当然不得不保持沉默。”在俄罗斯域外作家中，持有类似看法的显然不仅仅茨维塔耶娃一人。
显而易见，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间，高尔基与俄罗斯域外作家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力图通过多方面的交往，在“两岸”文学之间架设桥梁。在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圈中，马克·斯洛尼姆、达·卢托欣等都曾发表评论，充分肯定高尔基的创作和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高尔基去世后，扎米亚京、阿达莫维奇、格·费多托夫、别尔别洛娃、尼·瓦连京诺夫、瓦·亚诺夫斯基等人也陆续在域外俄语报刊上发表评论或撰写回忆录，对高尔基及其文学活动进行评说，这些文章大都涉及作家在二十年代从柏林到索伦托的文学生涯。从高尔基这一方面来说，他不仅在域外生活的七年中与流亡作家们频繁交往，一九二八年初回国后也依然在一定范围内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原文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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