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斤澜的记忆碎片
文/李庆西
原刊于《上海文化》2019年5月号
林斤澜《舞伎》
我与上一代作家交往不多，比较熟悉的只是汪曾祺、林斤澜、茹志鹃、王蒙这几位。以前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时，经手的多是理论书稿和现代作家文集，另外自己也做文学批评，故而来往多的是学者和评论家。不过，上边说到的几位前辈作家跟我也多少有些工作关系。1980年代中后期，我参加过三次由茹志鹃主持的文学会议（两次在杭州，一次在嘉定），其中两次作为参会单位人员，与茹先生有一些会务接触。其他汪、林、王三位，我有幸做过他们书稿的责任编辑或策划编辑。
最早是作为汪曾祺《晚翠文谈》的责编。1987年，我和黄育海打算做一套作家谈创作的丛书，第一个组稿对象就想到汪曾祺。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汪老，本想通过《读书》杂志的朋友们联系作者。那天商量去北京出差的事情，社里分管副总编老徐说，你们不妨去找找林斤澜，他跟汪曾祺很熟，让他帮着联系一下，我给你们写个条子……原来，林斤澜是老徐的连襟（两位的夫人是姐妹），他们都是温州人。我们想，正好也将林斤澜拉进这套丛书，让他帮着联系汪曾祺倒是一带两便。
到了北京，我们按照老徐给的地址直奔林斤澜府上。
西便门附近有几幢新盖的高层住宅，林老家就在其中一幢塔楼里。我还是第一次走入装电梯的住宅楼，那时北京住宅电梯配有专司操作的管理员，一进去问你去哪个楼层，不让你自己乱摁。
林斤澜长相俊朗，双眸清澈而热情，眉宇间很有以前电影演员赵丹和孙道临的神态。那时他已六十出头，微胖的面庞自是显得和善，说话带点京中文化人逗哏的幽默。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原来以为他是冷峻而不苟言笑的长者，大概是从他作品得来的印象。他的小说有一种奇崛、深邃的风格，而且行文惜墨如金。黄子平兄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得自林斤澜小说《头像》描述的意象，子平兄出评论集时用它作了书名，我就是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心想林老就应该是一副沉思者的面容。
林斤澜见到家乡出版社来人很高兴，老徐给他打过电话，他表示会尽力帮忙。于是约定了时间，他把汪曾祺请来，我们来他家里谈。他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不妨多见几位，问是否也请邓友梅、刘心武他们一起来。这当然求之不得，林老替我们想的很周到。
育海得寸进尺，还想请林老帮我们联系王蒙，若是将王蒙拉进来，这套书阵容就相当理想了。林斤澜笑笑说，人家现在是文化部长，还是别去打扰他了。倒是建议我们去找找刘绍棠，说着便将刘绍棠的地址电话写给我们，却没说为什么不也一块儿请来。我和育海不大喜欢刘绍棠的东西，林老见我们有些不情愿，便劝说一番。他说，绍棠的文学观念跟我们这些人好像是不大一样，但你们既然搞这么一套书，不妨尽可能容纳各种意见，再说绍棠的人生经历比较独特，他的许多想法还是值得重视……
林老这番话说得比较委婉，事后想来，对我们的编辑思路实有多方面的教益。
约定时间是午前，我们早早就到了。育海向林老打听附近有什么像样的餐馆，打算中午请饭。林老说就在家里吃，他带我们下楼到附近几家副食店，买了红肠、叉烧、酱肘子几样卤味，还有馒头、面包等主食。他说在家里吃聊天方便。他家人口简单，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女儿白天上班，家里很清静。我们采购完了回到楼上，汪曾祺和刘心武已经到了，坐在客厅沙发上，听林老夫人谷老师弹钢琴。那天邓友梅没有来，好像说是去外地了。
不全是冷餐，还现做了一大锅热汤。汪老下厨露了一手，是用西红柿、蘑菇做的牛肉汤，味道很好。几样卤味切片装盘，摆上桌看着挺像样。每人盛一大碗牛肉汤。客厅的茶几太矮，不便就餐，过道旁边屋子里有一张书桌，正好做了聚会的餐桌。林老拿出一瓶内部特供的二锅头，还有一瓶葡萄酒。他不知道我和育海能不能喝白酒，特意作了两手准备。其实育海酒量很好，跟汪、林二老杯觥交错，一杯接一杯地干。刘心武和我小口抿着葡萄酒。趁着说话间隙，我将组稿意图说了一番。林老说，老汪这儿肯定没问题。汪曾祺掸一下烟灰，醺醺然地点点头。林老又说，心武你怎么样？你不是也能喝几口嘛……刘心武说创作谈这类文章他是写过几篇，但还不够出一本书，要慢慢积攒。林老便说自己这类文章也写得不多，恐怕还得积攒几年。转而说起过去单位里某人积攒工业券买缝纫机的事儿，现在想不起那个笑话包袱抖在什么地方，好像是说那人到头来也没攒够工业券。
刘心武的书稿后来一直没有拿到，不知是始终没攒够文章，还是让别的出版社抢走了。那时出版社与作者之间没有出版合同一说，谈好的书稿往往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就像麻将牌局中的“截和”，有些出版社专干这事儿。刘绍棠那本最后亦未兑现。遵从林老的意思，后几日我和育海去刘绍棠府上拜访，他住在西单府右街近旁一处四合院，室内室外摆满盆栽，恍然是“禅房花木深”的感觉。那天阳光明媚，刘绍棠兴致很好，他说自己正在研究唐传奇和明清小说艺术窍门，还真有许多想法。可惜那些想法后来也没有写出来。此番约稿，最顺利的就是汪曾祺那本书，我们回去不久就收到挂号寄来的书稿。林斤澜自己却是拖了好多年，他的书后边再说。
在那天的餐桌上，我第一次见识林老和汪老的酒量，他俩加上育海，一瓶二锅头很快就见底，接着又开一瓶。刘心武和我杯中的葡萄酒始终没下去多少。1980年代市面上没有像样的葡萄酒，不会喝酒的人只能拿它应付事儿。林老说起当年在老舍家里吃饭的情形，老舍家里有上好的葡萄酒。说到老舍写《正红旗下》期间的轶闻。可惜那时候我不太留意文坛上的前尘往事，许多细节都没记在心里。我问汪老，他那篇题为《星期天》的小说写的是否真事，那个姓赵的校长和一干教员是否实有其人，汪老仄着脑袋看着我，似笑非笑地反问：你说呢？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问得太傻。见我尴尬的样子，汪老大笑，说起当年他是在上海那样一个中学里教过书。刘心武将话头扯到林老的《矮凳桥风情》，那个系列短篇不久前刚由我们社出版，外界反响很不错。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无疑是林老创作的一个高峰。我对林老说，这就是现成的话题，您不妨多写几篇关于“矮凳桥”的创作谈，很快就能凑够一本书。林老摇头说，那没有多少可写的。以后我才明白，有些作家并不愿意就自己哪部作品来谈创作问题，倒不一定出于内心的谦虚，也许是不能或是不愿意像评论家那样去分析自己。林老大概就是这样的，他后来交稿的那部创作谈书名叫《短篇短见》，其中关于自己创作的，只收入三个小说集的序跋。
五个人这样吃着喝着聊着，很有些其乐融融的意思。1980年代的文艺“轰趴”比较草根化，却更有实质性内容。除了交流文学，还谈论政治，像我们这样外省来京出差的都亟亟打探京中消息。那时候物质生活比较简单，内心倒也容易捕获生活的欣悦。我们餐叙这当儿，林夫人在客厅里断断续续地弹琴。林老用碟子盛了一些红肠、面包，让我倒了一杯葡萄酒，给她送过去。她将食物搁在钢琴顶上，啜一口葡萄酒，又埋首琴键上。听不出弹的什么。普契尼？《冰凉的小手》？又换了一首曲子，弹着弹着还引吭高唱几声。这下我听出了，是《茶花女》里边的一首歌——
“让东方美丽的朝霞透过花窗，照在那狂欢的宴会上……”
林斤澜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过三本书：《矮凳桥风情》、《舞伎》和《短篇短见》。其中《舞伎》那本是我担任责任编辑。我们向他组约的创作谈尚未交稿，倒是先给了这本《舞伎》，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散文集。所谓“舞伎”，恐怕会让人想到日本的歌舞伎，其实完全没有关系，那是“五记”之谐音，集内按内容分作记情、记事、记地、记人、记文五辑。林老自己在前言中谦称，“舞”是舞文弄墨，“伎”是伎俩的意思。这样说来也有双关之义。汪曾祺在评论“矮凳桥”系列的文章里说过，“斤澜近年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搞文字游戏”（《林斤澜的矮凳桥》）。当然，汪老所谓“文字游戏”，乃以文字作为运思契机，并非贬义。《舞伎》不是小说，却也有汪老说的那种特点，即利用汉字的音形义，或是词汇的多义性，生发出种种艺术联想。书里“记文”一辑有十几篇，都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文字，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放在这本书里。其实加上这些篇什，他谈创作那本书早就攒够了。他不是没有这类文章，那时候在《读书》等杂志上读过他的《〈孔乙己〉和〈大泽乡〉》、《回想〈奔月〉》诸篇，都是很有启悟的文字。林老对现代文学大师们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后来我才明白，林老对于自己谈创作这本书有专门话题设计。他的书名叫《短篇短见》，即限定于探讨短篇小说创作。像他在《读书》发表的谈老舍戏剧创作的《思前想后》，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碍于体例就没有收入这本书。林老一生经营短篇，其苦心孤诣皆凝聚于此。
谁知《短篇短见》竟延宕了八年才交稿，迟至1996年4月出版。遗憾的是我未能成为这书的责任编辑。之前育海已接替老徐担任副总编，不做编稿的案头工作了，按说应该落在我手里，但林老书稿交来时，我和编辑室同事们正陷身几套大部头文集中，一时腾不出手。结果是已经退休的老徐揽下这活儿（出版社找退休老同志编书亦是常例）。
我和育海策划这套作家创作谈丛书，历时八九载，到头来只出了汪曾祺《晚翠文谈》和林斤澜《短篇短见》这两本。作为丛书的策划思路很失败，仅出的这两种却很有价值。
那天，就是在林老家聚会那天，还有一个插曲。我们跟着林老下楼去采购食物，走过一座桥，对面相向过来一老者，林老迎上去打招呼。那人比林老更年长，面相有些憔悴，手里拎着带木制提攀的老式布袋，好像刚从菜市场回来。林老对这老头很恭敬，两人聊了好一会儿才分手。我和育海在旁看着，都不知这人是谁。走开了，林老又回头看一眼那人走远的背影，告诉我们，那是翻译家汝龙——你们读的契诃夫小说都是他翻译的！我和育海不时回过头去，直到那踽踽而行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
契诃夫。短篇之王。我立刻想起汝龙翻译的平明版和新文艺版那些短篇集。在我们早年的阅读中，契诃夫占了不小的分量。以前能够找到的契诃夫短篇我都读过，这翻译家的名字直是如雷贯耳。林斤澜说起汝龙，话音里都带着一种敬意。
在《短篇短见》那书里，林老扯“本行手艺”，拿来做例子的常是鲁迅、莫泊桑和契诃夫，当然还有汪曾祺。如今按刘心武的说法，林斤澜自己就是“短篇圣手”（《影响我最大的十个作家》，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6日）。
后来终于给王蒙的书做了一回责编，那是1990年代初，王蒙已经不当部长了。那几年王蒙提倡“作家学者化”，在《读书》杂志开了一个“欲读书结”的专栏，我觉得那些文章很有意思，便想做一个集子。《读书》杂志的吴彬女士带我去东四南小街王蒙府上叩访，事情谈得很顺利，王蒙很快交了书稿。但我自己社里发生了一些变化，社长调到深圳海天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把我和育海策划的一些选题带到那边去了（包括王元化的《清园夜读》等）。结果，王蒙这本《欲读书结》1992年在海天出版社出版，这书从组稿到案头是我一手落成，但责编署名是该社复审编辑（按现今通例，社外编辑可署“策划编辑”）。
后来又去过王蒙家里，有一次他留饭，聊的时间不短。他问我，至今还在写作的老作家里边，你喜欢的都有谁？我不假思索回答说：汪曾祺、林斤澜。还有呢？我支吾着不知怎么说（其实我关注的更多是同代作家）。王蒙说，你这口味也忒高了。他语重心长地劝导说：作为评论家，视野是否还可以更宽阔一些？在他看来我有些挑食。他说，局限在一个点上，不太容易把握整个潮流。我说，汪和林并不在一个点上。这种申辩当然可以说出许多理由，但王蒙不跟我讨论汪和林的分际。后来我认真想过王蒙说的这个问题，一个真正的评论家，大概应该是像他说的这样。只是我对自己不敢有更多的要求。
其实，我只写过一篇林斤澜的评论，就是《矮凳桥风情》出版不久，写了《说〈矮凳桥风情〉》，发在《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6期）。评论汪曾祺的好像也只写过一篇，就是发在《读书》上的《野凫眠岸有闲意》（1989年第9期）。
喜欢是一回事，真要做评论和研究，我怕喜欢二字把自己拴住。
好像是1988年春天，林老来杭州住了几日。老徐叫上我和育海，陪他玩了一天，我们去了虎跑和六和塔等处。那次与林老聊的比较多，他看过我评论“矮凳桥”的文章，我吃不准自己对他作品理解是否有偏差（那时尚未流行“误读”这词儿），问过他几遍，他都没说什么。林老有一个本事，就是随时都能很轻松自然地将话题转移开去。他只是说，文章里对他和汪曾祺的比较有点意思。现在找出那篇评论，看到有这么一段话——
林斤澜跟汪曾祺算是老哥们了，但他俩写小说路子最不一样。汪曾祺写故人往事，态度平易恬淡，对旧事物的叙说中有古典的境界，更不乏指向未来的现代意识；而林斤澜则取材眼前的潮流，风格有些云谲波诡，写新生活却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沧桑感。如果作一个粗率的概括，一者是从过去看今天，一者是从今天看过去。倘若将他俩作一番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意思。在他们目光相遇的地方，想必是人生最能彻悟之处，涅槃妙心，同归一揆。
我喜欢1988年。那年先后与林斤澜见过三次。夏天，我和育海策划编辑的“学术小品丛书”（第一辑）出版了，到北京搞活动，借欧美同学会大厅举办冷餐会。那回来了一两百人，老一辈学者有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陈原、龚育之等人，作家里边林斤澜是最年长的。那天我和林老坐在一处，座中还有法国文学专家郭宏安。桌上没有红酒和咖啡，大家呷着北冰洋汽水，就着面包、沙拉，谈论文学。郭宏安说起加缪一部什么作品，林老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就像一个小学生。
那一年，林斤澜出任《北京文学》主编，举办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汪曾祺小说讨论会。林老知道我喜欢汪曾祺，来信把我叫去了。大概是初秋季节。与会者仅二十余人，会期只是一整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会场借用朝阳区一所中学的会议室。那天子平兄也在，还有季红真等人。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汪老跟我说，你写斤澜那篇评论我看了，袁相舟那个人物分析有道理，不过你好像没敢往深里写……我说，不是不敢，我实在没有把握。汪老莞尔一笑，表示理解——说的也是，斤澜有些东西我也是琢磨不透。
汪曾祺1997年逝世，十二年后林斤澜也走了，相继辞世的老人带走了一个时代。不过，二者身后的境况大相径庭。这些年汪老可谓声誉日隆，林老却不常为人谈及，多少显得有些寂寞。此中原因未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有人归咎于林斤澜没有长篇小说。这并不是可以忽视的理由，汪曾祺也同样不著长篇，更何况鲁迅、博尔赫斯那样的大师亦以短篇行世。我想，恐怕还是阅读理解方面的障碍。
许多人都注意到林斤澜小说的怪异。那种怪异本身也怪，因为并非出于当时流行的各种现代派手法，好像不能用现成的理论去解释。
林老问起过评论界的一些情形。你跟上海那些评论家很熟吧？跟程德培也常有交流？我说，他们现在感兴趣的是马原和残雪。
其实，程德培兄早在1980年代初就关注林斤澜的创作。早年他和吴亮编纂《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那里边就收入林老的“矮凳桥”系列三篇。德培自己有好几篇评论林斤澜的文章。他在文章里一方面强调林斤澜作品贴近生活的取材特点，一方面指出作者如何有意拉开“距离”，营造“冷色”效果。这种贴近生活的“距离”，又偏是从“冷色”中提取热度，自然是悖论，却也带来叙述的张力（《此地无声胜有声》，收入《小说家的世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或许，这是解读林斤澜的一把密钥。
当然，一定还有其他门径。
德培还说，“曾有人预言，待若干年后人们冷静地回过头来，重新评价这段文学史时，林斤澜的小说将会受到重视”。这大概是德培自己的预言，但我相信他的眼光。
2018年7月6日记于杭州
李庆西，1951年出生大连，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原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任《书城》杂志执行编委。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三十余年。著有小说《不二法门》《大风歌》等，评论研究著作《文学的当代性》《话语之径》《老读三国》等。
上海文化
Shanghai Culture New Criticism
2019年 伍月号
目 录
本刊观察
来颖燕 我们是否还在原地——从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谈起
方法与文本
周紫薇 回忆装置、动力空间、权利博弈及渐进的演变
——试论孙犁风格的形成及其转换
张春梅 苦行者与高温下的写作——红柯《太阳深处的火焰》及其他
刘 火 纪念地诗歌的空间与陷阱——一种诗歌类型批判
专题
黄子平 汪曾祺林斤澜论小说
李庆西 关于林斤澜的记忆碎片
汪广松 苦心经营的随便——林斤澜小说的结构
诗与思
欧阳江河 反词· 开耳· 形态——谈诗歌的记忆与形式
视野
海伦·文德勒 / 叶美 译 阴阳的分界，锋利的言说——评艾德里安娜·里奇诗集《沉入残骸》
维克多·普里切特 伊丽莎白·鲍温 格雷厄姆·格林 / 孙传钊 译 为什么写作？——三作家书简
阅读札记
李 炜 袁秋婷 译 译——推开波斯诗的大门
包慧怡 羊皮纸边缘起舞的歌者——漫谈中古英语抒情诗
许小凡 “边下地狱边体会道德”：罪人、诗人和圣徒艾略特
上海文化
《上海文化》（文学批评版）双月刊
关注当代中国文学，接通古今中西视野
重视批评文体特质，延续同仁刊物理念
主 编 吴 亮
地 址 上海市巨鹿路675号（200040）
电 话 021-54039116
电子邮箱 xinpiping@163.com
每期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60元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国内邮发代号 4-785
出版日期 单月20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