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西化之路”主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施行：（1）在技术、社交的层面，引进和吸收现代思想和制度，比如戈内斯特所说的宪政性的“法律文件”；以及（2）适应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以发挥其潜能，这些传统文化和制度，用戈内斯特的术语说，就是“民族精神和能力”。
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
【美】马里乌斯·B.詹森 主编 王翔 译
日本的“西化之路”
东京大学 平川佑弘 著 若林正 译
尽管日本从来不是一个像“锁国”的字面意义所形容的“封闭的国度”，但它确实在19世纪后半期从200多年实质上的“锁国”状态中惊醒，将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现一个目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努力本身比其他东西都更有说服力地证明日本转向了西方，就像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观念在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所已经显现出的那样。从经济方面来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已经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国家；从社会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国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公众对政治的参与通过一种法政秩序的议会制度而结构化。不论以哪种标准，一个国家的这些特性在起源和本质上都是完全西方样式的。
在德川幕府时代并没有发现这些显著的特征。19世纪的日本社会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它的经济建立在依靠人畜动力进行生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机械作为其动力来源。确实存在着一个实力雄厚的资产阶级，他们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经营，却被排除在参与政治决策之外。德川幕府的政治结构由一套官僚机构所组成，这个官僚机构代表着封建特权阶级，在理论上通过调节互不相容的封建制度和将军专制政体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运行。但由于日本文化的高度同构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个人作为“国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观念是陌生的。
面对一个以西欧为代表的明显更加优越的“文明”，日本在国家对外开放（“开国”）后所面临的任务是实现现代化——把自己整合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央政府，培养官员管理运行这个国家，创建了一个基于全民征兵制度的海军和陆军，组建了法制系统，培育资本主义，废除封建特权，贯彻实施“四民”平等，巩固加强教育系统，改良自己的风俗习惯。
大久保利通（1830—1878）也许是对制定这些目标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在明治初期的几个年头，他是执行维新政策的核心，控制着真正的政治权力，是明治时期最初十年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人。与他的长州同事木户孝允（1833—1877）相比，大久保利通显得较为保守，不愿意为追求现代化而牺牲传统。一天，在大阪附近的海边，大久保利通凝望着土地上仅剩下的树桩而备感沮丧——一片曾因风光绮丽而闻名遐迩的小松树林，由于他极力支持的“殖产兴业”政策，已经被夷为平地。感觉到需要告诫地方统治者为这种反应迟钝的行为负责，他写下了诗句，大意为：
在Takashi 海边的松树，
尽管负有盛名,
也终究免不了受到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的蹂躏。
然而，即使是大久保利通，也认为日本所奉行的“文明开化”政策与西化是同义词。显然，他坚信西方列强是文明的化身，他在书中写道：“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传播‘文明开化’的学说, 而他们一无所缺。从今而后，我们在这些方面必须效仿他们。”
有一件对这一过程富有启迪作用的轶事，可以明确表达明治宪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通过引申日本社会内部的先决条件这个更大问题，来影响、协助和引导效仿西方榜样的过程。
1883年，作为这部未来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伊藤博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欧洲学习西方多个国家的宪法。由于明治政府或多或少已经决定了模仿普鲁士的宪法，伊藤博文和他的代表们首先去柏林拜访法学家鲁道夫·冯·戈内斯特（1816—1995），听取他的建议。戈内斯特的建议令他们感到心灰意冷。他告诉他们，之前几年，在俄土战争之后，保加利亚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发展起来的独立和半独立国家之一，也曾就设计宪法的问题向他寻求帮助。尽管戈内斯特所有的同事都因缺乏对于那里国情的了解而受到限制，仍有一个法律学者自愿前往那里，并预想在6个月时间内完成一部宪法的设计，这个设想引来了轻蔑的嘲笑。然而正如他所言，此人实现了他的豪言。但在他返回柏林之后，却激起了他的同行更大的嘲讽。“毕竟，就像在一个青铜器皿表面涂上金色的油漆一样，它能持续多久？”
接着，戈内斯特向他的日本客人作出了如下建议：
我非常感谢你们始终选择来德国作为你们的使命。但不幸的是，我对于日本一无所知，并且从来没有研究过它。让我首先来问问关于日本的情况，日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日本的礼仪与风俗，日本人民的情操，以及日本的历史，等等。需要澄清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接触，接下来我会对这些做出思考，并且向你们提供一个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的答案。
简而言之，戈内斯特一开始就坦率地劝告伊藤博文，只有那些拥有一定程度潜能的国家，也就是说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提升，才有能力创造出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在没有获得这必不可少的能力之前，从事这项任务的结果只不过是得到一张经过煞费苦心润色的纸张而已。然后，戈内斯特暗示：以日本的情况而言，起草一部宪法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伊藤博文，这个弱小的、落后的东亚国家的来使，面对此刻实力和荣誉均达到顶峰，并且确信它所拥有的优势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无人能及的欧洲文明，听到这种直率的回答感到沮丧无比。著名柏林法学家的言辞为何未能让东亚人和欧洲人听起来都真实可靠呢？
然而，倘若正如戈内斯特所言，宪法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骨架，那么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文件。如果宪法确实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国家功能的尺度，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确实在19世纪的日本出现这一事实，则表明“日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日本的礼仪与风俗，日本人民的情操，以及日本的历史等”这些东西确实起到了某些作用，促进了基于明治宪法的一个全新形式国家的诞生。尽管表现出种种差异，而且确实相当激进，但日本的西化过程表明，这个时代的日本与西方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日本的“西化之路”主要在两个不同的层面施行：（1）在技术、社交的层面，引进和吸收现代思想和制度，比如戈内斯特所说的宪政性的“法律文件”；以及（2）适应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以发挥其潜能，这些传统文化和制度，用戈内斯特的术语说，就是“民族精神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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