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毓方
平躺在华贵典雅的绿丝绒上,神色睥睨地眺向时光深处——他就是普希金。不是真人,是他的自画像。寥寥几笔,勾勒出他风流的卷发、倜傥的络腮胡,以及忧郁而又桀骜的神色。其下是郭沫若的题签“普希金文集”。更下,印着“时代出版社”。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
布脊,精装,大部头,这是书籍中的贵族,待遇自然特殊,它没有和众多平装书一起插在架上,而是享受与古籍珍本、伟人宝书同等的尊荣,搁在付款台旁边的玻璃柜内。你要看,得让营业员从后面拉开柜门,取出。于是,你下意识地在衣裤上擦擦手,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摊开在柜台,先从目录翻起,一目十行,不,一掀十页,迅速浏览一遍。然后,回过头来,翻到版权页,看一眼定价——这是至关重要的,买,还是不买,或者什么时候买,往往取决于这一眼。
我是想买。
此前,在我因病休学一年的期间,已经接触过普希金,而且一见钟情。比如他的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比起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岳飞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更契合我的心境。那册诗集是从图书馆借的,早已归还,我仅抄录了几首。现在遇到他的文集,诗歌而外,还收录了剧本、散文、传略、评论,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极想据为己有。
然而,看了定价,心陡然凉了半截。标的是“一元八角一分”,这个价格,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连一瓶矿泉水也买不到,倒回上世纪五十年代,却几乎是我一学期的学费。
我开始攒钱。父母给的零花钱,每月至多一角两角,够我看一场电影,再买一份烧饼油条。指望省下它买书,遥遥无期。这时,那时,恰好值初二的暑假,一位大我两岁的街坊,拉我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活计是扛钢筋,卸水泥,说好了,每天三角钱。我欣然接受,为了那本《普希金文集》,我干。一礼拜后,工作结束,那位街坊请我吃了一碗阳春面,告诉我,老板赖账,说好了的工钱,一分未给,人也躲起来了,找不着,等等再说。
这一等,就没了下文。我很失望,我明白受骗,究竟是受老板的骗,还是街坊的骗,我不说,也不去想。自我安慰,你不是做作家梦么,就当是一次生活体验好啦。普希金有言在先:“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若干年后,等我真的成了作家,我在一篇回忆中顺便提到了这事,不过,我说了假话,我说我用那笔打工的所得,买下了《普希金文集》。之所以撒谎,是因为我从没见过那老板,事先没有,事后也没有,我怎么能武断地认定是他欺骗了我。而那位街坊,后来成了我的粉丝,人前人后以我为荣。我宁愿相信他当初说的是真话。对待朋友,不能心存芥蒂。
当然,也是因为还没到“坦白从宽”的年纪,我不想抖搂出筹集资金的真相。
现在是到了可以坦白的时候了。
2019/12/01
卞毓方先生参加全国妇联大会
打工被骗,对《普希金文集》的渴望愈加强烈。既然正路走不通,我就开始打歪主意。说来惭愧,我打的主意竟然是监守自盗。祖父去世,老人家留下了半柜子的铜板,算是留给祖母的遗产。我从上学起,就一直睡在那木柜上,就是说,一直把那些“光绪元宝”、“大清铜币”、“共和国纪念币”之类压在身底。铜板不讲话。我的眼里也没有它,小时候玩斗铜板,什么红的、紫的、黄的、白的,都玩个遍,有时拿它打水漂,在家旁边的小河,铜板擦着水面往前飞,有的飞到半路沉到水里,拉倒,有的一飞再飞连续弹跳七八次,成功漂过河面,急忙跑到对岸捡回,当宝贝似的收藏起,如同珍藏一个好运气。
现在呢——我说的是那天夜里,铜板仍然不讲话,但我听见它们在活动,一个碰响一个,似乎在传递信息,顷刻,一个开始逃跑,一个在后面追,逃的气喘吁吁,追的大汗淋漓,逃的终于逃走了,站在远处哈哈大笑,追的无奈停下脚步,说,你小子,有本事过来。怎么?铜板竟然开口说话?梦醒了,我掐了一下大腿,疼,证明我的确醒了。梦境却仍在继续,说明我实际上似醒未醒,处于迷糊恍惚的状态——这是我事后悟到的。我听到,不,看到,铜板不再你追我赶,而是双双转过身来,对我喊话。它们说,啊不,它说,我认出是那一枚逃跑而又站住了的铜板:你不是需要钱用吗,我们铜板本来就是钱,现在虽然不当钱使了,但仍然有一定价值,你抓几把卖到废品收购站,管保能换回《普希金文集》。
天亮后,我就听了铜板的话。柜子本来没有锁,若说锁,锁就是我,我已当了多年的保管员。趁家人外出,保管员自己作案,我掀开柜面的一块板,抓了两大把铜币。
《普希金文集》就这样买到手了。到手之前,还有一个插曲。我半年前看过它的版权页,记准定价是一元八角一分。铜板卖了一元五角,七凑八凑又添了三角一分。兴冲冲跑去新华书店,这手交钱,那手取货。
营业员数来数去,提醒:“还差一分钱。”
我说:“不是一块八角一吗,正好。”
营业员说:“是一块八角二。”
“不会吧,”我说,“我看过它的定价,是一块八角一。”
营业员回答:“那是上一本,被人买走了。这是新进的书,贵一分钱。”
唉,一钱憋倒英雄汉,为这一分钱,还得回家拿。恰巧,出门碰到了同学曹如璧,他家就在书店斜对面。我跟他借一分钱,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赶忙从兜里掏出那一沓钱,全是纸币,告诉他,买书,就差一分钱。曹如璧跟我走进书店,帮我补上那一分钱。书到手,他打开版权页,指给我看,这书是四七年上海初版,五四年北京修订再版,五七年十一月第九次印刷,定价一元八角二。他说:“你上次看的应该是第八次印刷,重印一次,只加了一分钱。”
……
顺便说一下,六四年八月下旬,我刚刚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旧书商闻讯登门,要买下我的高中课本和全部藏书。“横竖你也用不着了,”他说。我说啥也不卖,这是我身上的肉。他连续登门三次,“不卖,就是不卖!”我一次比一次坚决。动身赴京前,我把所有的课本和大部分文学书籍,打成捆,搁到里屋等闲人瞧不着够不到的顶棚。谁知,我走后没几天,旧书商三花两绕就把我父母搞掂了,以收废纸的价把它们统统买走——如今想起来,心头还在隐隐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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