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小说家，1969年生于上海。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标本师》《乞儿流浪记》《裸露的亡灵》及四卷本文集《夏商自选集》。
关于夏商的对话与评论
作者：夏商 严彬 陈晓明
答严彬和'凤凰读书'问
☘ 为什么那么喜欢做饭？
做几道喜欢吃的菜，是对自己和家人的犒赏，有些人觉得做饭麻烦，用方便面打发自己还觉得节省了时间，我觉得糊弄谁都不能糊弄自己，工作赚钱，不就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一些。另一方面，任何手艺都是一种自由，比方说我去澳大利亚或美国，很难找到心仪的中餐馆，下厨做一桌江南口味的菜，可以缓解味蕾的乡愁。
☘ 说说你热爱的生活吧？
极简，不需要多余的器物和衣服，讨厌复杂的人际，偶尔跟知交喝喝小酒。
☘ 你日常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更多的时间，躲进小屋成一统，看看书，慢腾腾写小说。膝盖好的时候，喜欢跑步和去健身房，最近膝盖好转了，可以恢复锻炼了。一年在家做超过300次晚饭。
☘ 作为作家，你受过哪些人与事的影响？
从同行的角度，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玛格丽特·尤瑟耐尔是我喜欢的作家，此外，也喜欢纪德、加缪、道克托罗、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等作家，用中文写作的同行中，胡适是我最尊重的知识分子，写《秧歌》的张爱玲非常好。
☘ 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如何开始一个小说的写作？
算是比较职业的状态，每天写一点，中间去做饭拖地洗衣服，算是写累了的调剂。因为有些畏光，不爱在阳光下写作，喜欢比较柔和的灯光，写作时喜欢安静，背景音乐也不听。
☘ 最近在写什么？
最近要出一套新文集，因为短篇小说卷都是旧作，所以新写了三个短篇，分别给了《江南》《鸭绿江》和《南方文学》，手头有部大长篇已写了三年多，估计还要写两年吧。
☘ 你最欣赏自己的品质是什么？
一，践诺，承诺的事就去做，做不到的事就直接拒绝。二，眼里不揉沙子，不怕得罪人，有时还故意得罪人，以使傻*从生活中剔除出去。
☘ 最近关心什么新闻？
只关心'你懂的'新闻，对私人八卦没什么兴趣。
☘ 什么是你厌恶的？
未经公民授权的公权力，以及公器私用。
☘ 你想对一百年以后的读者说些什么？
一百年以后地球上可能是半机器半肉体的超级人类了，作为一个智力远不如他们的前人类，我觉得没什么跟他们好说的。
夏商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
妖娆地展现弱势群体
——评夏商的《乞儿流浪记》
陈晓明（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乞儿流浪记》讲述一群底层劳动者混乱不堪的氓流生活，小说从一场地震灾难开始，一个长着尾巴的女婴出世具有象征意味，在小说后来的情节发展中，这个长尾巴的女婴被命名为鬈毛，她无疑是苦难生活的全部聚集，其程度超过《雾都孤儿》中的奥列弗，她像个精灵或鬼魂一样在故事中四处游荡，使整部小说充满了诡异怪诞之气。她历经磨难，经受无数的凌辱践踏，她的存在无疑是折射出生活最丑恶的那些面目和本质。来福并不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但他与鬈毛一度相依为命，使髦毛的生活还透示出些许温情。随后是一批鲁蛮险恶质朴粗鄙家伙相继登场：阿旦、赵和尚、王老屁、蔫耗子、黑杠头、国香……这些人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流氓无产者的队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十足的“弱势群体”。生活下去对于他们成为第一要义，但绝对没有悲壮感，只有本能。凭着本能活着，干点事情，就成为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整部小说并没有明确的贯穿始终的故事，它主要是由一系列随时发生的事件与行动来推动故事发展。在本能支配下的生存行动主要以铤而走险的方式推向极端，生活在极端贫困的边缘就是生活在危险的边界，当希望失去之后，就不再有仁慈发生的可能性。于是残忍、仇恨、报复、凶杀、犯罪就成为生存活动的基本样式。夏商令人惊愕的笔触不再把他们写成一群可怜虫，而是一个个自以为是、无法无天、无所畏惧的亡命徒。他们是恶棍、凶汉、泼妇、地痞、无赖组成的敢死队，虽然没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但有视生命如草芥的胆量。夏商对这些人的心理性格的把握出奇的敏锐，个个性格鲜明，怪癖突出，他们动作鲁莽无不显得可笑，行为草率却充满了乐趣。反讽与黑色幽默流宕在叙事的各个环节，使整部小说的修辞性叙事具有饱满的张力。小说后半部分的篇幅描写国香办起了窑子，这使小说的叙事找到了一个停顿的场所，这个场所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其停顿也显得有些呆板，夏商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个寓言性的效果才做此选择。这个窑子成为传播病毒的一个超级场所，在这里，女人出卖肉体，男人施展凶恶，灾难与祸害四处横行。这些人最后都死于非命，只有鬈毛，经历过致命的疾病，大难不死，脱去了那个尾骨，获得新生，“如同一个来自风中的传奇，一朵吊诡的蒲公英”。这是一段惨烈绝望的人生，象是一种寓言，也是一种谕示，最后透示出的希望，指向了茫茫人海的城市，这是乡土中国的“弱势群体”历经所有的磨难唯一可以逃奔的去处。
《乞儿流浪记》就是这样一部小说：用语言的华丽外衣去包裹丑陋的身体。夏商花费那么多的修辞，那么多比喻与形容，象征与隐喻，目的是为了强行把高浓度的文学性品质挤进弱势群体，挤进中国本土原生态的生活。尽管用“丑陋”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对象，有歧视底层劳动人民之嫌，但夏商这部小说确实是把底层的生活状态推到丑陋的极端，“审丑意识”与对语言的千锤百炼这二种绝对偏激的处世态度，在这部小说中相遇并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是令人惊奇的文学行动。 “审丑”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举措，不过是很长时间以来已经销声匿迹的现代主义死灰复燃而已。早期的现代主义者如波德莱尔、艾略特就热衷于描写“死亡”、“裹尸布”等东西，而批判现实主义笔下的流浪汉经常扮演主要角色，中国先锋派小说家如余华前期的作品也热衷于写作丑陋病态与暴力混合的人类生活。书写“丑恶”在很大程度上是先锋派的行为，在把生活撕碎的场景中，看到生活最令人绝望的时刻，由此去展现人类生命存在的极限状态。夏商这部小说显然可以划归在先锋派名下，他把已经断裂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先锋派的语言实验及其对存在绝对性的探究顽强连接起来，这是对已死的一种文学传统和记忆的唤醒，它的矫枉过正无不透示出末路英雄的倔强。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日溢高涨的新“主旋律”。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唯一达成的集体共识，原本分裂的主导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民众诉求又一次重新粘合。在文学界，描写底层劳苦大众的作品也骤然增多，悲悯与同情慷慨地从笔端流出，流向人民大众的心田。已经不用怀疑，一种“新人民性”正携带着新的审美伦理在当代文学中展现。在这一纲领底下，中国终于有了名符其实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本土化文学。事实上，这一新事物的诞生，并不是作家们突然间大彻大悟，也不是“新左派”思潮深入人心，它依然是文学群体边缘化的自然延伸。作家群体不再能以高大的历史主体姿态反观现实，或者以充沛的人道主义激情抒写悲悯情怀，而是以更加单纯的写作者的立场，以更加单纯的文学性视点看待普通民众弱势群体，没有把他们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语词接近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时刻，去展现生活的文学性意味。这依然是在回到文学本身的路上，当代文学的 “新人民性”具有了审美伦理的内涵。中国文学的本土性，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弱势群体，可以享用文学语言的盛宴，它使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成就，可以不再有障碍地推广到中国本土原生态的生活中去。在这一意义上，夏商的“语言妖娆”无疑是一次果敢的亮相，一次公开的宣誓，它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突然开启的一片妖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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