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老北大出版组(部)
白化文
白化文先生
作者简介：白化文，1930年8月27日生，北京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任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委，《敦煌学大辞典》编委，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多年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有关佛经、佛寺与佛像的问题、敦煌遗书目录和敦煌变文的问题及文学目录和宗教目录的问题的研究有深厚造诣。已出版著作30余种，发表文章60余篇。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家移居东城翠花胡同8号，斜对门16号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距离北大一院与三院也都不到半里地。先母自北城南锣鼓巷板厂胡同迁居来此，目的明确，即希望我们兄弟亲近北大，在外面先受点熏陶，以便将来入北大求学。先母鼓励我读文科，说： “你身体不太强壮，想象力不如理解力，笔头儿也慢，可以往古的方面发展，争取将来在大学里教书。让你弟弟读理科吧。”后来，按先母的预期，我们兄弟均出身北大，一文一理，也都取得高级职称，我也凑合着在北大教书了。但这些都是后话，先母弃世时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她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的。人子之痛，曷其有极!
且说，我按先母的安排，先熟悉北大。北大那时仍贯彻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门户开放，出入无阻。我常去我家斜对门文科研究所，认识了门房和一位整理明清档案的于先生。也去红楼和北楼，听过几次课，特别是听讲座。到1950年我进北大，已经很熟悉门径啦。
红楼历来是北大的象征，矗立于一院之前，正对南门大门口。大门内侧，东西各有平顶房一大间，西为传达室(至今还是文物出版社传达室)，东为出版部(组)售书处。
北大红楼
售书处内有一大柜台，内外置有大书架几个，堆有数十年积存的各种北大自印讲义。有钉成一本一本的，也有散页。奇特之处，在于散页可以自己挑选，要哪页均可，按页零售。还有校刊，杂志，哪年出版的全有，散页的也零售。我亲眼所见，1945～1951年，直至“三五反运动”以前，这样的售书情况可说毫无变化。据我判断，大约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是这样。对之有时间停滞的感觉。例如，鲁迅先生在北大授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简称“小说史”，不叫《中国小说史略》)，我入校时还有散页，不一定能配全。其内容与后来正式出版的不完全一样，似乎是最早的一种稿本。后来正式出版的似乎也有过起码一次增补。那么，这部书最少有三次经修改递增的本子了。我买了几页作纪念，“文革”中惜未留存。
售书处内备有简要书目，从20世纪30到50年代初，各个年代的，有那么十多种，内容大同小异。随意自取，不收费。我原有多种，“文革”中亦散佚。现将1935年年刊《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中附载的一种揭载于后。我在1950年见到的较新的书目约较之多一倍，这里面登录的，1950年差不多全有。只是，那著名的《北京大学丛书》中的名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著，本校讲义本1．20元。卷下从未印出，大概是没有写出来)，《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著，本校讲义本0．60元，正式出版本0．64元)，都下架了。代以老讲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根本问题》。此二书均为哲学系老教授杨昌济所著。杨老先生粹然君子，当时在北大极有威信。1918年10月，举荐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经李大钊主任同意，任报刊管理员。杨老103先生旋即于1919年1月17日在德国医院逝世。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先生为之理丧。此后多年阒其无闻。这次又摆出泛黄的旧书，我很久以后才恍然大悟其中奥秘，也就很佩服出版部诸执事的揣摩工夫了。
我在北大工作多年后，接触到一些书刊与档案材料，综合所得，简述院校调整前的北大出版部(组)情况如下：
最早的北大讲义，由图书馆属下的“收发讲义室”负责印刷、管理、分发等事宜。1918年3月，校方公布：“本校印刷品日渐增加，现特改‘收发讲义室’为‘出版部’，仍隶属于图书馆。以李振彝为该部事务员。”实际上只是改换名称，表示校方重视而已。工作人员只有一人，隶属不变。可这究竟是新的开端，说明学校重视自己的出版事业了。
北大的出版事务繁重，断非一人所能了。到1920年，出版部就划分为讲义课、售书课两部门，而且起码有三位职员了。同时开始向商务印书馆订购印刷机器，慢慢地越来越壮大，1929年经由“大学区”阶段恢复为“北京大学”以后，出版部改为出版组，完全脱离图书馆，改由校长直属的秘书处直辖，下设印刷股、讲义股、售书股三股。从此机构定型。后来或称股，或称组，或称部，还是干的那些个事。极盛时代，雇工约百余人，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大型印刷发行机构，还承应校外印刷业务。
拙见以为，1919～1926年，是北大出版部的开创时代；1929～1937年，则是黄金时代。它有哪些业务呢?
必须首先提出的是，它影印了许多外文的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学，特别是其中的理科以及工、医、农各科，大量采用外文教科书，并指定外文主要参考书。连一些高中的数理化甚至外国史地，也用英文课本。文科中的外文系科与经济、政治等科，凡与洋人的事情有关的课，必然用外文书。这些书籍价格昂贵，而中国又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受约束，所以北大出版部大量翻印，品种繁多，不但供应本校师生，还批发给内陆省里的公私立各大学、高中，极受欢迎。“本校之出版品，年来骤形增加。其蓬蓬勃勃之气象，不特为国内之重心，亦为世界所瞩目。”(引用《北京大学日刊》)其中潜台词，您就想一想吧。因树大招风，怕职员们控制不住局势，1933年，校方认为：“出版组在各大学中历史最久，而规模较为宏大。印刷机、石印石各有七八副，均用电气转动。工人近百人。年来影印西文书籍甚多，并承印校外专著，杂作不少。其工作效能极为可观。然内部管理较为散漫……改组出版组，另设出版委员会管理之。”(档案)企图以“教授治组”的方式，从出版书籍的内容方面加以“学术化、规范化”。岂不知，一则，教授们哪有太多时间，开几次会，提点建议也就罢了。二则，职员们的外文书目，包括一部分样书，均系教授(包括校外学术界)提供的。三则，大利所在，“利息巨万”，制止不了。设立此会，对外掩人耳目，平息流言，自己再掩耳盗铃。不过，出版组从此更加暗中运作，对外讳言这些事。因此，到现在，许多人还以为北大出版部专印本校讲义，实则非也。现在讲出版史，商务印书馆自是解放前影印外文书籍的老大哥。它可一直是公开的，有时还取得外国人的同意(如《威伯斯特大字典》之类)。它的这部分书目也公开做广告。北大则比较隐蔽，自己不出公开书目，更不做大量公开广告，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较少被人提到。那么，外校和外地的人，是如何知道北大影印了什么外文书呢?原来，有每年出版并更新一次的《北京大学一览》，内容按系科课程排列。每种课程均有简介，后附参考书目。一看便知。实为变相售书目录广告也。
老北大出版部出版的书封三所
载本部出版书籍广告(1933年)
当然，北大出版部的正经活计，还是以印刷本校书刊为主。它的最大贡献也在这方面。约言之，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它的成就：
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许多后来的名著，其初稿都以此种形式在北大印刷过。窃以为，这是出版部的光荣，是它为学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上光辉的一面，必须大书特书的。如前引鲁迅、胡适、周作人的三本书，其定本后来均在正式的出版社出版。鲁迅先生的书是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胡适、周作人的书均列入商务的“北京大学丛书”，当时声誉很高。再有，如也列入“北京大学丛书”的，有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列入“新潮丛书”的，有蔡元培先生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注意：“新潮”是“文艺复兴”的另一种译法，不是我们当代所谓的“新潮”)。此外，如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吴梅的《词余讲义》，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黄节的《诗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等等，后来俱成名著，其发轫均在北大讲义中。但须注意：北大讲义多为其初稿，文物与版本价值超过阅读价值。
再有北大出版部(组)出版过许多报章杂志。但须注意：这些报章杂志常前后变换出版机构，有时，只有某一段时期是在出版部(组)出版的，不可把功劳全算在出版部的账上。但是，即使非本部出版物，只要是与北大有关的人编辑出版的，售书处也往往乐于代售。本校代表性报刊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还有《歌谣周刊》等均是。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歌谣周刊》。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俗文学刊物，地位重要。它又截然分成前后两阶段，二者风格大有不同。前一阶段，主办者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常惠、顾颉刚、魏建功等负责编辑。1922年12月17日创刊，最早是《北京大学日刊》的赠阅附张，自25期起独立。1925年6月28日并入《国学门周刊》，就算寿终正寝。这一阶段共出98期(包括周年增刊一本)，特点是非常重视搜集民歌，开一代采风的风气。由于25期前为附页赠阅，不受重视，所以现在能凑齐此刊全部者，绝无仅有。第二阶段是1936年4月至1937年6月，胡适任文学院院长时主持复刊。共出53期，因七七事变而中止。这一阶段有明显的学院化倾向，注重通俗文学理论研究。抗战胜利后胡适任校长，这一阶段的刊物在售书处摆着。我入校时还有，但不全，我买了一些，“文革”时毁弃。中国书刊的命运向来联结在国家气运的纽带之上，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因教学需要，出版部(组)影印或排印了不少参考书。文科方面，如张炎《词源》，吕天成《曲品》，周德清《中州音韵》，李玉《北词广正谱》，还有崔适的《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更有刘复改编的《十韵汇编》等。影印的字词典有《龙龛手鉴》《西儒耳目资》等。这些书后来大部分均经别的出版社再加以印行。北大的印本只有历史价值而已。
北大出版组何时升级为出版部，我没有查到确切史料。估计抗战胜利复校后就升格了。它的实际负责人，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是李续祖。他原是图书馆和化学系合聘管仪器的，后来专任出版组以至出版部的主任。他大约生于1890年左右，我入校时，他已年过60。他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出版组的黄金时代，即抗战前那八九年。胜利后复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内战越打越大，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他采取紧缩政策，看摊子吃老本，主要卖剩货罢了。原来的雇工星散。解放后出版部还想有所振作，招来六七个学徒工，只有一名男性，其余全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她们摞在一起，出入红楼，有的促狭男生就说，这可是北大新景观。好景不常，三五反开始，出版部是油水单位，首当其冲。待等1952年院校调整后，别是一番新气象。我也再没有远远地瞻仰李续祖老先生的机会了，估计他退休了。
最后，拉杂谈几件彼此无关的事：
北大乃多学科多语种的大学，文理各科讲义中什么符号全有，校对十分困难。出版组就招高年级学生课余打工，订有极详细的校对章程，详细到什么文种、何种科学文献如何校法，一行字付给多少钱(以分为单位计算)，以及没有校出来和校错了如何扣钱，一概俱全。老学生戏称之为“出版法”。拙见以为，这就是现在出版社的“请外校”。咱们倒可以学习这种“出版法”，一则它虽繁琐但清楚，能做到责任分明。二则为勤工俭学开辟路子。学生若有一定的基础，通过细心校对一本书，比马虎看过几遍强得多。
老北大有每门课都应发讲义的要求，而且希望教师常改讲义，不怕连年重印新稿。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就不断有小修改，等到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印原讲义上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时候，这一部分才初步写定。这是个好传统。同时，旧的讲义，不管是谁的，是哪年的，只要有，就摆出来卖，卖完为止。买了可资比较，知道老师们是如何做学问的，如此求学，我认为不比上课堂差。
老北大出版组还规定，教师要报选课人数，以定印刷讲义额数。讲义印刷以十份为底数。如果只能印十份，则不能铅印与石印，而是刻蜡版油印。外文能用蜡纸打印的尽量打印。多余的几份也在售书处卖。这种“书”存下来的极少。如我买过当纪念品和后来充做讲课用样张的，有德文与拉丁文对照、法文与拉丁文对照的小课堂用的讲义，现已稀如星凤，可遇而不可求矣!可惜在屡次迁居中都失掉了。寄语当代新的收藏家，老北大出版组(部)的印刷品，照我的看法，颇有收藏价值，而且，自然是越来越少。
我与北大结缘已五十多年。而今路过中关村大马路，见到北大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办公大楼十分气派，阅览《北大校刊》(相当那时的《日刊》)、两种《北大学报》(相当于社会和自然科学那两种《季刊》)、《国学研究》(相当于《国学季刊》)，以及花团锦簇的各种各样的文理各科的书籍刊物，深感时代脉搏跳动之快。我为自己是北大人而骄傲。我更希望，出版史家可以注意注意老北大出版组(部)，过去，大概因为它不是个常规出版单位，大家对它注意不够，研究得更不够。这就有点不公平了。
2003年7月20日，星期日，承泽园
原载：白化文著《负笈北京大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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