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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最早读到谷林的文章，是在《读书》杂志上，具体哪一篇不记得了。认识劳祖德先生，是扬之水介绍的。那时扬之水这个名字还没通行，熟悉的朋友都直呼其名赵丽雅，劳先生给她的信称“宋远兄”，我写信也这么称，她来信则自称“如一”。第一次晋谒劳先生，赵丽雅没有陪同，因她正好去上海出差。劳先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五日给她的信中说：“安迪兄曾经迂驾枉顾，……面订令写郑孝胥二千字，不敢抗命，兹亦以芜稿奉请代转，意其尚滞都下，而阁下恰已旋京，当能晤会。外并以小书一册请教，烦劳为代致。”几天后（三十日）给赵的信中提及我写过的一篇记徐梵澄先生的文章，在信的末尾又说：“安迪兄已返沪否？不知前奉一笺能赶上旌辕否。”
当时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当编辑，与劳先生见面，谈起他已经完成的《郑孝胥日记》的标点工作，就约他为《周报》写篇文章。劳先生很快就写好，请赵丽雅转交。这篇《郑孝胥》发表在次年二月六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信中所谓“小书”，即《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我早已购读了。劳先生请赵转送给我的这册，在题词签名的边上钤了一方闲章：“相见恨晚”。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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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秋天拜识劳先生，到他二○○九年一月去世，见面的次数也就十多次。除了第一次，后来多半是和赵丽雅同去。先生住在朝内大街二○三号，那是文化部宿舍大院，劳先生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其中一个筒子楼底层的两间，坐东朝西。赵丽雅写过一篇《绿窗下的旧风景》，说到劳先生的房间：“大院深处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然后笔锋一转：“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先生虽寓居京城四十余年，却乡音不改，一口宁波话，听起来着实吃力，而偏又是魏晋风度式的‘吉人之辞寡’，总是浅浅笑着，并不多言……”
我可以为这段话做一点笺注。张中行先生曾说赵丽雅去他那里，“照例不坐”，劳先生九二年九月八日给赵的信中也说：“近日大约要送《读书》十月号的清样给我吧，所以此笺拟来时面交——为什么不‘面谈’而费此纸笔呢？因为‘仲尼栖栖，墨子遑遑’，古语云‘坐席未温’，阁下则立谈便动步，坐亦不暇一坐也。”那些年我去北京，初秋时节为多，三人绿窗围坐，午后斑驳的阳光正洒在书桌上。劳先生一口宁波音的普通话，在我听来毫无障碍。先生话不多，而且说得很慢，但看得出还是很乐意交谈的。劳先生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我不善言谈，原因其实不是口钝而在于腹俭，无可说于是只能伊呀啊的了。虽则无言相对，亦是佳境，但终不若絮絮不绝也。”
每次，坐没多久，栖栖遑遑的赵丽雅就在一边催了：“走吧走吧！”而劳先生总是笑眯眯地说：“再坐一会儿。”我也想多聊一会儿，劳先生零一年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前次偕丽雅见过，于丽雅促行时，您看看表，说：‘再坐一会儿吧！’我忘不掉这句话……”我们每次告辞，劳先生总要坚持送到大门口，我们怎么拦都拦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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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和赵丽雅一起去拜访劳先生。劳先生送给我两本旧书，于是谈起买旧书的事，谈起先生和知堂老人的交往，就约劳先生为《周报》写一篇文章。劳先生十一月九日来信说：“你留下要我‘交待’的题目，刚刚写出，我想给它一个题目‘买旧书’，未免含混，因之略施狡狯，改做‘曾在我家’。这是习用的收藏印章，马夷初先生就有一枚，记得五十年代初有过一次义卖筹捐活动，马先生参加了，拿出一批书画来，都盖上这样一枚图章。此文略长些，颇有骗取稿费之嫌，但一提起收买旧书的事来，真有那么一点缠绵之意，实在可笑。”
同月廿二日劳先生给赵丽雅的信中说：“安迪要我交待与苦雨老人的关系，我奉命惟谨，接着便得回信，说起买旧书的事，说是受你教唆，前年在琉璃厂以二十五元买了一本《三秋草》，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以前在摊子上买旧书，是当荒货去检的……”
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卞之琳《三秋草》的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那天在书架上翻到此书，颇为喜欢，只是价格二十五元，书拿在手里，踌躇再三，还是放回去了。回到住处与赵丽雅通电话说到此书，赵说旧书可遇不可求，这次若错过，可能以后再也碰不到了。结果我一夜未睡踏实，第二天一早就赶去琉璃厂，把这本《三秋草》买下。两天后捧着书到干面胡同拜访卞之琳先生，请他在书上写了一段话。劳先生听我谈了买此书的过程，来信说：
阁下买三秋草一事，可称豪举。丽雅也曾跟我说及琉璃厂的书价，我常劝她不买。我到北京的时候的确碰上好时光，但那时两个小兄弟还没在小学毕业，所以每个月得汇八十元回宁波作事亲畜弟之资，所余生活费已无多，故每月买书严格控制在十元之内，一般买的只是四五角一本的。有一次碰到戴望舒译的爱经，书末有王辛笛的印章，面目如新，要价二元，踌躇再三，咬咬牙买了。前几年曾见漓江重印此书，因旧的一本已失去，曾想重买，但一较前书的品位，总觉新印的太差劲，乃望望然去之。
那天见面时，劳先生送了两本旧书给我。赵丽雅在场，又一同出来，她没有问我是什么书，却写信去问劳先生。劳先生十月廿三日给她的信里说：“那天给安迪的两本小书是《汉园集》和《猛虎集》。”《汉园集》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新诗，书的扉页左上角有“其芳自存”四个小字，先生告诉赵：“买此书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工作场所在前门外，晚回东城宿舍，过南河沿东口，在盐业银行的门廊下有人用报纸铺地，燃一电石灯，平放着几十本书出售，我大约以四角钱得之。”后来在《答客问》一书中又写道：
有一次在西河沿，在一家银行门口，我下班稍晚，已经上灯了，瞥见一个地摊上有一本布面小书，走过去拿起书，就着灯光打开一看，扉页左上角写着四个字：“其芳自存”！——这真是奇遇了。
《猛虎集》为徐志摩诗集，扉页有诗人亲笔题赠签署：上款“魏智先生”，下签名。“钢笔字写得挺拔有姿致，因谓海藏日记中有徐志摩与郑孝胥约定往观其临池的记载，有一次是与胡适两人同去观看。”
《曾在我家》是劳先生的散文名篇，首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和一月八日。赵丽雅写《绿窗下的旧风景》中提到此文“详细讲述了搜集知堂著译的经过，及与作者的一面之缘，琐琐往事。‘风淡云轻’，先生说，‘然则我所絮叨的，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我却不免‘心头略为之回环片刻’——果然烟消云散了么，那风淡云轻的什么，或已氤氲作一团，一片；其实，犹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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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次绿窗围坐，谈的无非书人书事，具体内容大都已烟消云散了。好在劳先生在信中留下一些片段细节。九五年一月劳先生给我的信中说：“昨天接到丽雅寄示的关于黄秋岳一份复印件，并嘱看后寄给你，兹特随函转上。丽雅说，封锁敌舰一事，先曾听徐梵澄先生说起过；与敌特换帽子递情报一事，先曾听王勉先生说起过。还说，都曾向我转述。可是我却一点不记得丽雅向我讲过这些的情形来，只记得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过‘独柳’那个典故。不知丽雅和我究竟谁健忘。”
我比他们更健忘，究竟说没说过，完全不记得。这里说到“独柳”这个典故，是指瞿兑之给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写的序言中有“哲维骤被独柳之祸”一句。
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先生来信说：
十一月五日，在三联书店门市部揭幕式上，见到丽雅和她的“外子”，她从书包中授我《红毹记梦诗注》，说明是您带给我的。感激非凡，却没有及时奉函道谢，昨日丽雅来舍，问我是否久不与您通问，我说并非如此，我总是得信即复。她又说，您在电话中曾问她书已转我否，足见我收到书后没有写过信；我竟分辩说：此事还不久……
自然，丽雅又反驳了。我一扳指头，也吃惊，竟已一个整月了！
“去日渐多来日少”，偏在这个档口，光阴像又过得特别快，这是老天爷对白头人的残忍。
劳先生和我的通信中，赵丽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九四年一月六日劳先生来信说：
宋远棔柿楼读书记一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印数三百册！从前读纪德，可记不准是卞之琳或刘盛亚说的，谓《地粮》初版只有几册（不足十册或只有十几册），再版又只印几册，觉得稀奇，也觉得有趣。如今临到我们自己头上，这就不复是文坛轶话，却颇有伤怀抱了。
不知您已得远公赠书否。如尚未收到，望火速催讨，以免向隅，但幸勿泄露通风报信人姓名！
九七年十月五日来信云：
扬之水君，久不晤见。忆白傅尝私怀与元九结邻而未得，尝有句云：“绿树覆作两家荫”，此情真可念也。梦想安能于棔柿楼边结一茆庵以为栖迟之所乎？
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信云：“扬公之水，经年仅获一面，大约‘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故卒卒少暇。”
○三年七月十一日信云：“丽雅亦久不把晤，亦不稔其治经研史又在搞何等高深焉。”
○五年九月八日来信说：“丽雅亦久不晤面，止庵告：她似方动身去敦煌，自得其乐，但我以为总比不上到咖啡馆喝一杯也。”信里提到“人书俱老”四字，“乃系陈语，惜腹俭不知出处，丽雅远去敦煌，无从请教，遂想到奉托老弟可否打个电话叩问金圣（性）尧先生试为查询。自属不急之务，其实说穿了是借此名堂写信与吾弟当做握手良晤耳。”
○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信云：“日前曾得倪子明兄寄我‘假日文汇’刊出丽雅在香港新加坡的讲演，旁有她显得稍见发胖的像片。读来信遂疑即是来信所说的出诸你的画笔，我也没有找出报纸来重看。丽雅亦多年未曾晤面。”
谷林致扬之水信札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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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先生留下的著述，除了标点《郑孝胥日记》皇皇五大册，自己仅几本薄薄的随笔集，他写给新老朋友的书札，字数肯定远远超过著述。写《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刘易斯·卡罗尔也是个热衷写信的人，有人统计过，他从二十九岁到六十六岁去世，写的信札超过十万通，他曾这样说：“人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写信的动物。”劳先生大概没写那么多，但却是他一生创作的主体。他在《答客问》一书中曾说自己三九年入川开始职业生活，那时“刚满二十岁，正是‘多情年华’，思乡怀故，有三五个师长和同学，又有在宣传队里结交的两三位同志，都在东南，于是鱼雁不绝，每月都要发出几封信。十数年的写作，就是书信和日记。偶尔‘抒情’，写一首诗或一则散文小品，自知浅薄，只是抄给几位熟朋友附在信札中传看一下，不敢投寄报刊。”
在《晚岁上娱》一文中，劳先生说到一位年长他几岁的老朋友戴子钦先生（我后来也有幸拜识）时有这么一段话：“追随戴先生六十年，两地阔别之时多，立雪侍座的机缘少，眷念深长，惟有纸笔可寄。年岁渐增，步履也日益迟重，即使同住一城，不免一样要用笔谈以代面对，此所以圣陶老人有‘晚岁上娱’之作也。”我与劳先生也是如此。相识近二十年，晤面仅十来次，留存劳先生的来信有近八十通，应该不止这个数，几次搬迁遗失了一些。
或许如以赛亚·伯林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好朋友的信中说的：“写信是一种平和的快乐，适合内心平静、没有情感波澜的老年人。”劳先生到了老年，写信更为勤快。读劳先生的信，几乎能够看得出，他的写信就像有些作家的创作，又像是和旧雨新知的聊天絮谈，是一种享受。
劳先生也确是书信写作难得的高手，既能没话找话，又坦诚相待，文字蕴藉，兼具学识。从已经出版的两种书信集《书简三叠》和《谷林书简》看，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相识，劳先生的信都写得真诚，不说套话，不是那种应酬式的八行书。但给赵丽雅的信，就不止是真诚，更有真情在：
跟你，则相交之日浅，不敢贸然地说“视君如弟兄”，“托子以为命”，却又的确不同寻常。一则是合志同方，喜好相近，观点相近，水平也相近；二则因为你略似憨湘云，朴厚而豪爽，无机心，所以可谈愿谈，不管是面谈或笔谈。我们的谈是交谈，我说你听，你说我听，是相互授受；又是闲谈，与听雨赏月喝茶看花属于一类，所以游目骋怀……（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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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引信两个月后的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劳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跟《读书》关系似乎很深，结识宋远却只是近几年的事。宋远每次见访，总是坐席未温，匆匆便行。因之我们实在没有通过多少款曲。可是她为人坦率真诚，我是感觉到的，欣幸斜阳晚照之中，获此契友。也因此，当她向我介绍一位她的‘最好朋友’的时候，我自然深有期待。一见之后，果真不负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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