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学子来说，举目四望，风景迥异，满耳嘲哳，言语隔阂，每怀好奇之心，时有乡愁萦绕，应是寻常之事；到了异邦之后，观之即亲，遇则可喜，衣食住行，随时悦纳，别人不堪其忧，己则不改其乐，倒鲜有可闻。知堂先生者，恰是此等人物。
1906年6月，知堂从绍兴出发，经由上海乘坐轮船直去东京，时年二十一岁。因为同行者有奉母命回家完婚后返回日本的的兄长鲁迅，还有两个同乡结伴而行，办理各种手续时鲁迅忙前忙后，呵护有加，所以，一路上知堂感到顺利且惬意。只是由于鲁迅对于婚事的不满，路上不言不笑，到底给旅途增添了一丝沉重之感。到达东京时已是傍晚，知堂随着兄长来到寄宿的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时，应声而出的是一位十五六岁的日本少女，她是馆主人的妹妹兼做下工的乾荣子，是来给客人搬运行李并送茶水的。知堂好奇地向她望去，仅仅短暂的一瞥，就暗暗吃了一惊，原来这位乾荣子打着赤脚，轻盈而自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顿时，便唤起了知堂诸多美好的联想，也应和了他的关于“爱好天然、崇尚简素”的美学理念。他马上联想到江南水乡妇女的赤脚情景，联想到张汝南在《江南好词》中的歌咏：“江南好，大脚果如仙。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并直接宣称：“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完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知堂回想录》之六六）并进一步对于日本“清洁，有礼，洒脱”和“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的习俗，也打心底里喜欢上了。
不仅如此，知堂对于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由适应，到认同，到接纳，到赞美，很快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他非常欣赏日本女子的和服，在《知堂回想录》中特别引述黄公度《日本杂事诗》注，说：“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坋身者耶。”他还欣赏日本人平时穿的木屐，说：“甲戍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菊坂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大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知堂回想录》之六八）
对于日本住室的简陋，尤其是室内没有桌椅板凳床铺等生活用具，许多留学生颇不习惯，知堂不仅能够做到入乡随俗，而且欣然接纳，欢喜得不得了。他曾吐露心声道：“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富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的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知堂回想录》之六七）描摹生活场景生动具体，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是真切的喜悦之情。
还有，日本喜吃“生”“冷”食品，且“其味清淡”等饮食特色，也为知堂所悦纳，并从中还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他说：“对于食物，中国一般大抵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小的训练。中国有一句话很是陈旧，却很是很有道理的格言，道：人如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知堂回想录》之六九）就这样，知堂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敏锐地领悟到了日本文化的某些神韵，并将其与中国文化有了一个理性比对和沟通，从而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契合。与大多数留学生对于日本文化的情感疏离，关注得更多的还是中日文化的差异相比较，他的这种感觉是独特的，可以说完全是知堂式的。初到日本，知堂可谓“如鱼得水”。对此，作为兄长的鲁迅是颇为满意的，原先唯恐弟弟不能适应这边的生活等种种担心，看来真是多虑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转，周氏兄弟二人的矛盾总是有的，有时还会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知堂的性格是散淡的，是随和的，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就是不问世事，悠闲自得，酷似闲云野鹤，有选择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喜欢什么呢？除了到各类补习班去学习日文德文俄文希腊文并约聚几位友人聆听章太炎先生讲解《说文》之外，其它时间多用在读书、淘书、逛书店、做翻译等方面，而且随遇而安，清闲自适，时常还有贪图安逸、睡觉偷懒的事情发生。而此时的鲁迅，已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破碎了学医救国的梦想，选择了文学翻译与创作，藉此以唤醒民众的路子，且愈挫愈勇，正砥砺前行，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了这一崇高的事业中去了。据知堂回忆，鲁迅每晚都在洋油灯下熬夜，看书，翻译，写作，“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开门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极希望知堂也能够挺身而出，担些责任，尽心尽力，做出奉献。于是，也就给知堂安排一些翻译的任务，且满怀期待之心，指望他加班加点，尽快做出实绩来。而知堂哪里懂得鲁迅的心思，当时也不能够理解鲁迅的志意与情怀，还是一味地自得其乐，做自己的野鹤闲云。
于是，兄弟二人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对此，《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大概我那是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让鲁迅愤激得挥动了老拳，可见当时冲突的程度多么激烈。我们还不能将其仅仅看作兄弟二人性格上的差异，主要的还是思想境界上的不同，显然，鲁迅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很明白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并已主动地担当了起来，负重前行。而知堂仍然停留在一般留学生的格局上，读自己爱读的书，做自己喜做的事，悠然地享受着日本独特的风物与食物，还有上野公园的樱花，丸善书店的清芬，也足以让他着迷……兄弟二人不同的人生走向与终局，或许就在此时已埋下了伏笔。
—————————————————————— 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14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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