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绪源先生的书话集《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做特约编辑,在充实而繁琐的编辑生活中,无疑带给了我一次愉悦的阅读享受。一来因为刘先生自己本是资深编辑,文风谨严,交来的书稿考虑周全、干净利落。即使是常常为学院派学者们所不以为然的引文,也较少差错;有几处疑误的引文请他核对,他总是不惮辛苦,半夜在自家书房里“动手动脚找东西”,认真配合核检,深知这是马虎不得的要紧事。还有一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以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一直颇为喜欢读书话一类文字,编辑这类图书,可谓是作者与编辑人我两得的好事情。为他人作嫁衣者,最难得的是自己经手的书稿与个人兴趣相迭合——别以为这是当然的事情,编辑界的同人都知道,在今天这是越来越难以双美并具的一种奢侈了。就这点来说,是要感谢作者给我这样一次机会的。
刘绪源先生
以前对刘先生的周作人研究注意较多,但在我不算少的“二周”研究著作中,对他的那册《解读周作人》,留意了好多年却仍是未能得到。这次从集子中读到他的《购书》一文,知道他自己以三倍的价钱求之亦不能得,我就不好意思向他开口讨要了,只好等着旧书新出的机会。好书总是有生命力的。在“旧书新出”、“版本升级”日益成为出版界济稿源之穷的流行做法的今天,我想应该有慧眼重新开掘这块真金的。读书界的人都知道绪源先生是写书话的好手。90年代“绿林山房”编辑影响广远的“今人书话系列”,绪源先生即有《冬夜小札》入选其中,堪称是当年“书话热”的代表性人物。与我所在同一城市、专门研究义宁陈氏的书友刘经富先生,听说我在编辑绪源先生的书话新集子,就告诉我当年他还曾摘录过这册集子的同名“主打文章”《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呢。其实每见到绪源先生发在报刊上的文章,我也总是不放过,但囿于囫囵读书的坏习气,一直没有认真琢磨其文章的好处。这次做编辑,逐行逐字,细加品味,深有收获。集子后面有作者的书友徐惠芬女士的后跋。女性有着天生的艺术感觉和表达能力,我想自己写不出更好的说法了,只好照抄:
绪源的文风朴实雅淡,随意平和,没有那种眩目的华丽,更没有声嘶力竭的姿态。他不喜欢太强烈的句子,但他文章的内核却总是坚实的,耐人咀嚼的。这种坚实,是由于学识的密集和思想的独到,是这二者相互交织成的,而又由他个人的情趣将它们调和成了一体。读绪源文章最让人放心的一点,是他哪怕在散漫地聊天,看看都快要离题万里了,结果却总能巧妙地绕过来,把你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处;再回头看看,所过之处竟都别有趣味,并没有走什么冤枉路的感觉。这种写法,刻意,是求不来的。如专门做这种精心安排,反而会显得小气。绪源到底是怎么写成的,恐怕只有问他自己了。绪源的文章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率真,是他的真性情的流淌。他议事论人,品书品画,说好时,是真心的喜欢,是忍不住的击节赞叹,有时竟也有稚童般的向往和敬仰;如有了困惑和不满,他也总是依心而文,坦露自己的观点,而不习惯于吞吞吐吐。他的批评文字不乏尖锐,不论亲疏,好在他的批评总是诚挚的,被批评者多能读出他的真心。这一切,除了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责任心外,还缘于他的爱心。他爱这个生存的世界,总是希望周围的人能活得快乐,也希望人类能更美好。……
关于前一点,“学识的密集和思想的独到”,“看看都快要离题万里了,结果却总能巧妙地绕过来,把你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处”,我想说的是,这恐怕与作者对周作人文字的推重与研究大有关系。写过《解读周作人》专书的人,出手一定是有知堂之风致的。这从作者以舒芜先生文章作序,还对止庵的文字大为欣赏(《我读止庵》),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趣味与追求,算是私淑知堂一脉的路子。至于后一点,刘先生的率真,在集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有时只要从文章标题即可以看出来。比如对喜爱者,他说“曾经震撼人心”(“走向未来丛书”),“欢喜得没法说”(《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为《唐振常散文》喝彩”;而对于不满意者,亦不转弯抹角,不惮于在标题中谠论放言,如对严歌苓的《扶桑》,他以为是“薄如纸”;对于“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新出的《危险的愉悦》,他直言“令我失望”。
刘绪源先生
目下的书话界,从总体看大多依赖现代文史为资源,普遍贵古贱今,仿佛非旧书——最少也得是民国版,则不足以调出好味道来,而对于当代作家或更为切近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绪源先生则不然。除了一向以为专业的儿童文学研究,他既对“二周”等现代文人颇为留意,同时也关注着当下的文坛,如严歌苓、陈丹燕、毕淑敏、李碧华、《哈利·波特》等甚至带有流行文化因素者都进入了他的视野,甚至不惜花费时间认真读完一个中学生写下的《三重门》并用心写出近万字的长篇评论。这固然与他身在报界做读书版编辑因而必须眼观八方有关系,但更是他负责认真的批评情怀与开阔的阅读视野所致。他说:印数高达二十余万册的小说,“如在一个正常的文学环境或批评环境中,无论如何是会有很严肃认真的评论文章出现的。然而我们这儿却没有。除了炒作性质的报道和浮光掠影的‘讨论’外,真正称做文学评论的文章始终未见。我觉得这很可悲。”(《我观〈三重门〉》)想来也是,书话就如读书界的“二传手”,总得有人不畏烦难,深入到当下纷披迷乱的阅读语境中来披沙拣金,给常常目迷五色的读书人提供一些指点的。自然,这是一种惠人惠己的大好事。这种关注,使绪源的文字在醇厚之外,更有他人所普遍缺失的活力与新鲜气息。
除了书话,作为一个对编辑出版史有些兴趣的人,我要特别提出的是集子中收录的两篇长文《儒墨何妨共一堂》、《当年的〈文汇月刊〉编辑部》。前者对施先生的文章趣味有着别开生面的分析,其中提及施先生以“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螬衔红蕊蜂衔粉,来助青春一月忙”(《浮生杂咏》六四)的开放心态来编辑综合性文学杂志《现代》事。关于自己的编辑生涯,施先生在《沙上的足迹》一书收录的数篇文章中,多有详细的回忆。绪源先生特意指出,当年施先生主编《现代》杂志一反五四以来多走同人刊物的路子,而倡扬兼收并蓄的特点,努力探求“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式”的境界。刊物的丰富多样,与编者趣味的多样性有着直接关系。这让我等编辑后辈联想到三联沈昌文先生“出于无能”的编辑之至法。至于后者,则是当代期刊史、出版史上鲜活的重要史料。作为综合性知名刊物,布局既深且广的《文汇月刊》在80年代一度际会风云,引领风骚,至今仍令一代读者追怀不已。朱学勤先生曾对“思想上的失踪者”大加感叹,其实在多经风雨的现当代期刊史上,何尝没有许多类似的“期刊史上的失踪者”呢,真值得像绪源先生那样的经历者、主事者、有心人都拿起笔来详加记录,以作编辑文化史之镜鉴。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前年靳大成先生主编有《生机——中国当代人文期刊扫描》一书,收录了诸多关于当代知名人文期刊编辑史话的回忆文章,想来绪源先生的《当年的〈文汇月刊〉编辑部》那样的文章也值得收录在内的。
(原刊《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郭艳红
作者简介
张国功,文学博士,曾从事出版工作十五年,编审,现任教于南昌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学、语言文字规范等研究。著有《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纸醉书迷》《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等。发表论文及随笔若干。兼任《创作评谭》杂志特约主编、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书报刊审读专家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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