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绪源先生的书话集《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做特约编辑，在充实而繁琐的编辑生活中，无疑带给了我一次愉悦的阅读享受。一来因为刘先生自己本是资深编辑，文风谨严，交来的书稿考虑周全、干净利落。即使是常常为学院派学者们所不以为然的引文，也较少差错；有几处疑误的引文请他核对，他总是不惮辛苦，半夜在自家书房里“动手动脚找东西”，认真配合核检，深知这是马虎不得的要紧事。还有一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以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一直颇为喜欢读书话一类文字，编辑这类图书，可谓是作者与编辑人我两得的好事情。为他人作嫁衣者，最难得的是自己经手的书稿与个人兴趣相迭合——别以为这是当然的事情，编辑界的同人都知道，在今天这是越来越难以双美并具的一种奢侈了。就这点来说，是要感谢作者给我这样一次机会的。
刘绪源先生
以前对刘先生的周作人研究注意较多，但在我不算少的“二周”研究著作中，对他的那册《解读周作人》，留意了好多年却仍是未能得到。这次从集子中读到他的《购书》一文，知道他自己以三倍的价钱求之亦不能得，我就不好意思向他开口讨要了，只好等着旧书新出的机会。好书总是有生命力的。在“旧书新出”、“版本升级”日益成为出版界济稿源之穷的流行做法的今天，我想应该有慧眼重新开掘这块真金的。读书界的人都知道绪源先生是写书话的好手。90年代“绿林山房”编辑影响广远的“今人书话系列”，绪源先生即有《冬夜小札》入选其中，堪称是当年“书话热”的代表性人物。与我所在同一城市、专门研究义宁陈氏的书友刘经富先生，听说我在编辑绪源先生的书话新集子，就告诉我当年他还曾摘录过这册集子的同名“主打文章”《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呢。其实每见到绪源先生发在报刊上的文章，我也总是不放过，但囿于囫囵读书的坏习气，一直没有认真琢磨其文章的好处。这次做编辑，逐行逐字，细加品味，深有收获。集子后面有作者的书友徐惠芬女士的后跋。女性有着天生的艺术感觉和表达能力，我想自己写不出更好的说法了，只好照抄：
绪源的文风朴实雅淡，随意平和，没有那种眩目的华丽，更没有声嘶力竭的姿态。他不喜欢太强烈的句子，但他文章的内核却总是坚实的，耐人咀嚼的。这种坚实，是由于学识的密集和思想的独到，是这二者相互交织成的，而又由他个人的情趣将它们调和成了一体。读绪源文章最让人放心的一点，是他哪怕在散漫地聊天，看看都快要离题万里了，结果却总能巧妙地绕过来，把你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处；再回头看看，所过之处竟都别有趣味，并没有走什么冤枉路的感觉。这种写法，刻意，是求不来的。如专门做这种精心安排，反而会显得小气。绪源到底是怎么写成的，恐怕只有问他自己了。绪源的文章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率真，是他的真性情的流淌。他议事论人，品书品画，说好时，是真心的喜欢，是忍不住的击节赞叹，有时竟也有稚童般的向往和敬仰；如有了困惑和不满，他也总是依心而文，坦露自己的观点，而不习惯于吞吞吐吐。他的批评文字不乏尖锐，不论亲疏，好在他的批评总是诚挚的，被批评者多能读出他的真心。这一切，除了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责任心外，还缘于他的爱心。他爱这个生存的世界，总是希望周围的人能活得快乐，也希望人类能更美好。……
关于前一点，“学识的密集和思想的独到”，“看看都快要离题万里了，结果却总能巧妙地绕过来，把你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处”，我想说的是，这恐怕与作者对周作人文字的推重与研究大有关系。写过《解读周作人》专书的人，出手一定是有知堂之风致的。这从作者以舒芜先生文章作序，还对止庵的文字大为欣赏（《我读止庵》），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趣味与追求，算是私淑知堂一脉的路子。至于后一点，刘先生的率真，在集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有时只要从文章标题即可以看出来。比如对喜爱者，他说“曾经震撼人心”（“走向未来丛书”），“欢喜得没法说”（《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为《唐振常散文》喝彩”；而对于不满意者，亦不转弯抹角，不惮于在标题中谠论放言，如对严歌苓的《扶桑》，他以为是“薄如纸”；对于“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新出的《危险的愉悦》，他直言“令我失望”。
刘绪源先生
目下的书话界，从总体看大多依赖现代文史为资源，普遍贵古贱今，仿佛非旧书——最少也得是民国版，则不足以调出好味道来，而对于当代作家或更为切近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绪源先生则不然。除了一向以为专业的儿童文学研究，他既对“二周”等现代文人颇为留意，同时也关注着当下的文坛，如严歌苓、陈丹燕、毕淑敏、李碧华、《哈利·波特》等甚至带有流行文化因素者都进入了他的视野，甚至不惜花费时间认真读完一个中学生写下的《三重门》并用心写出近万字的长篇评论。这固然与他身在报界做读书版编辑因而必须眼观八方有关系，但更是他负责认真的批评情怀与开阔的阅读视野所致。他说：印数高达二十余万册的小说，“如在一个正常的文学环境或批评环境中，无论如何是会有很严肃认真的评论文章出现的。然而我们这儿却没有。除了炒作性质的报道和浮光掠影的‘讨论’外，真正称做文学评论的文章始终未见。我觉得这很可悲。”（《我观〈三重门〉》）想来也是，书话就如读书界的“二传手”，总得有人不畏烦难，深入到当下纷披迷乱的阅读语境中来披沙拣金，给常常目迷五色的读书人提供一些指点的。自然，这是一种惠人惠己的大好事。这种关注，使绪源的文字在醇厚之外，更有他人所普遍缺失的活力与新鲜气息。
除了书话，作为一个对编辑出版史有些兴趣的人，我要特别提出的是集子中收录的两篇长文《儒墨何妨共一堂》、《当年的〈文汇月刊〉编辑部》。前者对施先生的文章趣味有着别开生面的分析，其中提及施先生以“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螬衔红蕊蜂衔粉，来助青春一月忙”（《浮生杂咏》六四）的开放心态来编辑综合性文学杂志《现代》事。关于自己的编辑生涯，施先生在《沙上的足迹》一书收录的数篇文章中，多有详细的回忆。绪源先生特意指出，当年施先生主编《现代》杂志一反五四以来多走同人刊物的路子，而倡扬兼收并蓄的特点，努力探求“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式”的境界。刊物的丰富多样，与编者趣味的多样性有着直接关系。这让我等编辑后辈联想到三联沈昌文先生“出于无能”的编辑之至法。至于后者，则是当代期刊史、出版史上鲜活的重要史料。作为综合性知名刊物，布局既深且广的《文汇月刊》在80年代一度际会风云，引领风骚，至今仍令一代读者追怀不已。朱学勤先生曾对“思想上的失踪者”大加感叹，其实在多经风雨的现当代期刊史上，何尝没有许多类似的“期刊史上的失踪者”呢，真值得像绪源先生那样的经历者、主事者、有心人都拿起笔来详加记录，以作编辑文化史之镜鉴。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前年靳大成先生主编有《生机——中国当代人文期刊扫描》一书，收录了诸多关于当代知名人文期刊编辑史话的回忆文章，想来绪源先生的《当年的〈文汇月刊〉编辑部》那样的文章也值得收录在内的。
(原刊《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郭艳红
作者简介
张国功，文学博士，曾从事出版工作十五年，编审，现任教于南昌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学、语言文字规范等研究。著有《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纸醉书迷》《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等。发表论文及随笔若干。兼任《创作评谭》杂志特约主编、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书报刊审读专家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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