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嘉宾合影
编者按
2019年10月27日，活字文化举办了黄子平教授《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与会嘉宾围绕该书及“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一核心论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在穿行于历史与现实间的回忆、反思和彼此对话中打开了观照八十年代以来批评和学术变迁的诸多视角。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感谢所有与会者授权发表。所有配图均由“活字文化”出版公司提供，特此致谢。
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
——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实录
李浴洋 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时间：2019年10月27日14：30—17：30
地点：首创郎园Park·兰境艺术中心
主办：活字文化
嘉宾：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董秀玉、吴晓东、杨联芬、贺桂梅
主持：李浴洋
上半场：同时代人
李浴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个非常别致的文化空间中聚会，举行“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主题论坛。活动缘起是在座的黄子平教授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划出版了一本新著《文本及其不满》。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将主要围绕这本新书展开，同时也会延伸到黄老师其人其学，以及铭刻在他的人生经历与写作生涯中的“八十年代”。
除去黄老师，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他的几位“同时代人”——钱理群老师、赵园老师和陈平原老师参加。钱老师是前几天专程从贵州赶回的，陈老师更是昨天夜里才从苏州回到北京。这是尤其令人感动，也是我特别要向他们表示感谢的。此外，更为年轻一辈的学者——当然，同样也是我的老师辈的——吴晓东、杨联芬和贺桂梅三位也将参与我们的讨论。现场的三四百位来宾从各地聚集到这里，相信已经足以说明今天活动的主题与嘉宾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我闲话少说，马上进入正题。
《文本及其不满》是“活字文化”策划的“视野丛书”中的一本。用主编北岛的话说，“视野丛书”的基本定位是选择那些“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与批评家，通过这样一套自选集来彰显“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按照北岛老师的概括，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具备三个特征：第一，他们的写作与思考始终与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同行”，当代中国不仅是他们展开各自志业的时代背景，也是他们逼视、叩问与反思的对象；第二，他们不但在专业上多有建树，而且还能够写一手“笔记散文”，“依照丛书的构想，以笔记散文为主调，进而铺张杂陈，理辞各异，文意歧出”；第三，“特别强调的是，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社会底层息息相关”。“视野丛书”已经出版了七种，分别是李零、李陀、韩少功、张承志、汪晖、徐冰与王安忆的。黄老师的《文本及其不满》是第八种。我们从这份名单中不难感受到这套丛书的取向、趣味与分量。
严格地说，这是黄子平老师的第三种自选集了。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集”系列中的《远去的文学时代》是第一种，那是一部编年文集，相对全面地展示了黄老师在1980至2010年间的文学批评轨迹。同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是第二种，那是一本具有特定编选角度的专题文集，也是一册只有10万字左右的小书，主要收录了黄老师在现代文学——而非当代批评——领域的文章。《文本及其不满》尽管也是自选集，但性质却与先前两种有所不同。首先，书中有不少初次入集的新作；其次，全书按照“散文”、“评论”、“演讲”与“访谈”四种文类编排，呈现了黄老师近年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最后，与“视野丛书”中的其他各部一样，《文本及其不满》也致力围绕一到两个关键词进行架构，而选择的关键词也需要是理解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思想史命题。
《文本及其不满》全书主要围绕两个关键词展开，一是“同时代人”，二是“文学批评”——或者借用很有态度的书名来说，即是“文本及其不满”。我们今天的论坛也根据这两个关键词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请黄老师、钱老师、赵老师和陈老师就“同时代人”这一话题进行对话；下半场黄老师继续“值守”，与吴老师、杨老师、贺老师一起讨论“文本及其不满”。黄老师今天会比较辛苦，我们希望您首先“破题”，最后再做一次总结回应。现在，我们就有请黄老师发言。
黄子平：我出了一本新书，平生第一次参加我自己的书的发布会。“活字文化”的朋友说发布会还要分上半场和下半场，隆而重之。我感觉发布会的作用就是把作者直接放在火上烤，上半场烤到半焦，下半场烤成全焦。熟悉高校里面工作程序的朋友们会发现，今天的场面特别像是学生论文开题，我先做一个开题报告，然后接下来接受老师们的批判。
这本书其实是在一个丛书里的，王安忆的那本已经出来了，我后边还有葛兆光的一本。丛书的主旨好像是要让这些人把自己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抟一起，展示“思想历程”之类的吧。我是先想到了书名，然后再考虑怎么编。想到书名的时候自己觉得好玩。书名是把弗洛伊德晚年的名著《文明及其不满》改了一个字。有了书名，然后再把文章捏到一起，当然也要反过来对于书名做一通发挥。文本是产生愉悦的，愉悦无法达至，会有不满。这些都已经写到“前言”里面了。
最近几年不断有人提到“同时代人”的概念，我自己在不同场合也多次用到。有考据癖的年轻朋友甚至考证出来，我最早说到“同时代人”还是在和老钱、平原一起鼓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那时之所以会提到这个概念，和我少年时代的阅读有关系。我很早就喜欢读俄国作家和批评家的书，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等。他们的书里面都会出现“同时代人”的说法。现在市面上就还可以看到《契诃夫和他的同时代人》、《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书。对于19世纪俄国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我想“同时代人”一定是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概念。历史上有某些时刻，会一下子出现一群人，他们和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从而成为“同时代人”。譬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19世纪的俄国、中国的“五四”、拉美文学爆炸，还有我们赶上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顾城、舒婷都写过像“一代人”这种题目的诗，那种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这几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与此前一个时代的断裂。正是因为断裂，才使得在时间与价值上出现一座断桥。许多出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站在断桥的这边，努力捍卫那些已经消失的价值，修补出现的裂痕；而同时还有一批人就选择直接走向断桥的另一边，去发现新的可能性了。对于我们这些用文字来写作的人来说，这种断裂也意味着表意系统的断裂。我们都能感受到在“五四”时已经使用了上千年的文言文被断定为“死文字”时带来的震撼。这个时候，旧的表意系统已经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可新的表意系统却还没有产生出来。置身其中的人只能在两条边界之间反复、犹豫不决与挣扎。在我看来，这种写作恰是特别的。那么，“同时代人”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是在时代的断裂之处出现的，一群自觉站在断层上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进行写作的人。
若干年前，我在上海遇到一位70后作家，他问我为什么不再写当代文学批评。我当时沉思了好久，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我的阅读就到余华、苏童和格非为止。这位作家所谓的“当代文学”指的显然不是余华他们的作品，而是指70后作家的作品。他问我为什么不再关注，也不再批评“当代文学”了。这种提问方式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一种日后十分流行的以十年为标志的断代法，按照出生时间，人为地把人区分为80后、90后、00后等等。还有更细的划分，95后、05后等等。我以为这种划分很有问题。如果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这是不成立的。譬如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至少三十年才算是一“代”。而人类历史上也经常是几十年才是“同一代”。后来我读到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何为同时代人》（“同时代人”又译为“当代人”），十分赞同他的说法。他认为，“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也不是在时代之外袖手旁观，而是如此深刻地嵌入时代，但他们保持着尼采意义上的不合时宜，与时代格格不入。正是因为这样，“同时代人”才能看清时代，感知到时代的黑暗之光，能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那些只能看到时代的光明面的人其实反倒看不清一个时代。
今天因为有很多老朋友都在座，所以我突然想起法国理论家布朗肖的一个概念——“知识友谊”。“知识友谊”与“同时代人”相关，指的是这些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会非常关心对方的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彼此的问题进行辩论、反驳。这样产生的“知识友谊”可以衍生出更大的概念——“文学的共通体”。注意，不是“同”，而是“通”。有人将之翻译为“同”，我认为是不对的。“同”是僵死的，“通”则是“和而不同”。“文学的共通体”是回应时代的断裂而产生的。这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史统散而小说兴。”当历史的连续性被中断以后，在这个空档处出现的就是“文学”。“文学”是什么？必须有想象，必须要创造，惟其如此，才能回应历史的断裂。当“史统”无法发挥历史效用的时候，反倒是“文学”提供了新的时间和价值生长的平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那么多的断裂时刻出现的都是文学家，因为这时需要想象，需要无中生有的创造。我们在这个时代开始了“文学”写作，多多少少是一种宿命了。我的开题报告就到这里。
李浴洋：感谢黄老师十分精彩的“开题”，一如他的文章，立意很深，关怀很大，但又落得很实，没有一句废话。刚才黄老师的发言让我想起了王汎森先生的一篇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无独有偶，他在文中也举到了19世纪俄国文学中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文艺家群体作为例子。“成群地来”的“天才”大概就是黄老师所说的“同时代人”。当我们使用“天才”这个概念时，其实不仅着眼于表彰他们的成就，更有对于他们和他们背后的那个时代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但如果细究，则又会发现他们是深刻地嵌入时代之中的。而黄老师关于“同时代人”的论述让我想到的另外一点则是钱理群老师近些年来对于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定义的阐释与光大。在我看来，“同时代人”与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异曲同工，黄老师与钱老师在这一方面的思考也是“共通”的。下面，我们就有请钱老师发言。
钱理群：我年纪大了，所以每次开会都首先写好稿子。我刚从贵州赶来开会。我是1960年21岁时去贵州教书的，1978年离开，来北京读研究生，这次五十九年后回去和当年的老学生、老朋友见面，就沉浸在60年代、70年代的历史回忆中；现在，又来参加今天的老朋友对话，要回顾80年代的历史，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就只有从子平兄的书里偷取灵感。而且真的在今天要着重讨论的他的新著《文本及其不满》里得到两大启发，就此谈两点随想。
子平首先谈到了“同时代人”的关系。特别提到李陀曾用“友情”和“交谈”概括他所亲历的80年代。子平说，这是“很传神，准确”的，“当年的各种思潮与文章的蓬勃潮流”，正源于那些年的“无限交谈”。子平称之为“新启蒙”的“态度同一性”。我读到这里，心里为之一震：因为今天这样的“无限交谈”和“态度同一性”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在前年王富仁先生逝世后，曾经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分裂、分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之间，甚至在家庭内部，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的朋友越来越少。子平概括的“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离析了。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回顾当年的历史情景，怎能不感慨万千！
李陀把当时的友情和交谈概括为四条：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我还想补充一句：什么都可以谈，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哲学……各种问题都随便聊，没有任何顾忌，这背后就有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与氛围，这或许是最根本的。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这样的“自由谈”的结果。在那个年代，自由聊天，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学术方式，我们还创造了“学术聊天”的自由文体。我还要特别回忆的，是当年我和学生之间的“无限交谈”。这就是所谓“老钱的灯”。学生上完晚自习路过我住的21楼，看见老钱的灯还亮着，不管时间多晚，敲门，撞进去，就谈开了。王风回忆说，他经常和我聊天，聊到三、四点钟，这大概是真的。而且我和学生的交谈，都是平等的，是所谓“以心交心”，学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争论。一些经常来聊天，比较亲近的学生和我就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我退休时就有学生在网上发文，说我是“最像朋友的老师，最像老师的朋友”。我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评价的。所以学生都叫我“老钱”，其中含着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学生也是“同时代人”。
这其中的那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令人怀想的：这是思想自由、解放时代的人际关系，是以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为基础，超越名和利的人际关系。我曾经说过，自己——或许也包括我们同时代人，前半生充满艰难曲折，后半生发展就比较顺利。这其中关键是在80年代遇到了“好老师”，按平原的说法，我们是与三、四十年代的学者直接接轨，得到了他们的倾力教诲，也得到了五十年代的老师的无私支持。另一条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群“同时代人”。我回顾自己的八十人生，最要感谢的是三个群体。一是贵州、安顺的朋友群：这是我的基础，我的根；这次回安顺就是落地归根。再一个是我的北大老师群：吴组缃、林庚、王瑶、乐黛云、严家炎、樊骏、王信，等等。第三个就是同代人群。我所接触到的关系密切的同代人自然以北大的老同学、老学生为主，也包括外校、外地的几十年没变的一些老朋友。这个同时代人群，在我看来，有四大特点。一是思想、精神、学术上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二是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各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三是在彼此交往中都深知对方的弱点，保留不同意见，但又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亲密无间，相互合作但又保持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四是彼此欣赏，形成良性互补。我万幸生活在这样的朋友圈里，没有任何内斗、内耗和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心爱的学术，还可以时刻感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许多人都惊讶我怎么写了这么多，我心里明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管时有大的环境的干扰，但我所处的具体小环境，却极为和谐、安静、温暖，有利于我的自由创造。这是我要永远感谢我的老伴和周围的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老学生——我的同时代人的。
这里，我要特别谈谈黄子平兄。我多次说过，子平是我们中间智商最高的，也最具有独创性，以致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概括他的学术特点。我只能说说我最为佩服他的几点。一是他的理论自觉与修养，特别是他对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强烈兴趣、熟悉程度与广泛运用。坦白地说，他的文章有的地方我看不懂，原因是我对相关理论不熟以致无知。二是他的艺术感悟和美学自觉。三是他对语言表达的独有情钟、讲究与独特运用，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四是他的社会、历史、学术视野的广阔，多学科把握学术的高度自觉。这四个方面大都是我的弱点。我比较关心政治、社会、思想史。我发现子平从表面上很少直接谈论政治、社会、思想，但他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思想关怀和政治关怀与焦虑的。在这方面，我们俩是有内在相通的。意识到这一点，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感。
我还要说说子平对我的学术工作的帮助和启示。一是他把我举荐到出版社，打开了我的学术通往社会之路。我们四个人中最早出名的是黄子平，他的那篇评论林斤澜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一举成名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他，问他的朋友中还有哪些出色的人才，他推举了赵园和我，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才得以顺利出版。而在此之前，我的书怎么也找不到出版社愿意接受。子平的出手相助，就是“雪中送炭”。我更难忘，并心怀感激的，是子平的学术思想、思路对我的直接启发和影响。我的著作中，引述子平的意见最多。像最早注意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现象的就是子平，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及，却没有展开；我当时正在思考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却找不到切入口，读到子平的这一发现，就茅塞顿开，立刻紧紧抓住，最后写成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我至今还认为，这是我的主要代表作。这当然有我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但始作俑者是子平，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后来，我构想《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结构，也是得到了子平关于文学史叙述结构的设想的启示。这样的相互沟通、相互启发，学习，借鉴的学术关系，也是今日所难得，我特别珍惜的。
子平《文本及其不满》，在说到“同时代人”的相互关系之外，还特别谈到了“同时代人”与他的时代的关系。子平指出，他们既“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面又不合时宜地格格不入”，他们“属于这个时代，但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他们“紧密联系时代，同时又于时代保持距离”，他们“紧紧凝视自己的时代，又最能感知时代的黑暗”。我理解这就是说，同时代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既“在”又“不在”。我认为，子平的这一论述，很好地概括了我们这些人与80年代的关系。我们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似乎是“如鱼得水”。但这只是“似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对那个时代的认识。80年代既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那一面，又有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压制。这是一个两种倾向、力量，两种发展道路、体制相互博弈的时代。我们在思想解放的呼唤下迎风而上时，背后就追随着大批判的阴影。这里，就需要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一个人们不太熟知，以致被遗忘和淡化的背景：在我们之前，曾有过一次在“五四”领导权问题上的大批判。我们从这次大批判中，意识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依附于政治史叙事的文学史框架”，这个框架不打破，就会从根本上束缚学科的发展。因此，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对既定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框架的一个自觉的挑战，这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的学术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不合时宜的反叛性的这一面。黄子平在80年代的两句名言：“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了”。前者是对批判的学术的辩护，后者则是对创新成为时髦的警惕与自嘲，这都表现出某种异质性。因此，这些同代人在那个时代的心情，既有舒畅尽兴的一面，同时也是内含忧虑的。子平解释我们以“悲凉”概括二十世纪文学的美学特征时说，我们自己当时就怀有“焦虑、忧患意识”，“劫后余生，心境一直悲凉得很”，虽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但也有一定道理。
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融入了时代潮流，又保持了一定距离，这就从根本上维护了自身学术上的独立性。因此，到90年代以后，我们由学术的中心位置逐渐边缘化，一方面依然保持了学术的活力，另一面又因为边缘化，就看到了子平所说的“身处中心无法看到的问题”，对学术思想、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发展，而且更加自觉地追求学术的独立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做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十多年后子平回到大陆，发现许多当年的同时代人都变了，但我们这个小群体却没有变，自然弥足珍贵。我们至今也还是“相互搀扶”着。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孤独。现在，我们都老了，能够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但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历史经验的总结。今天的“四人谈”，重话当年同时代人，就有总结的意思。我想归结为两条，也是我今天发言的重点：要保证个人与整个学术界健康的发展，有两个关键，一是思想的自由，一是学术的独立。我讲完了。
李浴洋：钱老师的发言语重心长，又掷地有声。特别是他的总结，既是经验之谈，同时也不啻为警世之言。而让我特别感慨的，还有他对于“同时代人”之间那种互相欣赏、互相搀扶但又互相尊重的关系的描述。黄老师和钱老师便是如此。我们能够注意到，他们的学术个性是如此不同，但他们的互相理解又是如此之深。当然，不只是黄老师与钱老师如此，他和赵园老师也是这样。前面说到，《远去的文学时代》是黄老师的一部编年体自选集，每年只选取了一到两篇文章收录。而其中与赵老师相关的文章就有两篇，一是他为赵老师的第一本书《艰难的选择》写作的“小引”，二是他为赵老师的名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作的书评《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这些自然都是他们二位“知识友谊”的见证。下面我们就有请赵老师发言。
赵园：本来今天是个对话会，理想的状态是纵意而谈，营造出一个对话的轻松氛围，但是最近我被一些琐事困扰，焦头烂额，所以不太敢脱离了原来准备的提纲随便讲，我怕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我还是按照原来准备的内容来讲。
前不久作协系统为上海的两个文学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开了一个会，还邀请了黄子平参加。会后有两个上海的朋友到我那去，我随意说了八十年代“南吴北黄”。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说法，他们说现在有了。那就是南边吴亮，北边黄子平。当时并没有所谓“领军人物”这一说，但是他们是事实上的领军人物。我想他们同时代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会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压力。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其实差异比较大，吴亮很雄辩，辩才无碍；而黄子平很机智，他的文章处处机锋。这个感觉跟钱理群刚才讲的相去不远，我们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
后来吴亮转场，跟画家打交道，甚至还自己创作小说，而黄子平则在当代文学评论这个领域坚守。当然这个选择的得失是不易衡量的，可能各有得失。他们两个共同之处就是在修辞方面都非常讲究。在座的大家因为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不知道进入八十年代之后，摆脱那一套五六十年代的修辞之难。我后来在我的老师辈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那种修辞方式，那种套路。而打破这种套路，是一种比较困难的努力。这一点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掉。
黄子平的“三十年集”，题目是《远去的文学时代》；我的同事樊骏先生，他的纪念集——当然，不是他自己命名的——叫《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据说这个题目，在社科院文学所还有一点争议。我们都不能代表哪个文学时代，但是那个文学时代的的确确在远去，而我们确实是不断地在告别。现在像我和钱理群，大概还在告别我们的过往。陈平原比我们年轻，应该还不是这种状况。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自己生命史的一个时期结束了，我向它挥别。钱理群好像也是这种状态。某一种气象和境界已经远去，不可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我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复制，那就过于自恋了。哪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文学和学术，过往就是过往。
洪子诚先生前不久在电话里提醒我，说2020年搞纪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35周年的活动，他认为不要过于怀旧。我也同意。但是八十年代确有可怀之旧，这也不必讳言，那一代的人、文确实有值得怀念之处。这点钱理群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我不再重复。这就包括当时的学科之间的壁垒，不太能够感到。比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甚至有时候和创作界接触，大家有一种“同志”之感，不觉得你是这个专业的，我是那个专业的。当然，我们跟子平的机缘，还有特殊的人事上的背景，那就是他的夫人张玫珊——玫珊女士今天也在场。因为玫珊既是我们的同学，也是子平的同学，这样就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虽然在七十年代末，77级的本科生和78级的研究生都在同一个空间，比如我们都在北大，但事实上我们的活动没有多少交集。我们的友谊是在这种特殊的机缘下建立起来的，这点也需要说明。而玫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
确实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好多东西都已经过去了。子平说自己“喜欢阅读”，而“害怕写作”，但他的著述事实上也很可观，只不过鸿篇巨制比较少而已。他擅长写一些很精悍的短文。写短文何尝容易？我有时候就要求我的研究生写短文。浓缩的、凝练的、一击就能中要害的文字是非常难写的，这也是年轻学人学术训练的必须的一个方向。在我看来，“害怕写作”是出于对写作这样一种活动的矜重。当然，还有对于修辞的苛求。那一代人中子平和我刚才提到的吴亮在这一方面都是很特别的。
有所谓的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的区别，我觉得子平的定位或许是介乎其间的。有随性的写作和职业化的写作，我觉得他也像是介乎其间的。这就体现在有时候他的文章中有闲笔。这样的写作姿态，现在也不是很合时宜。比如用这样精悍的短文，你立项申请经费，在大陆现在的科研评估的体制下，你敢这样选择吗？你敢冒一点险吗？没有经费不立项，也不纳入某种评估，你怎么在单位立足？所以一个学术时代，确已远去，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子平也有比较成体系的学术著作，比如《革命·历史·小说》，但是仍然不是现在大家习惯的那种——台湾人称为“制式化”——的学术著作，仍然有是闲笔的，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著有距离的。我感觉到现在年轻人的选择很困难。所以我这么说，并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环境，你们有自己面对的那个难题。我们在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不苛求，而且也不拿我们作为尺度。
黄子平虽然以《深刻的片面》引发过讨论——董秀玉先生会很了解他的这篇《深刻的片面》，因为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但是他自己并不刻意地剑走偏锋，并不有意的立异。他只是敏锐、犀利，见他人所未见，道别人所不能道而已。所以他选择的有些点是唯有他的敏感和犀利才能注意到的。至于你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点？比如也有人有问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戾气”这个题目？我觉得一时很难回答。其实有些点是需要这个学人，他的整个的人生阅历，他背后的整个的个人历史，才能够解释的。这几乎难以寻觅，也不太可能复制。所以我没有系统地学术自述的计划，因为我觉得很难，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点，我想黄子平的问题可能也是这样。很难解释，但是唯有他能够敏感到那个点。
由黄子平的自述性质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对理论的兴趣，但他做的又不是一种炫技的批评。我所谓“炫技”的批评，就是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当作某一种理论的展演。这种情况很多，我不是太欣赏。黄子平的文章是有温度的。不止有温度，而且有性情，有口吻。你甚至可以好像听到他带有广东味的普通话。他有他的口吻和腔调。现在有多少评论文章是这样的呢？很多都是制式化的，你看不出作者其人。
现在“制造”学术的技术，正在戕害学术。这确实使我感到很可忧虑。我视为一种危机。但怎么办呢？我还想不出办法。那些东西没有主体的投入，没有主体的沉浸，甚至没有感动，也没有真正的愤怒，等等。这种职业化的文学批评如今也成为一种风尚，到处都可见。这种生产的机制，造成了没有个性和生命的学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本应当和文学一样，让人可以感到他的生命。但现在的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却并非如此。
黄子平另外有一本书叫做《边缘阅读》，他对他所谓的“边缘”有一个界定。那本书的封面上就摘录了他有关的论述。可是在我看来，他的“边缘”也有空间的意义，比如是中心的边缘，也是文学江湖的边缘。他既是以“外来者”自居，自居于香港文化界的边缘，同时又以身在香港而处在大陆的文学场域的边缘……这几重意义上的边缘的位置，或许可以部分的解释他的选择，比如他看取对象的方式，等等。
最后，我说一说我和子平。刚才李浴洋已经说到了子平和我之间的这种文字之交。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是请子平写的“小引”。他比我小三四岁。那个时候也不能说是风气，但是学生为老师写序言，年轻者为年长者写序言，并不令人吃惊。我当时就请他写。他写的其中有些意思，比如主体对于对象层层叠叠的投射，对于解释我后来的士大夫研究也是适用的。后来又有他为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的书评。至于他对我的当代史研究的支持和鼓励，我真是感激莫名。
我想，朋友之间也不过如此了吧。我们都是老友。从去年到今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个人的一些困境。我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感受到老友之“老”的甘醇。我很难表达我的感激，有的事情一说便俗，说得多了就更俗了，所以说到这儿，不继续说也罢。
有句话叫“江流石不转”。这个社会几十年变化太多太大，很多东西都难以停留在某个地方，但是总有一些石头是不会随着流水而转的。这个意思，子平和老钱都说到了，我也不再重复。我觉得这些不转的不变的东西，弥足珍贵。我活到这把年纪，回头来想想还是很幸运的。其中我感觉幸运的就有我有这么一些朋友，也可以用我自己的一篇随笔的题目——《铁哥们儿》来表述。这个“铁”就表现在你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在你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你可以对你的哪个朋友指手划脚，甚至像我对老钱可以当众批评，直言无讳，我不担心老钱会记恨，或者让我感到我们的关系受了影响。这些多么难啊。当我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回头想想，我还是很幸运的。其中就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一点。
李浴洋：好，感谢赵老师的发言。赵老师对于她和黄子平老师的交谊，还有对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潮流变迁的讲述，都很令人触动。赵老师说黄老师的文章是有温度，有性情，有口吻和有腔调的，她的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我们从赵老师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她与黄老师在才情方面的相契。赵老师的很多表述都很节制，但也充满力量。刚才她提到“告别”，说到樊骏先生去世以后，社科院文学所编辑的纪念文集题为《告别一个学术时代》。而这正是陈平原老师怀念樊骏先生的文章的题目。陈老师对于当代学术潮流有过许多洞见，他本人也是最近四十年间学术场域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发言，我相信他今天也会带给我们别样的启发。
版面：程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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