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在汪锡桂先生家中
本文将要叙述的我与启功先生的“一次没有成功的‘交换’”和“我对启功先生的‘承诺’”，都脱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2012年去世的汪锡桂先生。
和汪先生交往了十几年，只知道他是江西永新人，退休前在商业部工作。汪先生自幼酷爱中国书画，且喜欢收藏字画和文房四宝，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有幸与李可染、蒋兆和、王雪涛、董寿平等著名书画家相识，有的交情很深，多有佳作相赠。我在汪先生家看到的有其上款的书画，现在市场价位都极高的几位如黄胄、王雪涛先生的较多。启功先生的墨宝汪家收存最多，这是因为汪先生与启功先生亦师亦友的缘故。
我和汪先生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经常听他说，他们夫妇陪启功先生今天去哪儿了，明天要陪启功先生去哪儿办什么事儿。他是启功先生家的常客，启功先生有时也到他家里来，或在他的家里吃饭，或者到街面上的饭馆去吃。汪先生喜欢文房四宝，还担任过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理事等职务。启功先生是书画大家，自然也喜欢文房一类的东西，有了这类的活动，汪先生总会陪启功先生去参观。凡是汪先生组织的此类活动，启功先生多会以嘉宾身份出现。
汪先生为人坦诚，凡有人请他写个条幅、对联，他从不拒绝。也有些小商小贩请他帮忙推销一些纸墨笔砚一类的物品，他也肯帮忙。他家就在国华商场南面商业部宿舍，我有时路过总要到他家小坐。汪先生爱好广泛，书画为主，兼以文房、木雕，有时也买些小型古家具，因爱好多，交往也杂。到他家经常碰到一些操着南腔北调的人，就是因为交往太杂，最后汪先生珍藏的许多名家字画丢失了，据他说，就是一个常到他家里做客的“朋友”“顺”走的。结果打了官司，因证据不足，没赢。之后他元气大伤，以致抑郁寡欢，憋屈致死。这是后话。
和汪先生交往多年，成了好朋友。他收藏了好的玩意儿，总会打电话，叫我过去看看，有时一块儿喝个小酒，聊聊天，听他讲过不少书画名家的趣闻轶事。有几次朋友举办书画展览，我都要他帮忙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书画家撑个场面。自个儿收藏到书画家的作品，我一般也都要拿给他长长眼，把把关。一次，北京师范大学出了一批旧档案，潘家园市场的旧书摊上比比皆是，我看到一部分，其中有黄药眠、萧璋、俞敏、启功等先生1957年反右时期的“交代材料”。这几份材料，前三位的较全，启功先生的我只见到两份，是他第二、三次“交代材料”。那个时候，这样的东西很多，我觉得派不上用场，一般都不要。因我知道汪先生与启功先生很熟，就把这几份“材料”买了下来。一天，四川的一位书商，来京看我，拿来了一批沙汀的亲笔信和友朋写给他的书信，有李广田、靳以、林如稷、蒋牧良等。我欲买下，他不干，非要换东西。我便拿出一些可出手的书信、文稿让他挑选，结果他选中了启功先生的“交代材料”，而且说只给一份就够了。我仔细看了看，把大概有四十几页的启功先生第二次“思想检讨”给了他。另一份第三次“交代材料”《我的罪恶交代》因涉及许多画家，我觉得流传出去不合适，就自个儿留下来了。过了些天到汪先生家串门，聊起这件事。汪先生很重视，说这样的东西，还是要启功先生知道好。我就开玩笑说，干脆还给启功先生得了。我正好没有启功先生的对子，东西还给他，请他老人家给我写一幅。汪锡桂先生满口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把这件启功先生“交代材料”送到汪先生家，他说已和启功先生通过电话，启功先生说已经忘记了，让送过去给他看看。
几天后，汪先生叫我到他家，说带了一件启功先生的书法。下班我顺道到汪宅，一进客厅见墙上挂了一件横披，写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落款是“启功”。汪先生沏上茶后说，就是这件，你看行不行。我想了想，告诉他说，不很喜欢。我告诉他，前些天有个东北人，在北京踅摸一些书札、字画之类的到各地倒腾，据说他搞到一件只有几页的启功先生“交代材料”（大概是第一次“检讨”）换了启功先生一副对子，然后卖给了琉璃厂一个画商，给了他一万块。我这份20多页的，就给了这个，还是算了吧。汪先生一听有些不乐意，说：那我再和启功先生说说吧。
又过了几天，汪先生再次约我到他家。还是先泡茶，然后学说启功先生的答复。他说当他提到启功先生前些日子曾为交换自己的一份“检讨”写了一副对子时，启功先生立马沉下了脸子，说了一句“敲竹杠”。并表示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光棍一根，没儿没女，死了之后，人家爱说什么，就去说吧！那年头，谁不怕当‘右派’呀，违心的话谁又没说过。”听了汪先生这番话，我沉默许久后，告诉汪先生：您转达启功先生，这份材料，我送还他老人家，他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汪先生听了我的表态，很高兴，说那我就再跑一趟吧。
几天过去了，汪先生打来了电话，说刚从启功先生家回来，就在我的楼下。我把汪先生让到我的办公室。落了座，沏上茶，汪先生开口说话。他说，这次我去启功先生那儿，转达了你的意思，他老人家挺高兴的。他老人家说，东西是人家花钱买的，还是让人家留着吧。字呢，以后也可以给人家写，现在事情多，也没心情。汪先生说告辞的时候，启功先生对他说：跟人家说，要是想写我在“反右”时候的言语，是不是等我归西了再说呢。我听了汪先生的一番叙述，马上表态：请启老放心，不仅他老人家活着我不写，他老人家百年后，我也不会写这段儿！
几年后，启功先生仙逝。汪先生悲痛不已，我一直没到他的家里去。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一位朋友求人办事要送礼，托我买张有点儿名气的画。我和汪先生联络，他让我去他家，说找找看有无合适的，转让给我。转天我去汪宅，落座后，汪先生和我聊起了和启功先生交往的事，然后取出启功先生为他题写的砚名和启功生前所用的红木雕刻山水人物大笔筒，里边有几支毛笔，也是启功先生用过的。说时，汪先生还找出了两张启功先生在自家书房写字时的照片，汪先生指着照片上写字台右上角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说，就是这个，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太清。我问他怎么会落在他的手里，他回答说，启功先生离世前，早就不用毛笔写字了，有时非写不成，用的是日本产的“书法笔”。老人家住院前，他去看望，老人家送他一些杂七杂八的文房旧物，就有这只笔筒和这几支毛笔。
聊了会儿有关启功先生的旧事。汪先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十几幅现代当红画家早年送给他的画作让我挑选。挑来挑去，最终选了一幅杨姓中年画家早年的作品。汪先生开价后，我当即付款取走了画。谁曾想，没过几天，那位委托我买画的朋友，找到了那幅画的作者，愣说这不是他的作品，退给了我。我硬着头皮，到了汪宅，说明原委。汪先生此时诉讼在身，心不在焉。对我说，这幅画是杨某送给我的，这家伙，现在长本事了，画得更好了，不认原来的账了。好吧，你退还给我，抽空儿我去他家让他补个款。我说，那就把款退还给我的朋友吧。汪先生不乐意，说补了款还是你的。没办法，我自行退了朋友款。
大概过了一个来月，我再次登门，汪先生精神上显得疲惫不堪，见我来了，还是蛮高兴的。仍像往常来他家一样，先给我沏上茶。然后对我说，老方啊，我遭了灾了。我一惊，问：怎么了？他便把他藏在门上顶柜里的书画丢失的事情讲给了我听。我记不太准了，大概是2008年10月，汪先生收到西安一家拍卖公司寄来的图录，发现里边的何海霞《赤松读书图》和王子武《芦鸭图》、《母子图》三幅画是汪家藏品。他很奇怪。当即打开藏画的房门上的顶柜，才发现积数十年之心血收藏的60多幅名家书画（大师级的有20余人）和文房珍玩被盗，当时的估价在400多万元。他当即报案，在公安部门取证时，让他回忆这些画给哪些人看过，藏画的地方有哪些人知道。经他回忆，说常上他家来的一个人，有一次汪先生偕夫人去天津办事，曾托付他看过家。而且，家里从来没有过被盗的痕迹。后经公安局传讯那人，那人承认了拍卖会预展的有汪先生上款的书画，的确是他送拍的，但他说，是汪先生几年前卖给他的。最后起诉打起了官司，没赢。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帮帮他。我说司法部门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帮助打听打听。我看他情绪异常低落，不忍心再打扰，提出要走。汪先生起身就从他的书案上拿起启功先生送给他的红木大笔筒，哗啦一下把里边的毛笔倒出来，然后把笔筒递给我说，我欠你的买画款，一时没有现金，就把这个笔筒送给你吧，又取出一个小一些的笔筒说，这个也给你吧。我当时不知所措，机械地接了过来，并解释说我来只是看看他，没有别的意思。他说，那个大笔筒底儿没了，还是启功先生让我去帮他配的呢。说着，又从书柜取出从前让我看过的那几张他和启功先生的合影照片，说你拿走吧，或许有用。看他那神情，我只好从命了。从此以后，我和汪先生就再也没有联系。直到2012年，接到首都博物馆魏三纲兄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汪先生去世了。追悼会那天，魏兄约我同去送送汪先生，我正在外地。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写了这么多，也可以说是一篇回忆、怀念启功先生和汪锡桂先生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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