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一景
文 / 冯骥才
这个硬木树桩在我书斋一张矮桌上，已经静静呆了二十年。个中的理由，还是为了一种纪念。
它与我的一篇散文《珍珠鸟》有着很美妙的关系。
这散文198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年后，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通柴油机械厂竞选厂长，其中一位竞选人张逸民获胜当选。这家工厂很大，两千多员工，竞选激烈，当选的张厂长虽然自信满满，却担心人们是否信任他，竞选中反对他的员工是否担心会遭到报复，怎么表明自己的真心，从而将全厂员工凝聚起来？他就职那天上台演说，出乎意料没有发表任何宏论与誓言，竟然当众背诵了我这篇颂扬善意与人性的散文——《珍珠鸟》。他的真诚感染了全场职工，得到热烈的呼应，顺利地就了职。
后来一篇报道说，新任南通市的市委吴书记，也是个作家。他听到这事，感觉很新鲜，骑车到柴油厂，见到了张厂长就说：“是你的珍珠鸟把我引来的。”张厂长说：“我讲大道理，说不定人家不乐意听，我借助作家的《珍珠鸟》来表述我的心愿，我愿意做爱惜珍珠鸟的人，也愿意做被珍珠鸟信任的人。”
这件事当时影响挺大，被传为美谈。
我却由此很敬佩南通人的文化素养。由于他们拥有对文学的感受力，一篇小小散文居然产生如此奇妙的效应。其中尤其钦佩的是这位张厂长——他的文学修养，还有他的智慧。文学本来是潜移默化和间接地影响生活的，他却赋予文学一种直接的化解生活纠结的效力。这是他的一个创造。
本世纪初，我与诗人吉狄马加、表演艺术家焦晃要一起到南通，应当地政府之邀为他们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建议。没想到，身在南通的张逸民听到了消息，来宾馆看我。由于当年那个“奇缘”，见面甚亲切。
此时他已退休，喜欢收集各种硬木雕刻的工艺品。他特意带来一件手工精仿的树桩式的花盆座，给我做纪念。
我不会忘掉那件意味深长的往事，这个纪念品一直放在我书斋里。
这个硬木树桩与《珍珠鸟》有美妙的关系
文 / 冯骥才
那年，去宝鸡考察民艺。途经西安，与平凹一聚。这一天，正赶上平凹获茅盾文学奖，人逢喜事精神爽，喝酒吃肉，交谈甚欢。我们没有讨论文学，所说全是书画古物。古人说的对：开口必言诗，定知非诗人。整天写得很累，反而想说点别的。再说平凹与我，都着迷于书画文玩，平日心得颇多，说来兴致则高。饭后，他邀我和妻子同昭去他家的书房，看看他的收藏，我们自然欣然愿往，遂去了。
爬上他那座楼的楼上，便是他的书斋。这地方也只是个书斋，没有卧室。满屋除去书，便是古物。应是他爬格子、玩古董的地方。这很不错，写累了，玩玩古董，也是我爱做的事。
西安是十多个王朝之都，其中又有大汉大唐，地下的好东西挖不尽，地上的好东西堆成山，其中一些堆在他这里，因为他喜欢。他喜欢神像、异兽、奇石、怪木，这些东西未必价值连城，他也不会叫那些镶金嵌玉的俗物进入他的书斋。于是，种种老东西便带着各自的美与灵气，神头鬼脸地挤满他的书斋，把他的书桌密密实实地围着。
我和他边看边议。我忽对他说：“我曾对你说，你送给李陀一个汉代的陶仓，挺不错，你也得送我一件。你当时还说，我家的罐子任你选一件，只能一件，这话今天还算数吗？”我的话多半是逗笑。
谁料他分外认真地说：“你选一件吧，哪一件都行。”他说得很大方。
这一来，反叫我不好挑选，平凹叫我妻子选。我妻子是单纯的人，居然一指那边一个柜子说：“我喜欢柜子里边那个彩陶罐。”
我吓了一跳。他这书斋三面靠墙全是柜子，里边塞满各式陶罐，多是汉罐，只有一个彩绘的陶罐，怎么叫她看到了？其实我刚刚也看到了。颜色挺鲜亮，应是大唐。我虽然没有细瞧，却知道是件不错的东西。妻子是画画出身，当然知道审美的优劣。可是她这一指，一说。我看到平凹的神情出现一个停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罐子究竟有多好，接着打趣说：“你们瞧，平凹脸色都变了。”
同来的朋友们听了都笑起来，要看平凹有多大方。平凹拉开柜子的玻璃门，缓缓取出这唐罐，用手轻轻抚了抚，好似要把他的孩子托付给我，然后拿到书桌前，在罐子的下沿写了一圈字：
送大冯同昭留念 戊子 平凹
他把罐子给我与妻子。大家看着我们之间一赠一收，都笑着，还用手机拍照。可这时我明白了，这唐罐在平凹眼里决非一般。倘若只是寻常的馈赠，他不会题字。他如此郑重题字，正说明这罐子是他心中之所爱。
这反而叫我于心不忍。原以为讨一件好玩的东西，高兴一下，却无异于入室掠夺了。我对他说：“我要送你一件石造像。”
待回到天津，把这唐罐摆在桌上仔细一瞧，真是典型的盛唐！器型膨亨,图象饱满，牡丹花开，祥云缭绕，大气自由，特别是罐上的朱砂石绿——敦煌唐代壁画所用就是这种颜色，虽然历经千年，色艳犹然光鲜。这样彩绘的唐罐很少能够看见。再想起他当时慢腾腾从柜中取出这罐子的神气，那时他是不是有点依依不舍？但究竟他把这罐子给了我。朋友的厚道与慷慨也在这不言之中了。
后来，有人要用一个北魏的佛碑与我换画。我看这佛碑甚好，待换到手后，便对学院的工作人员说：“不要放进博物馆，留起来，等将来贾平凹来玩时，我要送他。”
平凹割爱的唐罐
文 / 冯骥才
八十年代初，初入政协时，文艺界委员多是老者。比如贺绿汀、张君秋、李可染、李苦禅、沙汀、冯牧、阳瀚笙、萧军、李焕之、胡风、林散之、张乐平等等。其中三位老人很要好，总在一起，便是吴祖光、黄苖子和丁聪。我读过吴祖光的书，喜欢丁聪的漫画；当年习画时，从黄苗子关于国画的史论中受益良多，所以与他们谈得来。
一天午餐后，黄苗子对我说：“你要是不睡午觉就到小丁（小丁是丁聪的自称，也是别人对他的爱称）房间来，小丁从家里带来了笔墨，咱们一起画画。”我听了很高兴，随即去到丁聪的房间里。桌上已摆上了纸笔墨砚。三老叫我先画，我礼当承命，画了一小幅山水，用的是我擅长的宋人北宗的笔法。我作画时，三老边看边评议。他们是长辈，自然还不时对我夸赞几句。
可能由于我这一画，把丁聪的画瘾勾起来了。他说：“我画什么呢？我给大冯画张像吧。”跟着就在桌上铺了一张宣纸，用镇尺压好纸边。
“大冯”也一直是文坛上无论老少对我的昵称。
我很高兴，在他身边坐端正了。丁聪笑道：“你甭像照相那样，自管随便说笑，我有时能看你一两眼就行了。”
黄苗子最爱与丁聪打趣，他说：“他看你一两眼也都是做做样子，不然算什么画像呢。其实他背着你一样画。”
丁聪笑道：“像不像就不好说了。”
黄苗子的话不假，丁聪好像只瞅了我两三眼。当我忍不住瞅一眼他笔下的我时，真棒，一看就是我！
他画画不起稿，下笔自如又自信，线条清晰又肯定，一笔画过，决不修正；然而我的特征：潦乱的头发，肥厚的嘴唇，八字眉，下巴上刮不净的胡茬，总是带点疲倦的眼神，还有那时刚刚出现的眼袋……全叫他抓住了。而这里边，隐隐还藏着他特有的“丁氏的调侃”，他的幽默，他的机智。他很快画成，大家都称好。小丁便署款署名。
就在这时，张贤亮穿着拖鞋跑进来找我。会议上，张贤亮与我同屋，我俩住丁聪房间的下一层。贤亮说我妻子同昭来电话，叫我快去接。还告诉我，我妻子说我家的住房领导批下来了！
哎哟，这可是天大喜讯。
我自地震后一直住在楼顶上半临建式的小破屋里，困难重重，受尽苦楚，自不必说。那时住房由国家分配，为了请求领导帮助解决，跑了几年，快把鞋底磨出窟窿来。这事谁都知道。当三老听说我这“天降之喜”，竟然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在掌声中一蹿而起，跑出去，等不及电梯，从楼梯连蹦带跳地下去，回屋抓起电话，听着妻子讲述这大喜之事的全过程，脑袋兴奋地发胀，什么内容都没听清，只觉得妻子的声音在话筒里发光。
待我再次进到丁聪的房间，除去三老三张可爱的笑脸相迎，还有一幅画放在床上，正是丁聪为我的画像。上边还多了吴祖光和黄苗子的题句。吴祖光写的是“苦尽甘来”。吴祖光为人耿介爽直，口无遮拦，言尽心声。这四个字既是对我的祝愿，也是当时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深切的期望。黄苗子则是轻松快活地道出了此时此景此情：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大会年年见大冯，
恰巧钥匙拿到手，
从今不住鸽子笼。
没想到这原本是一张画像，现在变成了“道喜图”！
这幅画一直挂在我书房外边的墙上。三十年过去，三老都不在了，但画还在，人间的情意依然还在人间；历史则被这些笔墨记下。
三老道喜图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房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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