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其生于贵族家庭，1847 年退学后，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创作了诸多文学巨作，1910年11月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
列夫·托尔斯泰及其《战争与和平》
Leo Tolstoy（1828～1910）:War and Peace
我阅世愈久——尤其在我明白自己余日无多的时刻——愈需要表白我内心最强烈的感受。我认为最重要的只是爱的法则。
——列夫·托尔斯泰
我想巴尔扎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是最伟大的小说。以前没有人写过题材范围这么广泛、描写的一段历史这么重要、创造的人物这样众多的小说，我猜以后也不会有人再写这样的文学巨著了。称之为史诗也毫不为过。我想不起另外还有什么小说作品可以称为史诗而当之无愧的。托尔斯泰的评论家也是友人的斯特拉科夫（Strakhov）曾以几句很有力的话表达他的看法：“完整的人生全貌。完整的当代俄国写照。完整的所谓历史和民族挣扎的史诗。描写人们从中可以发现自己的幸福与伟大、自己的苦难与屈辱的一切情境的完整观照。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三十六岁开始写这本书，作家的创造天赋通常在这个年龄达到高峰，他花费六年的时间才完成。他选择的时段是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时代，高潮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火烧莫斯科以及军队的撤退与毁灭。托尔斯泰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本来是想写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故事，历史事件只是拿来当背景。故事中人经历了许多足以影响他们性灵层面的经验，吃过许多苦头之后，到头来却得到净化，享受安静和快乐的人生。托尔斯泰写着写着，才愈来愈强调两大交战国敌对势力间无比激烈的拼搏，从他读过的各种书报中建构出一套历史哲学，我之后再来稍作叙述。
《战争与和平》（意大利版封面）
据说书中人物有五百位左右。他们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点已是很大的成就。兴味并不像大多数小说中仅局限于两三个人或一群人身上，而是集中在四个贵族家庭——罗斯托夫家、保尔康斯基家、库拉金家和别祖霍夫家——的成员身上。当小说主题要求作者刻画不止一群人的时候，他必须妥善应付一项困难，就是由甲群移到乙群身上要合情合理，让读者乖乖接受。这一来读者会发现：这会儿作者正告诉他关于某组人物他所须知道的信息，待会儿他准备听听有一段时间音讯全无的另一组人物近况如何。大体上托尔斯泰这方面做得极为巧妙，读者简直像遵循单一的叙事线进行阅读。
托尔斯泰在俄罗斯（1908年）
托尔斯泰像一般小说作家那样，照他认识或听过的人物来塑造书中人；不过他当然只是把他们当作模特儿，等他的想象力发挥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变成他自己创造的人物了。据说浪费成性的罗斯托夫伯爵是照他祖父的音容言行构思出来的。尼古拉·罗斯托夫是照他父亲，楚楚可怜又迷人的玛丽雅公爵小姐是照他母亲。至于可以算是《战争与和平》男主角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一般认为托尔斯泰心中是以自己为蓝本；我们若说他意识到自己分裂的人格，所以照自己这一个模特儿创造出两个对比的人物，借以厘清和了解自己的个性，说来大概也不算离谱。
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有一点很相似，他们像托尔斯泰本人，都在寻求心灵的平静，都为生与死的奥秘寻找解答，结果都没找到；除此之外两个人截然不同。安德烈公爵是英勇、浪漫的人，以自己的种族和阶级为荣，心灵高贵，却高傲、专横、不宽容又不理性。尽管有种种缺点，他却是动人的角色。皮埃尔远非如此。他生性仁慈、脾气温和、慷慨、谦逊、斯文又自我牺牲；但却很软弱、优柔寡断、很容易上当受骗，叫人忍不住对他感到不耐烦。他行善做好人的愿望十分感人，但有必要把他写成这样的傻瓜吗？他为了解出苦思不解的谜团，变成共济会会员，托尔斯泰为此忍不住写出几章非常非常沉闷的内容。
这两位男士都爱上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托尔斯泰把她塑造成小说史上最最讨人喜欢的姑娘。要刻画既迷人又有趣的少女是最困难不过了。小说中的少女大致是平淡无趣（如《名利场》中的阿米莉亚）、自命不凡（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聪明过头（如《利己主义者》中的康斯坦尼娅·达累姆），或者像小傻瓜（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不是傻傻卖弄风情，就是天真得叫人难以置信。她们会成为小说家处理起来别别扭扭的题材不难理解，因为人在这种少不更事的年龄，个性尚未完全发展。
同样的，画家只能在某一张面孔因生活、思想、爱与苦难的兴衰变迁而显现出个性时，才能把它画得生动有趣。要画一张少女肖像，他充其量只能呈现青春的魅力和美。但娜塔莎完全自然。她甜蜜、敏感、有同情心、任性、孩子气，也有女人味儿、重理想、动辄发脾气、亲切热情、顽固、反复无常，各方面都令人着魔。托尔斯泰创造过很多女性，她们都真实反映人生，但没有一位像娜塔莎这样赢得读者的挚爱。
像《战争与和平》这么长的一本书，又是花这么长的时间写成的，作者有时候亦难免才思不济。我已经说过，皮埃尔成为共济会会员的过程很沉闷，小说将近结尾时我觉得托尔斯泰好像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点失去兴趣了。他的历史哲学也许可陈述如下：他相信不是伟人影响历史进程，像一般公认的那样，而是有一种难解的力量充塞于各民族间，使他们不知不觉走向胜利或失败。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不过是一种象征，他们被一种无法抗拒也无法掌控的推动力带着走。拿破仑不是靠他的战略或大军打胜仗，因为他的命令可能因情境改变或者未及时送达而没有被执行，他打胜仗是因为敌人突然坚信仗已打输，所以逃离了战场。在托尔斯泰心目中，法国入侵俄国期间的英雄是俄军总司令克托佐夫，因为他什么也不做，避免战斗，只等待法军自己毁灭。也许这次就像托尔斯泰的所有理论一样，大量真理混杂着大量谬误，例如他的作品《什么是艺术》也是如此，但我所知不多，没法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他花这么多篇幅来翔实描述莫斯科撤退的经过，是想举例说明他的想法。那也许是好史料，却不是好小说。
不过，如果说托尔斯泰在这部惊人浩大的小说最后一部分稍稍失去了活力，那他已在尾声中弥补得十分充实。这是才气焕发的一招。老一辈小说家习惯在他们要说的故事收场后告诉读者主要人物遭遇如何。他们告诉读者男女主角过得很幸福，环境优裕，生了好几个孩子；恶人若非在结尾前被干掉，就会陷入贫穷，娶了一个唠叨的恶妻，得到应得的报应。但是往往只用一两页敷衍交代，读者总觉得这是作者满怀不屑丢给他的抚慰品。直到托尔斯泰才把尾声写成真正重要的东西。
七年过去了，我们被带到老伯爵之子尼古拉·罗斯托夫家，他娶了有钱的妻子，生了几个小孩；皮埃尔和娜塔莎正到他们家做客。娜塔莎已婚，也有了小孩。可是他们崇高的希望、对人生的热忱都已渐渐缩小，变成无聊的、满足的平静。他们彼此相爱，可是，他们变得多么乏味、多么平凡啊，经历了他们冒过的险、承受过的辛苦和悲痛，他们已安定下来，享受着渐入中年的自得。曾经非常甜蜜、非常不可预知、非常宜人的娜塔莎，如今成了神经质的家庭主妇；曾经非常英勇、喜欢冒险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如今成了刚愎自用的乡绅；皮埃尔比以前更胖，脾气仍然很好，但不比以前精明。大团圆的结局叫人感到悲哀。我想托尔斯泰这样写并不是辛酸愤懑，而是他知道大家的结局都是如此，他只好实话实说。
托尔斯泰生在贵族阶级，这个阶级并不常产生显赫的作家。他是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和具有大笔财产继承权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儿子，出生在母亲的祖宅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母在他童年去世。他先由私人家教教导，然后上喀山大学，后来又去上圣彼得堡大学。他是成绩差劲的学生，两边都没拿到学位。他的贵族人脉使他得以先后踏入喀山、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圈，常参加舞会、晚会和社交聚会。
他曾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战争中入伍从军。这段时间他喝酒喝得很凶，胡乱赌钱。有一次为了还赌债，他不得不把继承来的位于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中的房子卖掉。他是性欲很强的男人，在高加索期间染上了梅毒。他放荡一夜、玩牌或玩女人，或者跟吉普赛人狂欢——我们若从他的小说来判断，这种事大概是平常又天真的俄国享乐方式——之后总会写日记，照日记内容看来，他悔恨至极；不过一有机会，他照样重蹈覆辙。
他非常健壮，可以步行一整天或在马鞍上坐十一二个小时不嫌累，但他个子很小，外表也不讨人喜欢。他提笔自述过：“我深知我长得不好看。有时候我绝望到极点，我想鼻子像我这么宽、嘴唇像我这么厚、一双灰眼睛这么小的人，在世上不可能得到幸福；我求上帝展现神迹，使我变英俊，我拥有的一切和未来可能拥有的一切我都愿意拿来换一张英俊的面孔。”他不知道自己不美的面孔显现出一种灵性的力量，相当吸引人。他看不见自己的目光使他的表情颇具魅力。
那段时期他穿得很潇洒（像可怜的司汤达一样，希望时髦的衣裳能弥补外貌的丑陋），而且他过度介意自己的头衔。喀山大学的一位同学对他描写如下：“我对（托尔斯泰）伯爵敬而远之。他故作冷淡，头发又硬又粗，半闭着眼睛，表情很敏锐，一见面就叫人十分厌恶。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有这么强烈、这么叫人难以理解的自大和自满的态度……我打招呼他几乎不搭理，似乎想暗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托尔斯泰从军期间，好像有点瞧不起一起作战的军官们，他写道：“起先这个圈子的许多事情叫我震惊，但我已渐渐习惯不和这些绅士为伍。我找到一种既不傲慢也不亲密的中庸之道。”
在高加索以及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一篇带有浪漫风格的童年及少年自传。文章登在一本杂志上，颇受好评，所以他由战场前往圣彼得堡的时候，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不喜欢那边遇到的人，他们也不喜欢他。尽管他相信自己有诚意，但他实在没办法相信别人的诚意，而且毫不犹豫照实说出来。他对公认的见解颇不耐烦。他焦躁易怒，又生性好辩，对别人的心情根本不在乎。屠格涅夫曾说最叫人惊惶的莫过于托尔斯泰审讯式的目光，那种目光加上几句刻薄话，可以把人气得半死。他对别人的批评很难接受，当他偶然读到一封对他稍有微词的信件，他立刻向写信的人挑战，朋友们很难阻止他进行可笑的决斗。
当时俄国正兴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解放农奴是当时迫切的问题，托尔斯泰在首都花天酒地几个月之后，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向他田庄上的农民提出一项给予他们自由的计划，可是他们怀疑其中有诈，拒绝接受。他为他们的儿女办学校。他的方法是革命性的。学生有权不上学，即使在学校也有权不听老师说话；完全没有纪律可言，也没有人受过处罚。托尔斯泰教学生，整天跟他们在一起，傍晚陪他们游戏，讲故事给他们听，陪他们唱歌，一直闹到深夜。大约这个时候，他跟一位农奴的妻子有染，生下一个儿子。日后这个名叫蒂莫西的私生子给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当马车夫。传记家们发现托尔斯泰的父亲也有个私生子，也担任某位家庭成员的车夫，觉得好古怪。我认为这代表道德上的愚钝。
托尔斯泰既然良心不安（注释：毛姆出版本书后六年，于1954年大加修改，写了第二种版本，结果篇幅增加了一倍多，成为三十万字左右的大书。在这个新版本中他这样描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跟自己农奴的妻子发生了肉体关系，生下一个男孩，后来这个私生子长大后成为了托尔斯泰嫡生子的马夫。第一次知道这则逸事的读者，不，即使是已经知道的读者也会在这矛盾中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以人道主义者知名的托尔斯泰，竟然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如果读者想更进一步了解托尔斯泰青年时代荒唐、堕落的生活，可以细读他七十一岁时完成的长篇小说《复活》，书中的男主角聂赫留朵夫对卡秋莎始乱终弃的行径，正是他自己犯下的罪过，此书可以视作托尔斯泰忏悔赎罪的告白。），一心想救农奴脱离受贬低的处境，想教育他们，教他们干净、体面和自尊，我以为他至少会为自己的私生子做点什么的。屠格涅夫有个私生女，但他照顾她，请女家教教她，非常关心她的生活状况。托尔斯泰看着自己亲生的农民儿子坐在嫡生子的马车驾驶座上，不会感到难为情吗？
托尔斯泰性情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可以极为热情地从事一项新的壮举，但迟早一定会生厌。他稍稍缺乏冷静的坚毅美德。所以他办学两年后，发现他的活动结果令人失望，就把学校关闭了。他厌倦了，对自己不满，健康状况也很差。后来他写道：若非生活中仍有一面他尚未探索，而且有可能带来幸福，他也许会陷入绝望。那就是婚姻。
他决心实验一番。当时他已三十四岁，他娶了年仅十八岁的索菲娅姑娘，她是莫斯科时髦医生兼家族老友别尔斯大夫的次女。他们婚后定居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婚姻的前十一年伯爵夫人索菲娅生了八个孩子，接下来的十五年又生了五个。托尔斯泰喜欢马匹，骑术高超，非常喜欢打猎。他有效经营自己的产业，还在伏尔加河以东买了新田庄，所以最后他拥有1.6万英亩的土地。他的生活遵循熟悉的模式。
俄国有几十名贵族年轻时代好赌、好酒、拈花惹草，后来结了婚，生下一群小孩，定居在自己的田庄，照顾产业、骑马打猎；不少人跟托尔斯泰一样信奉自由主义，为农民无知、赤贫、生活环境污浊而难过，想要改善他们的命运。他跟他们大家唯一的不同是他写了两部世上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如此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就跟迟钝的英格兰萨塞克斯郡乡绅的儿子雪莱居然写出了《西风颂》一样不可思议。
索菲娅·托尔斯泰以少妇而言似乎颇为吸引人。她体态优雅，眼睛漂亮动人，鼻子多肉，深色的头发亮丽有光泽。她活力充沛，性喜冒险，说话的声音很悦耳动听。托尔斯泰长期写日记，不但记下他的希望与想法、他的祷告与自责，也记下他在性爱和其他方面所犯的过错。他们订婚后，他渴望对未来的妻子一切坦白，就把日记拿给她看。她非常震惊，失眠一夜流泪到天明，但事后仍把日记交还给他，并原谅了他的过失。她宽恕却没有遗忘。
20岁的托尔斯泰（1848年）
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和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
他们俩都是情绪激烈的人，而且很有所谓的个性。这通常表示有此天赋的人性格上并不讨人喜欢。伯爵夫人索菲娅生性苛求、占有欲强而且很容易嫉妒；托尔斯泰则是严酷又不宽容。他坚持她亲自喂小孩吃奶，她十分乐意，可是其中一个孩子出生时，她乳房肿痛得厉害，不得不把那个孩子交给奶妈，他蛮不讲理乱生她的气。他们不时吵架又和好。
他们相爱很深，婚姻大体算美满。托尔斯泰努力工作，孜孜不倦于创作。他的笔迹很难辨认，可是每一部分写完伯爵夫人就替他誊写一遍。她非常善于辨别他的字迹，甚至猜得出他仓促写的简略笔记和没写完的句子。据说《战争与和平》她整整抄了七遍。
西蒙斯教授曾描述他一天的生活如下：“全家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的妙语和笑话使得话题有趣又生动。最后他总是站起来说，现在该工作了，然后走进书房，通常会端一杯浓茶进去。没有人敢打扰他。下午他露面，是要运动运动，通常是散步或骑马。5点钟他回来吃晚餐，狼吞虎咽，吃饱了就生动描写他散步时的各种见闻，让在场的人开心开心。饭后他退入书房去看书，8点钟再到客厅陪家人和访客喝茶。现场常常为孩子们演奏音乐、朗诵或者玩游戏。”（注释：E·J·西蒙斯《列夫·托尔斯泰传》）
那是忙碌、有益和满足的生活，未来许多年似乎没理由不照着同样愉快完美的状态继续下去：索菲娅生小孩，照顾孩子和家园，帮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骑马打猎，监管田庄和写书。他已经快要五十岁了，对男人来说那是危险时期。青春已逝，他们回顾过去，很容易自问他们的人生等于什么；前瞻未来嘛，老年隐隐浮现在前方，会觉得前景一片凄寒。
有一项恐惧终身困扰着托尔斯泰——就是死亡的恐惧。人必有一死，除了危险和重病时刻，大多数人都识趣地不去想它。但死亡对他却是挥之不去的隐忧。难怪他在名叫《忏悔录》的作品中描述他当时的心境说：
“五年前一种很怪的状况开始降临在我身上。起先我经历了困惑和生命凝滞的时刻，好像不知怎么活下去或者怎么办才好，我感到失落和沮丧。但这种情况过去了，我继续照先前一般过日子。后来这种困惑时刻愈来愈频繁，总是遵循同样的形式。永远是以下列问题来表达：一切为了什么？有什么结果？我觉得自己立足的根基坍塌了，脚下什么都没有。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复存在，我可以仰靠的东西都没有了。我的人生已经停顿。我可以呼吸、吃喝和睡觉，我做这些事身不由己。但是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我觉得该合理实践的愿望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拥有一般公认的好运时降临我身的。我还没满五十岁；我有个好妻子，她爱我，我也爱她；还有好儿女和一大片庄园，我没花多少力气就将它改善并扩大了……我受到人们赞美，毋须自欺也可以自称是知名之士……我具有同样阶层的男人少见的身心力量：体力上我割草比得上农夫们，脑力上我可以一口气工作八到十个钟头，不会因为如此透支体力而生病。我的精神状态却在告诉我：我的人生是一个不知谁对我开的愚蠢而又恶毒的玩笑。”
他小时候就不再信仰上帝，但失去信仰使他郁郁寡欢、很不满意，因为他没有理论可解开人生的谜团。他自问：“我为什么要活，该如何活呢？”他找不到答案。现在他再一次信仰上帝，但对一个脾气很容易激动的人来说实在很奇怪，这竟是借推理过程相信的。他提笔写道：“我存在一定有某个理由，万千理由中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就是人类所称的上帝。”这是上帝存在最古老的证明之一。他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也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但后来他想到自我是永恒的一部分，觉得难以想象它竟会随身体死亡而终止。他一度坚信俄国东正教教会，但他看到教会博学之士所过的生活跟他们的主义并不相符，感到极其厌恶，自觉没法完全相信他们要他信的东西。
他准备只接受含义清晰精确的真理。他开始接近贫穷、单纯、不识字阶层的信徒，愈审视他们的人生，愈相信他们尽管迷信到蒙昧的程度，却有一种真实的信仰，那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光是这种信仰就能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意义，让他们可以生活下去。
过了好几年他的观点才终于确立，那些年他是在痛苦、沉思和研究中度过的。要简明扼要又恰当地写出这些观点很困难，我做此尝试时迟疑不决。他摒弃圣礼，因为圣礼不是照基督的教诲成立的，只会使真理模糊；他摒弃基督教教条所赖以阐明的一套教义，认为它显然荒谬，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渐渐相信真理只能由耶稣的话中寻找。他相信他的教示精华在于“不要抵制恶”的箴言；他断定“根本不要发誓”的戒律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诅咒，也指任何誓言，包括证人席上发的誓或宣誓就职的军人所说的话；而“爱邻人，祝福诅咒你的人”的命令则禁止人们跟自己国家的敌人打仗，受攻击也不准自卫。可是在他看来，采纳一种主张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的结论是基督教本质为爱、谦逊、克己忘我、以德报怨，那他觉得他就有责任摒弃人生的乐趣、努力劳动、谦卑待己、要吃苦要慈悲。
索菲娅·托尔斯泰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坚持孩子们该受宗教教育，她各方面都乖乖在天道派给她的生活处境中善尽职责。她不是宗教灵性很强的女人；说真的，她生了这么多小孩，亲自抚育，要负责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要管理一大家子人，实在没什么时间参加宗教活动。她不了解也不赞同丈夫见解的改变，但她宽容地接受了。不过，等他心灵的变化导致行为的转变时，她十分恼火，并毫不犹豫地表现出来。
如今托尔斯泰自觉有义务尽可能少消耗别人的劳力，就自己生炉子、打水、料理衣物。他想要自食其力赚取粮食，就找一位鞋匠来教他做靴子。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跟农夫们一起工作，犁田、运干草、砍木柴。伯爵夫人不赞成他这样，她觉得丈夫从早到晚做些无用的体力工作，即使在农民间这种工作也是由年轻人做的。她写字条给他说：“当然你会说，这样过日子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喜欢。那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好好寻开心吧！但我还是气这么宝贵的精力为劈柴、点燃开水壶和做靴子而耗费掉了——那些事当作休息或打发时间换个口味是说得过去，但不该当作特定的工作。”她这些话非常有道理。
托尔斯泰以为体力劳动无论如何比脑力劳动高贵，未免太糊涂。即或他认为写小说给闲人看是不对的，还是很难相信他找不到比制靴更聪明的工作——他做靴子做得很差，送给人家，人家根本不能穿。他喜欢做农夫打扮，变得脏兮兮很不整洁。据说有一天他担完粪肥回家吃饭，浑身臭得要命，窗户非打开不可。他放弃原先热爱的打猎，不准杀动物来吃，变成了素食者。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如今他完全戒酒，最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连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也为了长女塔尼娅要在社交圈亮相，伯爵夫人坚持一家人冬天前往莫斯科。托尔斯泰不喜欢都市生活，但不得不顺从妻子的决定。他在莫斯科看到富人极富、穷人极穷的贫富差距，非常震惊。他写道：“我当时和现在都感觉到，以后也会如此感觉：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别人没得吃，我有两件大衣，别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家告诉他世上永远有贫有富，以后也将如此，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探访了一家贫民的过夜小屋，眼见其恐怖情景后，回家坐下来享用五道菜的大餐，由两名穿礼服戴白领结和白手套的男仆伺候，他觉得羞愧无比。他试图送钱给缺钱来求他的潦倒人士，却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用甜言蜜语从他这儿骗去的钱所带来的害处比益处多。他说：“钱是罪恶，所以给人钱的人等于行恶。”由此很容易认定财产是不道德的，拥有财产也是不对的。
身穿农民服装的托尔斯泰（1901年）
工作中的托尔斯泰（1908年）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下一步很明显：他决定摆脱他所拥有的一切。但这方面他跟妻子剧烈冲突，其妻可不想沦为乞丐，也不希望孩子们一文不名。她威胁要告到法庭，说他无能力管理自身事务。天知道经过多少剧烈的争执，他说要把全部产业移交给妻子。她拒绝了，最后他把财产分给她和孩子们。争执未解决的几年间，他不止一次离家要跟农民住在一起，可是没走多远就意识到他会害妻子痛苦而返家了。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为身边不算过分的奢侈享受所苦，但还是继续享受这种奢侈生活。摩擦也持续下去。他不赞成伯爵夫人给孩子们那种传统教育，不能宽恕她不许他照自己的意思处置财产。
托尔斯泰在转变之后又活了三十年，我这里没有篇幅来详谈这段时期的情形。我不得不省略许多本身不算乏味的内容。他变成公众人物，不但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在全世界都以小说家、教师和道德家而知名。有人希望照他的观点生活，还建立起一片片领地。他们试图实践他的不抵抗主义，但遭遇到悲惨下场，而他们落难的故事颇有启发性，也很滑稽。由于托尔斯泰性格多疑，苛刻好辩，而且那样偏执，坚信别人若与他意见不同，一定是基于可鄙的动机，而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因此他的朋友很少。但他声誉日隆，大批的学生、造访俄国圣地的游客、仰慕者和门徒涌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当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贵族也有平民百姓。
我说过，索菲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很强的女人，她老是想独占丈夫，愤恨自己家被陌生人无端侵入。她的耐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她写道：“他一方面向人们描写和叙述他的一切美好情操，对自己的事多愁善感起来；一方面照往日的习性过日子，喜爱甜食、脚踏车、骑马和肉欲。”另外一回她在日记中说：“我忍不住诉苦，因为他为民众幸福而做的这一切事情使生活变得非常复杂，我已愈来愈难以活下去。他吃素，这表示要煮两种正餐，费用增加，大家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他宣扬爱心和善行，却对家人漠不关心，各种乌合之众随时会闯进我们的圈子。”
最早分享托尔斯泰观点的人物中有一位名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他很有钱，曾在护卫军当队长，可是他后来信仰不抵抗主义，就辞去了军职。他是正直的人，是理想家兼宗教狂热者，脾气却很霸道，有独特的能力强要别人照他的意旨行事。艾尔默·莫德曾说，跟他有关的人都变成他的工具，不是跟他吵架就是被迫逃开。他和托尔斯泰之间产生了牢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托尔斯泰去世为止，而且他对托尔斯泰影响力极大，使伯爵夫人索菲娅相当不满。
托尔斯泰的大多数朋友都觉得他的见解太极端，契尔特科夫却不断怂恿他更进一步，更坚决地加以实践。托尔斯泰一心注重灵性发展，把产业都忽略了。结果这些土地虽然值三十万美元左右，一年的收益却不超过两千五百美元，显然不够家人开销并教育一群孩子。伯爵夫人劝丈夫把1881年以前写的作品的出版权交给她，还借钱创立出版社来印他的书。由于经营成功，她总算能支付她的家用开支。但保留文学作品的权益显然不符合托尔斯泰关于财产是罪恶的信念，契尔特科夫取得掌控权之后，就劝诱他宣告1881年以后写的作品全部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人都有权出版。这已经让伯爵夫人十分恼火了，但托尔斯泰还不只如此，他还叫她交出早期作品的出版权，当然包括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她断然拒绝。她的生计和家人的生计全靠那些作品了。接着剧烈又漫长的争端开始了。索菲娅和契尔特科夫让托尔斯泰得不到片刻安宁，互相冲突的诉求简直叫他矛盾不堪，他觉得两方的主张都有道理，不容驳斥。
1896年，托尔斯泰六十八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孩子大多已长大，次女快要结婚了；妻子年届五十二岁，可耻地爱上一个比她年轻很多的男子，一个名叫坦纳耶夫的作曲家。托尔斯泰对此大为震惊，羞愧愤怒交加。下面是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你与坦纳耶夫过从甚密，我觉得恶心，无法冷静容忍。我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与你共同生活，只会缩短并毒害我的性命。一年来我根本不算活着。你对此很清楚。我曾盛怒跟你说过，也以祈求口吻跟你请求。最近我试图保持缄默。我什么都试过了，结果一切都徒劳无功。你们依旧很亲密，我看得出来事情可能会这样一直进展下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你显然无法放弃，只剩一个办法——就是分手。我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但我必须考虑最好的办法。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到国外去。我们该想出最好的对策。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但他们并未分手；他们继续互相折磨，害彼此日子不好过。伯爵夫人以半老徐娘热恋的激情追求作曲家，起先对方可能觉得受宠若惊，不久就感到厌倦，自觉无以为报，而且嫌这件事害他出丑。最后她发觉他正在回避她，甚至还当众侮辱她，她深感痛心。随后不久她断定坦纳耶夫“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粗俗不堪”，这段有损尊严的风流韵事就此落幕。
此时他们夫妻不和已经尽人皆知，跟他亲近的门徒们偏袒他。由于索菲娅阻止丈夫照他们的办法行事，他们就仇视她，索菲娅对此愤愤不平。他思想上的转变并未带来多大的幸福。此事害他失去朋友、家庭失和，造成他和妻子之间的争吵不断。追随者指责他继续过安适的生活，说真的他也以此自责。他在日记中说：“如今年届七十岁的我，早就竭尽一切精神力量追求宁静和孤独。虽然不是完全和谐，仍然该胜过这种生活、信仰和良心之间的不协调才对。”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的十年间他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很严重，差一点死掉。当时认识他的高尔基把他描述得很瘦、很小，头发灰白，眼睛却非常锐利，目光仿佛可看透一切。他的脸上布满皱纹，他的留了一把又长又乱的白胡须。他是个老头子，年届八十岁。一年过去，又过了一年，他已八十二岁。他迅速衰老，显然只有几个月可活了。仅剩的日子被可耻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契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财产不道德”的主张显然不完全赞同，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附近买了房产，这自然使两个人往来更频繁。现在，他逼托尔斯泰实现死后一切作品应归大众公有的心愿。伯爵夫人对于二十五年前托尔斯泰交给她的小说控制权竟被剥夺感到震怒。契尔特科夫和她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终于化为公开的战火。除了完全被契尔特科夫控制的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之外，孩子们都跟母亲站在一边。他们不想过父亲要他们过的生活，虽然他已将家产分给他们，但他们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享受父亲作品带来的大笔进款。
尽管家人对他施压，托尔斯泰还是预先立了遗嘱，将所有作品赠予大众，宣布他死时仍存的手稿该交给契尔特科夫，让他可以准许所有想出版的人免费取用。但这显然不合法，契尔特科夫又怂恿托尔斯泰再拟一份遗嘱。他把证人偷偷带进屋里，不让伯爵夫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由托尔斯泰锁上书房门亲笔抄录一遍。这份遗嘱指明版权交给契尔特科夫提名的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他加上一句话说：“我相信托尔斯泰的妻子和儿女不愿见到非家族成员被立为合法的财产继承人。”由于这份遗嘱剥夺了他们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上述这些话应该是可信的。可是这份遗嘱还不能令契尔特科夫感到满意，他又自己草拟了一份，由托尔斯泰坐在契尔特科夫家附近森林的一个树桩上亲自抄写。这一来契尔特科夫完全掌控了托尔斯泰的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们夫妻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彼此有个默契，想看对方日记的时候随时可以看。这是很不幸的安排，因为他们事后重读对彼此的牢骚会引发剧烈的争吵。
早期的日记在索菲娅手里，可是最后十年的日记托尔斯泰已交给契尔特科夫。她决心要弄回来，一方面是这些日记最后可以出版获利，另一方面也因为托尔斯泰叙述他们的争端非常坦白，她不希望这些段落公之于世。她捎信给契尔特科夫，要求他交还托尔斯泰的日记。他不肯答应。她威胁说日记若不交还，她要服毒或跳河自杀。托尔斯泰被她的大吵大闹吓慌了，就从契尔特科夫手中取回日记，但没交还妻子，而是存在银行。契尔特科夫写了一封信给他，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做了如下的评论：“我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一封信，满纸谴责和指控，把我批判得体无完肤。有时候我真想离开他们大家，走得远远的。”
托尔斯泰几乎从少年时代就想离开世俗和凡间的种种骚乱与烦恼，想退隐到一个他可以孤独求自我改善的地方。像许多别的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两位小说人物身上，一为《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一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借这两人刻画了大部分的自己。此时他各方面的生活环境加在一起，使他的愿望强烈得像着魔一般。他的妻子儿女折磨着他；朋友们觉得他最后该完全实践他的主义，对他颇不以为然。他深受他们侵扰。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痛心他没有施行他所宣扬的理念。每天他都会收到伤害他的信函，指责他虚伪。
有一位热切的门徒写信来求他放弃庄园，把财产送给亲戚和穷人，自己不留分文，像托钵僧似的云游各地。托尔斯泰回信说：“你的信深深感动我。你的劝告一直是我最神圣的梦，但我迄今还没法做到。理由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做这件事不该影响到别人。”人们常把行为真正的理由推到潜意识中不显眼的位置，这回我想托尔斯泰没有照朋友们和良心的催促行事，真正的理由只是他不太渴望执行。
作家心理上有一点我此前还未见人提过，其实研究作家生平的人一定都看得出来。每一位创作家的作品多多少少是他基于某一原因压抑下来的某种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你怎么称呼它——的一种升华，他以文学方式表达之后，以实际行动发泄的驱动力就解除了。但这不是完全的满足。他仍有不足感。文人会颂扬行动派人士，对其不自觉羡慕崇拜，其道理正在这里。托尔斯泰从事体力劳动，可能是要取代他未能实现的冲动。他若未借写书降低坚决的程度，很可能就会有一股力量实际执行他心目中认为正确的举动了。
他当然是天生的作家，以最有效、最精彩、最有趣的方法叙事是他的本能。我认为在他说教式的作品中，为了让他的论点更具备说服力，他任由文思翱翔，以不妥协的方式提出他的理论。如果他曾停下来思索后果，也许不会这么做。有一次他确实承认：理论上不能容许的妥协，实践中却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一来他必定会失去整个立场，因为实践时既然免不了要妥协，可见实行起来不切实际，那么理论一定有问题。
有一点对托尔斯泰来说非常不幸：满怀爱慕、成群涌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来的朋友和追随者无法接受他们的偶像也会妥协的想法。他们逼老人牺牲自己，符合他们激烈的正当行为观，非常坚持，真的有些残忍。他成了自己所传信念的囚徒。他的作品及其对许多人的影响——对不少人而言是灾难性的影响——许多人对他的仰慕、尊敬和感情……在迫使他进入一个只有一条出口的处境，他实在无法承担。
最后他离家踏上那次灾难性却远近驰名的旅程，末了终以死亡收场，不是因为他的良知和朋友们的言谈驱使他这么做，而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妻子。他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很偶然的。他已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索菲娅在书房翻他的文件。秘密立遗嘱使他心绪不宁，也许他当时以为妻子知道了他立有遗嘱，正在寻找。她走了以后，他起床拿一些手稿，收拾几件衣服，叫醒了已住在他家一阵子的医生，向他说明他要离家。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被唤醒，马车夫也被拉下床，马儿套上马具，他在医生的陪同下坐马车到火车站。
当时是凌晨五点钟。火车拥挤不堪，他不得不冒着寒风寒雨站在车厢尽头的露天月台上。他妹妹在夏玛丁的修道院当修女，他先到夏玛丁下车，亚历山德拉在那边跟他会合。她带来一个消息：伯爵夫人发现托尔斯泰走了，曾企图自杀。她自杀过不止一回，可是她没有费心隐藏自杀的意图，所以她的尝试并未酿成悲剧，只惹来大家一场虚惊和困扰。亚历山德拉催促父亲继续赶路，以防母亲发现他在哪里，跟踪而来。他们动身前往罗斯托夫。他感染风寒，身体很不舒服；在火车上时病情很严重，医生决定在下一站停下来。该地名叫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听说这位病人是谁以后，特意腾出自己的房子来给他住。
第二天，托尔斯泰打电报找契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也把她大哥找来，还要求他从莫斯科请医生同行。可是托尔斯泰是大人物，行动不可能一直没人知晓，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有一位报界人士把他的行踪告诉了伯爵夫人。她带着当时留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儿女匆匆赶到阿斯塔波沃，但他当时已病得很厉害，大家认为不让他知道妻子已经抵达比较好，所以她未获准进入屋里。
他生病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切。那个礼拜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挤满政府代表、警察、铁路官员、报界人士、摄影师和各行各业的人。有几节火车车厢移出轨道供他们临时休息，他们暂住在那里。当地电报局几乎应付不了临时增加的工作量。托尔斯泰在公众瞩目之下濒临死亡。更多医生赶来，最后竟有五个医生照顾他。他常精神错乱，但神志清醒的时候却为索菲娅担心，仍以为她在家，不知丈夫的下落。
他自知快要死了。他一生畏惧死亡，如今不再畏惧了。他说：“这是终点，无所谓了。”他的病情更加恶化。精神错乱中的他继续嚷道：“逃啊！逃啊！”最后索菲娅获准进入房间。这时他已不省人事。她跪倒在地，亲吻他的手；他叹息一声，但看不出他已知道妻子来临的迹象。1910年11月7日星期天早上六点零几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大量引述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认识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占了一点优势，他的叙述可读性很高。不幸他自以为谈自己和自己的意见无妨，我想大多数人没兴趣知道那些。我还要深深感谢西蒙斯教授充实、详尽又令人心服的传记。艾尔默·莫德可能基于慎重而省略掉的许多有趣的事实，西蒙斯倒都写出来了。多年后一定还是英文传记中的典范。
（本篇是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后写的一篇说明。）
我在最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花了五年连续不断的艰巨劳动，写成了这部作品。值此出版之际，我想在序言里说明我对它的看法，以消除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里看出和寻找我不想也不会表达的东西，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要表达的东西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根据作品的条件)，我认为并不容易。限于时间和我的才能，我不能充分实现我的愿望。我想借刊物（指《俄国档案》。本文最初发表在1868年3月号《俄国档案》上。）热情提供的机会，向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简略地陈述一下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看法。
第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它不是传奇，更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那种形式。作者蔑视艺术散文作品流行形式的这种声明，如果出自凭空臆想、缺乏先例的话，那就会显得狂妄自大。事实上，从普希金时代起，俄罗斯文学中不仅有许多背离欧洲形式的实例，而且找不到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里，没有一部稍稍超越平庸的艺术散文的作品，采用的形式是传奇、长诗或中篇小说。
第二，本书第一卷出版后，有些读者向我指出，时代特征在我的作品里不够清楚。对这种指责，我反驳如下。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找到的时代特征，就是农奴制的残酷、虐待妇女、鞭打成年儿子、萨尔蒂科娃虐待狂（萨尔蒂科娃(1730—1801)——俄国女地主，以残酷虐待农奴著称。），等等；而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时代特征，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也不愿加以表现。我研究了许多书信、日记和传说，并没有发现当时蛮横残酷的程度超过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也是那样恋爱，那样嫉妒，那样探索真理，那样行善，那样耽于情欲；在上流社会，人们也过着那样复杂的精神生活，甚至比现在更典雅。如果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那是因为至今传说、笔记、小说和传奇里只描写暴力和残酷事件的缘故。认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残酷，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就像一个人隔着山只看见一片树梢，就认为当地除了树林就没有别的东西一样。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像每个时代的特征那样，在于最高阶层同其他阶层的格格不入，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于教育的特点，在于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我竭力表现的就是这种特征。
第三，在俄国作品里使用法语的问题。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不仅俄国人，而且法国人，说的话部分是俄语部分是法语？指责俄国书里有人说法语和写法语，就像指责一个人在欣赏图画的时候，发现画面上有实际并不存在的污点(阴影)一样。画家在画面上所作的阴影，有人指责那是污点，其实这是不存在的。画家并没有过错；画家如有过错的话，那也只在于这些阴影画得不准确或者画得太粗糙。在研究本世纪初那个时代，描写那个社会的俄国人，描写拿破仑，描写直接参与当时生活的法国人时，我不由得过分迷恋于表现那种法国思维方式。因此，在不否定我所画的阴影可能不准确或者很粗糙的情况下，我只希望那些认为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很可笑的人明白，他们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观赏肖像时，看到的不是脸部的明暗，而是鼻子下的污点。
第四，书中人物的名字，如保尔康斯基、德鲁别茨基、比利平、库拉金等，有点像俄国人的名字。把书中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我觉得让拉斯托普庆伯爵同普隆斯基公爵说话，同斯特列尔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复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听起来总有点别扭。保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基虽然不是伏尔康斯基或特鲁别茨基，但这些姓氏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听起来却是熟悉的，自然的。我不会给所有的人物构想出听起来不觉得虚假的名字，要克服这个困难，我只能随便选用俄国人熟悉的姓氏，然后改动一两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同真实的人名巧合，因而使谁产生一种想法，以为我要写某个真实的人物，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尤其因为描写现在存在着的和过去存在过的人物的文学活动，同我所从事的创作毫无共同之处。
第五，在描写历史事件上，我同史学家的叙述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并非偶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写历史时代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对象。史学家如果试图表现历史人物的全貌，表现历史人物对待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性，就像艺术家不做自己的事情而老是表现他的历史作用那样，那是错误的。在史学家看来，在达到某一目的上起促进作用的就是英雄；在艺术家看来，这种和生活各方面都一致的人物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英雄，而应该是人。史学家有时歪曲真相，把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纳入他要赋予这个人物的单一思想里。艺术家相反，他认为这种单一思想同自己的任务是水火不相容的，他竭力要理解和表现的不是某个活动家，而是人。
第六，最后一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想法。我认为，在历史事件中，所谓伟大人物只有微小的作用。
研究充满如此丰富事件的悲壮而又亲切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又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传说，我深切地感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智力所无法探究的。说一八一二年事件的原因(这在大家看来都是很简单的)在于拿破仑的野心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坚定爱国心，是毫无意义的，就像说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在于某个野蛮人把人民驱往西方，而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或者说，一座大山崩倒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挖了最后一锹土。
像千百万人互相残杀、五十万人被杀死的事件，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一个人不可能挖倒一座大山，一个人也不可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有些史学家说，原因是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国人的爱国心。另一些史学家说，原因在于拿破仑军队传播了民主思想，又说在于俄国必须同欧洲结成联盟，等等。但千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是谁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这样的事对谁都不可能有益，只能对大家有害，这点似乎人人都清楚；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以无数次地回顾检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件的原因，但大量解释和它们的总和只证明：原因不计其数，任何一种原因都不能称之为原因。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知道互相残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坏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互相残杀，是在按照那条自然的动物规律行事，就像蜜蜂到秋天互相残杀那样，雄性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要互相残杀。对这个可怕的问题没有其他答案。
这个真理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无需再加以证明，如果人身上没有另一种感情和意识——这种感情和意识使人确信，他不论何时做什么事都是自由的。
从一般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们无疑会相信一切事件所遵循的那条永恒规律。从个人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杀人的人、下令越过涅曼河的拿破仑、你和我，当我们呈文请求决定职务，赞成或者反对什么的时候，大家都确信，我们的每一行动都基于理智原因和个人意志，这样行动或那样行动都是由我们决定的。这种信念十分强烈并为我们每个人所珍重，尽管历史论据和罪行统计使我们相信别人的行动是无意识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由自由和意识决定的。
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当我完成一个行动时，我相信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完成的；从参加人类共同生活的角度(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来研究这一行动，我相信，这个行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么，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人在回顾往事时把虚假的自由推理暂时用在已完成的事上(这一点我打算在别的地方详细论述)，这种心理研究证实，人在完成某种行为时他的自由意志是错误的。但那种心理研究也证明，另一种行为的自由意志不是回顾，而是刹那间的，毫无疑问的。不论唯物主义者说什么，我无疑都能完成某种行为，或者，如果这行为只涉及我个人，我可以不做这行为。我无疑可以按我个人意志举起手来或放下手。我可以立刻停止写作。您可以立刻停止阅读。我无疑可以按我个人意志越过一切障碍在思想上飞到美国，或者转移到可爱的数学问题上。我可以享受我的自由，举起手来，再用力地把它放下。我这样做了。但我的旁边站着一个孩子，我把手举到他的头上，我想用同样的力气朝孩子头上放下手去。我不能这样做。一只狗向这个孩子扑去，我不能不举手打狗。我站在前线，不能不跟着部队前进。当我周围的人都向前跑的时候，我不能不跟着部队进攻，我不能不跑。当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时，我不能不说话，或者知道我将要说的话。对着迎面而来的打击，我不能不眨眼。
总之，行为有两种：一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产生矛盾的错误只在于伴随与我有关的每一行为的自由意识。这种行为同我有关，同我这个人存在的最高抽象有关，而我却错误地把同别人一起干的和别人强迫我发生的行为算作我的行为。要划清自由和依从的界线十分困难，而划清这个界线则是心理学重要的和唯一的任务：不过，在观察我们最自由和最依从的表现的条件时，不能不看到，我们的行为越抽象，同其他人的行为越少联系，它就越自由；反之，我们的行为同其他人的行为联系越多，它就越不自由。
最强大、最密切、最沉重和最经常的联系就是所谓对别人的支配权，其实也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依从。
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误，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相信，当我在描写一八〇七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时，这种宿命的规律格外明显，（值得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描写1812年的作家在这个事件中都看到一种特殊的和宿命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我不能添写那些人的意义，他们似乎控制着事件，其实他们比其他事件参加者更少做出自由的人的行为。我对这些人的行为之所以发生兴趣，只是想用它们来说明依我看是支配历史的那条宿命的规律，以及那条心理学规律，它促使做出最不自由行为的人从回顾往事中虚构出一系列结论，以证明他本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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