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宫城池，本为环卫宫殿而设，即使城墙由相邻数层构成，亦非内外城之别。例见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六朝建康图”，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3—98页。)隋代之前，皇宫城池并不刻意隔绝宫廷、官署与民居，以后多内含官署、外别民居。(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辛德勇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至宋金，大体以宫廷在北、官署在南，虽南北两分，仍非内外两重。元代，内设宫城、外设萧墙，中央行政官署与民居皆在萧墙之外，(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477页。)首现比内城大得多的外周垣。明代的北京，内城为宫城即紫禁城，外城为皇城，(明清以来，对皇宫城池的称呼，有“皇城”“宫城”“禁城”“大内”等，所指不一。本文姑以“皇宫城池”指整体，以“外城”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以“内城”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以免歧义。)官衙、民居亦在外城之外，近似元代。晋宏逵指出，明初朱元璋受元代影响，建中都、南京的外周垣，“通过设置皇城门官，明确了大内之外的外墙也称皇城，也从此确立了明代大内两重城的格局”。(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第17辑，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清代至今，“大内”两重城池的观念深入人心，今人对明代皇宫城池的结构亦作此观。
但是，明人似乎不太在意这种全新的两重结构。明代常见“皇城”“皇城四门”“皇城内外”，此“皇城”乃对皇宫城池整体的泛称，而刻意专称内城或外城者在明代前中期尚不多见。王剑英概括，明初营建南京、中都、北京宫阙时，专称内城为皇城，但外墙即禁垣包括在“皇城”范围内。(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5—46页。)按：若“皇城”专指内城，就不包括外垣；若包括外垣，就不可能专指内城，两种指称不应在同一语境互见。事实上，明代以“皇城”专指内城者极少。李燮平指出，明初外周垣确立后，原专指内城的“皇城”范围扩大，遂与外周垣统称“皇城”。(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常欣指出：“自外禁垣出现以后，宫城和外禁垣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第87页。)的确，明代前期提及皇宫城池，并无特称外城墙或内外墙之间地带为皇城者。在时人心目中，皇宫城池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皇城”。
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是在元代基址上修建的，而元大都的皇宫城池初见双重规模。元末，陶宗仪载：“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三十五尺，砖甃……东曰东华，七间，三门，（东西）〔南北〕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华，制度如东华。北曰厚载，五间，一门，东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华……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251页。按：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指出，“东西”系“南北”之讹，今据改。)元代多以“宫城”指内城，“外周垣”或萧墙指外城。明初萧洵参观北平故宫，称“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官方度量内城，称：“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十六丈。”(《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1962年版（本文所引明代历朝实录，版本均不另注），第622页。)以上皆强调“大内”范围内又有一个内城。不过，内外城崇卑悬绝，似难等量齐观。内城城墙与城门规格较高，按元一尺合今34.8厘米，(杨平：《从元代官印看元代的尺度》，《考古》1997年第8期，第89页。)内城城墙高逾12米，城楼高近28米。而外周垣不称“城”，所设红门多达15处，与内苑、御苑之门皆称红门，当无城楼，规格远低于内城诸门。其中有“东二红门”“北红门”，(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河闸关梁·望云桥”“河闸关梁·马市桥”引徐维则藏抄本，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98、100页。)仅以编号、方位命名，可以想见其“寒酸”。杨宽指出，元代内外城之间并无主管行政的中央官署，萧墙围起东西两个宫殿群和苑囿，只是为加强保卫而增建的大内外围墙垣，称“红门阑马墙”，墙垣比宫城要矮得多。(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74—477页。)如此，元代的内外两重观念，粗具而已。
明代前期，外城沿袭了元代萧墙之名。(例见《明宣宗实录》，卷四六，宣德三年八月乙巳，第1135页，宣德三年（1428），顾佐上奏：“萧墙之外置铺，夜巡提铃达曙，已是定制。今臣每于四更来朝，而长安右门诸铺，提铃已绝，旗军熟睡。” 《明英宗实录》，卷三五四，天顺七年七月庚子，第7080页，天顺七年（1463），明朝“修大明门、正阳、长安左右等门道路、萧墙守卫直房”。)万历《大明会典》载北京内城规格：“城高三丈，垛口四尺五寸五分，基厚二丈五尺，顶收二丈一尺二寸五分。”(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七《工部·营缮清吏司·营造·城垣》，影印明万历刻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2549页。)按明营造一尺合今31.78厘米(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第83、128页。)计，则北京内城不计城垛高9.5米，厚达8米，顶部宽6.8米以容守卫。嘉庆会典载明代外城规格：“皇城……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甃以砖，涂以朱，覆以黄琉璃瓦。”(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六二《工部·宫殿·皇城之制》，影印清嘉庆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2页。按：万历《大明会典》不载外城规格，而清历朝官书皆记内外城规格，其中内城与万历《大明会典》一致，则所记外城规格应即明代外城规格。唯历朝所记，略有参差，其中嘉庆朝会典较完整可信。)姑以清营造一尺合今32厘米米计，高5.8米，厚仅2.1米，顶宽1.7米，与内城相去甚远。另外，晋宏逵据清代地安门、大清门形制指出，明代东安门、西安门为木构屋宇式，七间三开门，大明门和长安左、右门则是砖石构屋宇式，三开门，皆单檐歇山顶。(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门考》，第161—164页。)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东、西华门的重檐高楼相提并论。
元明的两重城墙，皆内崇外卑。内城是一座标准的高大城池，外城更像一堵附属内城的外墙，似不能以独立身份与内城并列。时人以外墙为皇宫城池边界，而无需强调内外两重的结构。不过，明代的内城，不如元代那样高大，外城则应该比“阑马墙”壮观些，内外城的规格差距缩小了。由此，外城地位理应上升，内外两重的观念明代应较元代浓厚，而与清代以来相似。但从明初开始，时人强调内外一体的“皇城”，反而淡化了内外两重。那么，明代皇宫城池的结构是否本质上有别于元代，因而致使明人本无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
一、南京瓮城结构
明代永乐时期建北京皇宫城池，皆仿南京。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系统介绍南京的皇宫城池，罗列诸门：
奉天门、东角门、西角门、中左门、中右门、后门、后右门、左顺门、右顺门、武英门、文华门、春和门。
午门、左掖门、右掖门、左阙门、右阙门、社街门、庙街门、端门、承天门、阙左门、社右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洪武门。
东华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东安门。
西华门、西中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西安门。
玄武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北安门、亲蚕之门。
以上皆宫门。(《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收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一，影印明永乐抄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叶17a。按：收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点校本，略存遗憾，本文正文取《永乐大典》本，图取影印清抄本，以页码标识方式区别。)
与陶宗仪、萧洵强调内城不同，“以上皆宫门”，既不区分内外，也不分别轻重。引文第一段可视为以御门听政的奉天门为中心，介绍内城之内的奉天门前、后、左、右各门；也可视为以三大殿为核心，先介绍所在院落各门，再介绍内城其他门；总之，皆内城之内各门。下面四段，乃按南、东、西、北，分列各方向的内、外城门；每个方向，从内城门向外，一直说到顶端的外城门为止；内外之分，让位于方位之别。
《洪武京城图志》里附图，(《洪武京城图志》，“皇城图”，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画出内外城墙，但外墙不突出，倒是四个方向的内外诸门，各围绕内外之间的甬道，构成封闭空间。如从西华门到西安门，甬道上有两门，甬道南北有四个门，八门联属，围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瓮城。这种形制，在明清皇宫城池的南门方向，一直存在，即从午门经端门到承天门，两侧围以高墙、开门出入的封闭空间。但是，四个方向皆如此，就从总体上改变了皇宫城池的进出模式：内城经这四个瓮城通达外城之外和外城之内的地带，而非经内、外两重城门出“皇城”。这是元代乃至历代皇宫城池所未见的新现象。元代内外城之间并无甬道诸门，四四方方的高大内城，自然与萧墙区分内外。但明初的整体结构，与其说是内外两重，不如说是内城配四大瓮城的模式，外城墙被彻底“边缘化”了。
《洪武京城图志》所绘东西两个瓮城，城楼规格、城门设置不同，其中西部道北三门、道南一门。这不一定是精准刻画东西差异，而可能是刻意展现建筑形制的灵活可能性，则东西两侧诸门，真会如图中所示，联建高墙，与甬道诸门合围成严格封闭的空间吗？晋宏逵指出，南京皇宫城池内外门之间为“封闭大道”，将外城分为“六大空间”，各区之间经封闭大道的侧门联通。(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4—155页。)他尚未明言墙垣之有无与侧门之规格。
按，万历前期，南京光禄寺卿王樵载：“出光禄署，入西上门，循皇城而南，入阙右门，会于吏科……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与御用监相对。御用监，旧丞相府也。尚膳监之左为大烹门，门之内为凉楼……之后为光禄寺。”(王樵：《方麓居士集》，卷十一《金陵杂记·皇城》，明万历刻本，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叶1a-b。)南京光禄寺在皇宫城池的位置与北京不同，位于“内城西”，(《洪武京城图志》，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第32页。)即外城以内陆带的西部。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东为光禄寺，南为御用监，即“旧丞相府”，也即洪武初年的中书省旧址。比王樵稍早之时，王世贞参观旧丞相府，进外城西门后，“数百步，更入重门，又百余武，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中涓指谓余，此故丞相府也……已而有堂，巍然南向，由堂背以入”。(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旧丞相府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00页。)据此，则旧丞相府在甬道南侧，尚膳监在甬道北侧，光禄寺在东北。《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1513），“雷击南京光禄寺大烹门凉楼”；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劾奏尚膳监太监任宣，于南京西上北门乘轿张盖，骄纵无上”。(《明武宗实录》，卷一〇、一六五，正德八年五月壬午、十三年八月庚辰，第2081、3199页。)王樵所记大烹门，应即《洪武京城图志》所示道北东北门。道北正中者，当为尚膳监对应的西上北门。旧丞相府内的建筑都是南向，需要“由堂背入”，则其北门非原府第后门，应为《洪武京城图志》所示道南之门，即西上南门。西上南门巍峨“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出入西上北门有舆轿之禁，则两门非仅牌楼之类，规格当不低于西中门、西上门等。
洪武十年（1377），明朝“置皇城门官，端门……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第1901页。)此守门内官之设，重在申明门禁，各方皆含安、上、南、北四门，而无中门。洪武十八年（1385），“置午门……西上门、西中门、西安门……门吏，各四名”，(《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第2657页。)此门吏之设，重在处理事务，各方皆含安、中、上三门，而无南、北门。据此，则诸上南、上北门，人员往来之频繁或不如甬道诸门，其门禁之重则同瓮城东西两端之门，尚在瓮城内部的中门之上。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一伙儿小偷夜间“进西安门、西上门，由阙右门过阙左门，至走更桥下乾水洞内，扒进紫城内东宫殿上”。为此，把守西安门、西上门、阙左门、阙右门的官员皆遭参劾。(郑明选：《郑侯升集》，卷二四《为窃盗潜入内陆查参守卫官员乞加究治以严法纪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5册影印明万历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429页。)入西上门至阙右门，路线同上引王樵所行。若西上南、北门可通南北，乃至甬道四面未封闭，小偷们完全可以穿行绕至阙右门，不必铤而走险，潜过有军队把守的西上门。
由此，西上南、北门并非路口地标，而是正规的大门，临甬道两侧而建，外通明初中书省、光禄寺等，与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且各门位置均衡的瓮城，联通内外城。东方、北方，规制亦应类此，与内城南方从午门到承天门的形制、规模相似。
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非按规划一次性建成。吴元年（1367），建成“皇城”即内城。至洪武六年（1373）建成中都后，开始修筑南京“内城”，即皇宫城池的外城。洪武十年底，如上引，设西安门等门官。(《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八三、一一六，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十年十二月戊申，第379、1481、1901页。)这是西安等门首见记录。据此，则诸瓮城是否为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年间，在建外城过程中设置的呢？
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明朝在凤阳营中都，所建皇宫城池，设内城与外周垣。但是，无论是历代记载，还是现存遗址，皆无内外城之间诸门和瓮城的任何痕迹，甚至连午门以南的瓮城也不见遗存。(王剑英：《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1年），收入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460页。)换言之，中都皇宫城池，有外墙而无内外间瓮城。这与此前刚刚建成的南京“皇城”，适成对比。按，中都开工之初的洪武二年底，“张耀……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丁卯，第936页。)中都有外墙无瓮城，与元代一致，当属朱元璋见识元大都之制后所定。此后南京皇宫城池增建的外城，必承元大都、明中都之制。南京增建外城，只言“修筑……内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第1481页。)未言其他，则异于中都之制的瓮城似非此时增建。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置洪武门千户所”。(《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九月戊申，第628页。)皇城的南端，晚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尚名“广敬门”，(《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第3227页。)至洪武二十八年的《洪武京城图志》中名“洪武门”，而洪武末年、建文年间、永乐初年，或称“正前门”“辂门”。(《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第136页。)这条记载，或系因建文、永乐修纂《实录》时未遑还原旧名，但洪武门也并非建文、永乐定名。所以，本条记载完全可能体现了原名与实事：洪武门是外城向南伸出的瓮城南端的城门，而此时尚无外城。若说内城建成之初，南方已不但建成从午门到承天门的瓮城，而且建成从承天门到洪武门的“瓮城之瓮城”，实难想象。不过，梁庆华等将洪武六年外城周长换算为8288米，因此时尚未拓展外城西墙，将西部宽度按东部计，再将南方瓮城直至洪武门计算在内，结果恰合实测。(梁庆华、邢国政：《南京明故宫范围有多大》，《南京史志》1989年第6期，第41—43页。)而明朝官方测量北京皇宫城池周长时，也确实是计算长方形城池加瓮城的。(参见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第81—84、88—91页。)可见，洪武六年的外城数据，已将以洪武门为顶端的瓮城计算在内。退一步想，就算这个数据是工程结束后增补的，就算“洪武门千户所”只是指在后称洪武门的地方设置了千户所，这个地点应已为重要地标。端门、承天门等南部重门的重要性远超洪武门，虽然洪武十年方首见于《实录》，此前必有设置。
由此，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建内城时，同时建了内城南到承天门的瓮城；增建外城时，同时建了外城南到洪武门的外瓮城，以及内城到外城的其他三方瓮城。但是，若初建内城时，其他三方不设瓮城，似过于单薄。明初的南京城，城墙之高、城门之固，可称空前绝后。今存南京城的南门，内设三层瓮城，主城门厚逾50米，可以想见明初对门禁守卫之追求已近病态。与京城相比，皇宫城池防卫之严，必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元年所建内城，应当既非简单的长方形城池，也非仅仅在南部伸出狭长的瓮城以壮观瞻。四面瓮城，应当是早在吴元年初建皇城、未见元大都规制时，为强化防御而建。后来，模仿元大都外周垣，以各瓮城顶端为枢纽，向两侧延伸增筑了一道外墙。总之，南京皇宫城池，看似一个以四面瓮城联通内外两重城墙的格局，实则一个内城加四大瓮城，并附加外墙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非继承前代，亦非出自规划，而是明初内城加瓮城的特殊格局，因受元制启发增补的。洪武、建文时期之人视皇宫城池，当无内外两重观念。
二、北京瓮城遗制
永乐建北京，体制一依南京。但北京的皇宫城池，无需重复先建内城与瓮城、后建外城的过程，应当是按南京已有的四面瓮城联通内外两重城墙模式直接建设。然则，北京是否有四面瓮城之设呢？北京皇宫城池南部设两重瓮城，内从午门经端门，到承天门，与两侧的阙门、庙社门、街门构成联通内外城的瓮城，外从承天门到大明门，与两侧的长安门构成伸出外城的瓮城，此尽人皆知，与南京完全相同。而其他三面，似乎没有南京那样明显联通内外城门的瓮城。但是，明代前期，北京皇宫城池虽然是按两重格局建设的，却并未淡化“皇城”的整体观念，据此，则南京的瓮城结构及其整体观念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到了北京。
1东部封闭空间
据《北京历史地图集》，东、西华门外未设瓮城，而《洪武京城图志》中东、西部瓮城的规模和气势在北部之上，直追南部。据此，则北京东、西华门外，是否有瓮城遗迹呢？
东华门与东安门，东西相对，距离最短，似宜建成瓮城。但甬道两侧东上南、北门的方位，似非瓮城所应有。朱偰据刘若愚详载道路建筑判断，东上南门、东上北门，远在垂直于东华门至东安门甬道的便道南北段中部，西部规制略同。(朱偰：《北京宫阙图说》，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页。)《北京历史地图集》标“东上中门”于东华门外的道路交叉口，东上南、北门在南北道路稍近处，诸门无辅墙，仅标识通衢，西部略同。(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按，朱偰仅粗略估计，而刘若愚《酌中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不载东上门、西上门所在，则《北京历史地图集》或因此合“上门”“中门”而称某“上中门”。其实，明代记载中，东西上门、中门常见，却无“东上中门”“西上中门”名目。
晋宏逵据外城北部规制、清代地图、西华门外明代地基遗址等指出，明代习惯在主门前布置左右辅门，东、西华门外紧邻护城河设上门，跨门外南北便道建左右门，“左右门与上门距离不会太远”，“明代皇城门、三组中门、上门及其左右门、宫城门的四层组合，是宫门前大道的设置模式。其左右两侧，南门利用庑房，其余三门利用沿街衙署及其围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8、165页。)这项推断，严格区分东上门与东上南、北门的东西方位差异，精准合理，但仍认为东、上南北门在离开甬道的南北便道上。若如此，则两门在甬道两侧各凸出一片，与甬道围成一个T字形空间。这与南部的长安左、右门与大明门构成T字型瓮城相似，又与北上东、西门，即远在东西两侧呼应。但是，长安左、右门在外城之外，而内城东、西华门之外应更类似内城午门之外。午门之外的阙左、右门，实接阙楼而临甬道，并不向两侧凸出。北上东、西门，乃因万岁山阻隔而向两侧推移，皆位于东西道路和南北道路的交汇处。无论是将两条南北道路视为被万岁山“绿化带”隔开的一条正北方甬道，还是将万岁山地带视为比两侧南北道路更重要的禁地甬道，两门仍可视为紧临北上门外十字路口而建，未向两侧凸出。
崇祯年间，刘若愚《酌中志》介绍皇城内各衙门、建筑的职能与分布，内容系统、详尽而精确，就研究明代皇城而言，其史料价值在《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之上。此前，研究者多有征引，但是，或与其他史料等量齐观，或因刘氏独特的描述方式和叙事顺序而偶有误读或疏略。关于东华门外地带，刘若愚载：
东河边……过东上北门、东中门，街北则弹子房……再东则东安里门……过桥则东安门也。
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
自东上南门迤南，街东曰永泰门，门内街北则重华宫之前门也。(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冯宝琳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早在景泰元年（1450），明英宗归国，礼部定仪：“太上皇帝……进东安门，于东上北门南面坐，皇帝出见……自东上南门入南城。”(《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五，景泰元年八月庚辰，第4119页。)按计划，明英宗要沿甬道至东上门前，再向南拐进南内，拐弯前接见皇帝和百官。礼部似不可能将行礼时的御座设置在离开甬道的南北便道上，即东上北门应当紧邻东西甬道。其实，刘若愚此前先介绍北河沿，即南北道路北段沿线，然后介绍东西甬道“街北”。其“过东上北门、东中门”是指在甬道上看“街北”，东上北门应该临街，即东西甬道。同理，“东上南门之东”是看东西甬道的街南，然后“东上南门迤南”是看南北便道南段的“街东”，东上南门应临十字路口。所以，东上南、北门实距东上门非常“不远”，正是在东西甬道上临街而建，门后辟为南北便道。东华门经东上门、东中门、东安里门至东安门，与两侧的东上南、北门构成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封闭空间，正与南京如出一辙。
2西部封闭空间
内外城之间，西部最宽敞。西北的西安门与东南的西华门相去甚远，长长的道路在内城西北角外的乾明门拐弯，向西经棂星门至西安门，向南直达西华门。《北京历史地图集》将乾明门至棂星门一段标为南北临湖、四面围墙的封闭小城，将西安门至棂星门、乾明门至西华门两段标为开放街道。(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按，刘若愚载：“乾明门……由玉河桥、玉熙宫迤西，曰棂星门，迤北曰羊房夹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内安乐堂在焉。棂星门迤西，曰西酒房……曰洗帛处、果园厂，曰西安里门，曰甲字等十库……正西则西安门也。棂星门迤西街南，赃罚别库之门也。门之东迤南，曰蚕池，曰阳德门，又西曰迎和门，则万寿宫之门也，曰大光明殿。自阳德门，外皆可以至河。”(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1—142页。)蚕池位于棂星门东南，向无疑义，(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则“门之东迤南”之门指棂星门，而非赃罚别库之门。刘若愚乃以棂星门为起点，依次述其西北、正西、西南、东南。紧邻棂星门的街北羊房夹道，必是垂直于甬道的南北便道。此后，向西诸署联比，直达西安门，街南强调为赃罚别库之门临街，皆未提及街道出口。阳德门位于棂星门东南，或在小城南围墙上，或即蚕池周边某门。要之，“又西”的迎和门、万寿宫、大光明殿，皆在棂星门东南再向西，在甬道以南较远处。万寿宫是嘉靖年间重建的西内，明世宗载：“文皇帝旧宫之迎和门……外之南，作一亭……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二《宸翰》引明世宗文，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54册影印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6—1577页。)据此，则迎和门必非北向甬道开门。夏言有诗词“迎和门外柳堤平”“迎和门外日初晴”，(夏言：《夏桂洲文集》，卷六《西苑进呈诗二十四首》、卷七《浣溪沙·壬寅正月十六日见东宫踏冰过金海作二阕》，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影印明崇祯刻本，第310、347页。)严嵩有“于金海边乘凉，是日出迎和门，登舟”的记载，(严嵩：《钤山堂集》，卷十六《诏赐金海乘凉诗·序》，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1册影印明刻本，第607页。)明末清初人记迎和门牌匾称“东迎和门”，(《明内廷规制考》，卷一《宫殿额名》，见《丛书集成新编》第29册影印清《借月山房汇钞》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附载宫殿额名考》，王剑英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7页。)由此可知，迎和门乃面对太液池，向东开门。作为“万寿宫之门”，迎和门必临大道，这只能是棂星门以西向南的便道，与羊房夹道南北贯通。总之，从西安门至乾明门的长长甬道，仅在棂星门西向南北两侧开便道，形成十字路口，虽未设门，其形制与东华门外的甬道相似。(按：据上引夏言、严嵩载，由此道一带可直达太液池，故太液池西应无《北京历史地图集》所标墙垣。)
刘若愚又载：
乾明门，门里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曰旧监库……曰尚膳外监，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门。
自西上北门过西上南门，向东，则御用监也。又南向西，则银作局也。(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9页。)
刘若愚乃自乾明门南对便道，依次介绍道西、便道和道东。其中，由北向南罗列道西建筑，至甜食房时已在东华门至西苑门甬道，而非街北。(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据此，则甜食房下的最后一处“西上北门”，必在南北便道北段的南端。
朱偰据“向东则御用监也”，许冰彬据御用监在西华门西南一里左右等，认为御用监在南北道路南段之东。(朱偰：《北京宫阙图说》，第9—10页；许冰彬：《明代御用监考略》，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第13辑，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北京历史地图集》则将御用监标在道西的宽阔区域。(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按，便道东至护城河仅50米左右，不足以容纳御用监这样庞大的机构，也不与一里左右不符合。刘若愚言“向”某方位，一般指“面向”，而非“走向”。如他介绍南北向的西一长街沿线诸门：“再北向东，与凤彩门斜对者，曰咸和右门……咸和右门之北向东，与隆福门相对者，曰广和右门……广和门〔之北〕向东，与端则门相对者，曰大成右门。”(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6—147页。按：“广和门”应为“广和右门”简称。又，“之北”，据上下文体例、文意补。)咸和右门、广和右门、大成右门皆位于街西，南北相望，坐西朝东。(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所以，“向东则御用监”不是指道东，而是指御用监大门向东开，位于道西，《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记载正确。由此，御用监是从北向南“过西上南门”后看到大门东开的第一个地标，西上南门必在南北便道南段的北端。
总之，西上南门、西上北门也是临甬道而建，与甬道上的西华门、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构成一个紧凑的长方形区域。刘若愚介绍东、西华门外甬道大街两侧，除上南、北门两侧的便道，从未介绍有其他街道交汇。这两个地段，如晋宏逵所言，“利用沿街衙署及其围墙”，形成了不但形状规整，而且彻底封闭的空间。乾明门至棂星门的小城以西，直到西安门，途中仅与一条南北便道交汇，不妨也视为棂星门外相对封闭的规整长方形空间。
3北部瓮城与封闭空间
据《北京历史地图集》，外城北部有两个南北串联的瓮城：偏南者，从玄武门外的北上门至万岁门，与两侧的北上东、西门构成一个东西很宽、南北很窄的小瓮城；偏北者，从万岁门北过万岁山至北中门，与两侧的山左、右里门构成一个环绕万岁山的大瓮城。两者叠加，内与玄武门隔河相望，外以大道通北安门。(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其包山而城、北端不接外城，异于南京联通外城的北部瓮城。按，刘若愚载：“皇城内，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北安门内街西曰安乐堂……再南黄瓦西门之里，则内官监也。过北中门，迤西则白石桥、万法殿等处，至大高玄殿……北中门之南，曰寿皇殿。”(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7—138页。)“过北中门”向西为外城西北诸建筑，则北中门必非万岁山瓮城的北门。《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四年（1429），“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昨夜一更初，府军后（军）〔卫〕指挥李春进题本，臣递至北中门，守卫官不肯传达’”。(《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宣德四年六月壬辰，第1315页。按：“卫”，原本作“军”，应系抄写讹误，据文意改。)晋宏逵据此指出，北中门有门禁功能，应横跨北安门内南北道路，可能位于雁翅楼北端。(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9页。)按，刘若愚未提及雁翅楼，“过北中门”即介绍“迤西”“之南”，则北中门更可能如单士元的推测，在“今地安门大街南端丁字路口处”。(单士元：《故宫史话》，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如此，则北安门内整条街道，与北中门、街两侧的黄瓦东、西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的空间。
刘若愚言“北中门之南”为宫殿，当指诸宫殿方位，并非指可从北中门径直走到寿皇殿。万岁山以北，宫殿邃密，瓮城北墙似未开后门。万历《大明会典》载，公主出殡，“由东上南门、东上北门、北中门、北安门出”，(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八《礼部·祠祭清吏司·丧礼·公主》，第1532页。)灵柩并未经北上东门、北上门进入两个瓮城，而是沿瓮城墙外道路至北中门。可见万岁山周边瓮城，非供南北通行，而是一个交通障碍。出北上门后，需折经北上东、西门，再往北，绕过万岁山，方可汇聚到西中门。如果将万岁山视为南北甬道中央的一条宽阔“绿化带”，则北上门至北中门也是一个上门之外两侧开门、门后设垂直便道的封闭空间。
晋宏逵据乾隆《京城全图》指出，在内城以北，“从景山东西苑墙延伸出来的围墙一直要抵到护城河边，墙中央辟北上东门及北上西门。从北上门两侧伸出的围墙，‘撞’在东西围墙上，形成神武门外、北上门内的一个长方形封闭院落”。(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7页。)这不是清代后期的样式，完全可能是明代遗制。明代北上东、西门之南的围墙，除了向内折形成扁平瓮城，还继续向南直抵护城河。这“堵上”了西上门侧后的缺口，构成了从玄武门向外直到万岁山北的瓮城。
可见，城池规划的本意是构筑从玄武门直抵北安门、联通内外城的完整瓮城，只因万岁山的阻隔，才分为南部宽扁的瓮城和北部狭长的封闭空间两段。这两段区域，内部联以万岁山三侧的便道，外部通向北上东、西门外的便道，其原型及职能正同东、西华门之外。
上述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外与西安门、北安门内，两侧皆仅设一条垂直便道开口，其余部分似皆为诸衙署围墙，形成严丝合缝的封闭空间。内外城门之间设中门，将甬道分为两段。内城门至中门一段，两侧开门设道，自属合理。而中门至外城门的一段，似亦应两侧开门，方令中门之设不至多此一举。北安门至北中门两侧，即设黄瓦东、西门。若拟端门为南部的中门，则其内两侧设阙门等，外两侧设街门等。由此，棂星门可视为西安门内的中门，门外两侧设便道，与北安门内相似。至于东安里门外的南北河沿，必可通行，但这是宣德年间拓展东墙遗留的空白地带，并非规划设置的便道。刘若愚述西安里门，与诸衙署混杂，或因西段道路过长而仿东安门内设一里门，但垂直便道并无明据。要之，里门皆特例，与形制无关。观刘若愚所述，东中门至东安里门、西中门至西苑门，距离甚短，应无其他道路出口。
总之，北京皇宫城池内外城门之外的甬道，皆尽量围成规整、封闭的空间。其中，南部沿袭南京的瓮城规制；北部有万岁山阻隔，建有南段瓮城和北段封闭空间；西部内外城门相去辽远，围成外城门内和内城门外两段；东部内外城之间则严密规整。这个格局，颇见南京四瓮城之意。
三、守卫与门禁
这些封闭空间，貌似瓮城，却不一定具备瓮城的防卫功能。南京的皇宫城池，是先建瓮城以临外部，后增外城，防卫必重瓮城。而在北京，内城、外城，包括内外城之间诸门，同时兴建。那么，皇宫城池的守卫任务是按内城加瓮城而非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布置的吗？这些地带的门禁，比外城其他地区要严格吗？若如此，则北京的皇宫城池确有南京瓮城体制的痕迹。
1瓮城式防区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八年（1420），行在兵部尚书方宾提议：“守卫官军旧有定数，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左右门，俱系金吾、旗手、府军、虎贲宿卫。今因别有选调，其数不足，宜增羽林、济川、济阳、燕山四卫军士，相参宿直。”(《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庚戌，第2242页。)从午门到长安左右门，既非内城一部分，亦非外城一部分，而是皇宫城池南部的瓮城甬道地带。与正德《大明会典》(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影印明正德刻本，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版，第559页。)比对，此八卫的全称应当为金吾前卫、旗手卫、府军卫、虎贲左卫、羽林前卫、济川卫、济阳卫、燕山前卫。其中，金吾前等四卫，皆属洪武时旧设上十二卫，(《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二九、一四三，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十五年闰二月甲申，第380、2054、2243页。)羽林前等四卫，皆属靖难成功后新设的十个上直卫。(《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五一，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辛未、永乐四年二月戊寅，第136、765—766页。)此时系迁都伊始，金吾前等四卫守卫南部瓮城的模式当属南京旧制。
《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1425），明朝调整皇宫城池守卫：“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一时权益，非为定制。”(《明仁宗实录》，卷九上，洪熙元年四月丙午，第284页。)“专守皇城四门”，似指守卫分为内重外轻的两个系统，内城四门仍全由亲军把守，外围各门向一般京卫军开放。若如此，这可能是明代前期以“皇城”专指内城、区分内外城的孤例。常欣认为，这虽属权宜之计，仍反映“宫城与外禁垣之间守卫特点的不同……显露了内外皇城划分的早期痕迹”。(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第87页。)按，“皇城四门”并未明言特指内城四门，助守也未明言包括“承天”“东安”等外城门，况且明代也不会将承天门托付给关系疏远的京卫军。因此，“助守”更可能指京卫军参与守卫内外门间的次要诸门，而非与亲军明分内外。
明初以来的完整“定制”，最早见于成化年间叶盛抄录的正统十三年（1448）的原始文件：
卫士守宿内门，前班官旗军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员名，后班少十名：东中门七、玄武门一、北安门二。
官军三日一点……羽林前、金吾前……大兴左等二十一卫，各具官军等项数目，奏本送科。
午门至长安左右门：午门，阙左门并守铺，阙右门并守铺，端门，承天门，长安左门并守铺，长安右门并守铺。
东华门至东安门：东华门并守铺，东上门并东上南、北门，东中门，东安墙门，东安门并守铺。
西华门至西安门：西华门并守铺，西上门并西上南、北门，西中门，乾明门，西安里门，西安门并守铺。
玄武门至北安门：玄武门并守铺，北上门并北上东、西门，北中门，北安门并守铺。(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守卫四城官军揭帖》，魏中平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221页。)
“守铺”，指城墙外设诸巡逻铺，由军人巡夜。某门并守铺的职责，当包括防卫本段城墙。在上引文第一句中，东中门、北安门这些外城门，与玄武门这样的内城门一视同仁。在第二句中，“二十一卫”就是二十二亲军卫减去职能特殊的锦衣卫、府军前卫。(按：实应二十卫，叶盛作“二十一卫”，而只列出十九卫。查，叶盛漏掉了燕山右卫。)在后四句中，并未按内外城分别轻重亲疏，而是按四个方向，各从内城门到外城门构成一个单元。这与洪武二十八年《洪武京城图志》介绍南京内外诸门的方式(《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收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一，影印明永乐抄本，叶17a。)高度吻合。在每个方向内部，如向东由内而外，从“东华门并守铺”即内城东墙，到内外城之间诸门，再到“东安门并守铺”，除去外围的守铺任务，略可见瓮城守卫系统的框架。可以想见，洪熙元年一度增派的普通京卫军，是先分派到四个大单元，再单元内部增添到外围某处。所谓“专守皇城四门”，并非视内城为自成一体的防卫单元，而是指四个方向的瓮城系统，其每个防卫系统以“并守铺”的内、外城门为核心。
正德《大明会典》对内、外城门在防卫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介绍尤详：
计各卫分定地方，皇城四门：
自午门左至阙左门、东第五铺，午门右至阙右门、西第五铺。端门左至承天门左桥南，端门右至承天门右桥南。长安左门至外皇城以东第六铺，长安右门至外皇城以西第十一铺。右旗手、济阳、济州、府军、虎贲左、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卫官军分守。
东华门左尽左第十一铺、东至东上门左，东华门右尽右第一铺、东至东上门右。东安门左外尽左第十四铺、内至东上南北门左，东安门右外尽右第十四铺、内至东上南北门右。以上该金吾左、羽林左、府军左、燕山左四卫官军分守。
西华门左尽左第一铺、西至西上南北门左，西华门右尽右第九铺、西至西上南北门右。西安门左外尽左第十二铺、内至乾明门左，西安门右外尽右第七铺、内至乾明门右。以上该金吾右、羽林右、府军右、燕山右四卫官军分守。
玄武门左尽左第五铺、北至北上门、北上西门以左，玄武门右尽右第四铺、北至北上门、北上东门以右。北安门左外尽左第十二铺、内至北上西门外以左，北安门右外尽右第八铺、内至北上东门外以右。右金吾后、府军后、通州、大兴左四卫官军分守。(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第559—560页。按：同书同卷载，内围二十八铺，外围七十二铺。而此处内围诸铺相加为四十一铺，外围相加为八十四铺。万历《大明会典》则照录此段，又称内围四十铺、外围七十二铺，似正德《大明会典》讹。但《明熹宗实录》载，外围七十二铺，内围二十八铺（卷六七，天启六年正月辛未，第3205页），反而合正德《大明会典》。合计与记载异、诸载彼此抵牾，殊不可解。观各方左右铺数不一，多合城墙长度。如东、西华门偏南，右仅一铺，左则十铺左右。西安门偏北，右仅七铺，左则十二铺。长安右门往西较长，有十一铺，长安左门往东仅六铺。唯东安门偏南，而左右皆十四铺，则右即南“十四铺”之“十”或讹。但即使如此，总数仍非七十二。又，内外合计数，比文中直载多十二、十三。或四角、诸门有重复计算？志此以待解惑。)
此“皇城四门”，绝非内城诸门，而是各内外城门构成的四个瓮城防卫系统。常欣据此指出：“不论‘内皇城’还是‘外皇城’，都是由所在卫军按区分守……并不以内外而定界。”(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第87页。)的确，此段与正统十三年的文件一致，按“皇城四门”即四方分工。其区别在于，正统十三年的文件罗列每区的防守要地，而《会典》勾勒每区的各段防线，防线以内、外两门为枢纽向两端、左右延伸，最终彼此接合。
南部防线分午门前方与两侧、端门至承天门、承天门两侧三段。各段无缝对接，形成两个背对背的U形。若不计外围各铺，防线所围正是南部瓮城。
东部防线分两段，内以东华门、外以东安门为核心，除各沿城墙延伸，相向沿东西甬道两侧，在东上门“左”“右”与东上南北门“左”“右”接合。这印证了东上南北门临甬道而设的推测：“东上门左”与东上北门左、“东上门右”与东上南门右，需南北两门临街，方得唇齿相依，令东区防线对接。若不计诸铺，防线所围正是东华门至东安门之间的甬道。
西部防线，内由西华门外至西上南北门，外由西安门内至乾明门，未曾衔接。西部，盖因内外门之间距离太远，放弃了中间南北向的乾明门至西上北门一段，分守西安门内、西华门外两段。西安门内防线起止，正合上文所述的棂星门东西封闭空间。而西华门外防线，至西上南北门即路口而止，未达西苑门。西苑门虽与西华门构成封闭空间，毕竟不在西华门至西安门的道路上，或因此无需防守。而晋宏逵据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指出：“紫禁城西侧，北自乾明门南到东华门大街北，一条南北向长墙隐藏在房屋群中。”(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65页。)明代若在此段设墙划界，守卫出西华门北转至乾明门一段亦属合理。
北部防线，由内城北墙、玄武门向外至北上门和北上东、西门，由外城北墙、北安门向内至北上东、西门，内外接合。内外防线各形成两个不规整的背对背U形，比东西部复杂。其中，“北上门、北上西门以左”之“北上门”，似指经过北上门至北上西门，颇显冗余。其实，此含北上门“左”之意，指只能按“北上门左”计的北上西门向南延伸到护城河的那段城墙。若不计各铺，从玄武门到北安门本应围成一个长长的瓮城，防线呈两个规整的背对背U形。因万岁山阻隔，其东、西、北三侧的道路需纳入防区。故以北安门为枢纽的北部防线北段，沿三侧道路延伸，在北上东西门与南段会合。如上述，北上东、西门可视为北上门外的十字路口，此正合东部防线的结合模式。
总之，北京皇宫城池的守卫任务，不但按四个方向分派，而且每个方向的防区和防线契合上文所示诸封闭空间。可以想见，若无万岁山和太液池阻隔，北方、西方的防区防线，会像南方、东方那样完全对应各甬道。全城守卫的重点，并非内外城的城墙，而是内外城之间的通道，相当于南京的四大瓮城地带。
正德《大明会典》的每一节，一般先录 “洪武二十六年定”即《诸司职掌》的原文，再记历年“事例”。其“守卫”一节，无《诸司职掌》原文可录，先简介守卫事务，再列各卫分守地段防线，以下方列“事例”。所以，此乃高于后增“事例”的基本制度条文。如上述，南部防区八卫，乃永乐十八年四旧加四新，四旧来自洪武上十二卫，四新来自靖难后新设十上直卫。其他三区，每区仅四卫，每四卫乃两旧两新。如东区的羽林左卫、府军左卫属洪武上十二卫，金吾左卫、燕山左卫属新设十卫。由此，北京的二十卫系统，是由南京的十卫系统翻倍而成。洪武时期的上十二卫中，锦衣卫、旗手卫职掌内廷服务，本非守城之军。但传统的上十卫中，府军前卫是蓝玉的起家班底，洪武二十六年（1393）遭彻底清洗，(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57页。)必不能再任宿卫，此后当由旗手卫接替。据此，则南京皇城的防卫本分四个防区，每区一个金吾或羽林某卫、一个府军某卫，南方加旗手卫、虎贲左卫，十卫分为四、二、二、二。可见，《会典》所记分区模式和兵力配备乃沿袭南京旧制，永乐迁都以来沿用不移。万历《大明会典》相关部分沿袭了正德《大明会典》原文。(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三《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第2005—2006页。)总之，明代皇宫城池的防卫体系，一直基于以四个内外城门为核心对接防线而成的瓮城系统。
2瓮城式门禁
内外城之间，诸门层层叠叠、正跨侧分，但甬道区域毕竟是通衢大道，东部甬道更是官民频繁出入之所。与垂直交汇的诸便道相比，甬道会有更严格的肃静封闭措施吗？诸门会不嫌繁琐，像东华门、东安门那样设置严格门禁吗？
刘若愚《酌中志》载：“骑马，凡内府有名骑马者，自东、西下马门起，至北安、西安门栅栏、东上北门止。又，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止。”(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第168页。)内外城之间，只有某些指定道路区段可以骑马，即禁例稍松。此“东、西下马门”，不见他人记载。刘若愚《明宫史》又载：“内承运库……在东下马门。”(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内府职掌·内承运库》，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46页。按：刘若愚《酌中志》有《海山仙馆丛书》本与清内府抄本，冯宝琳据以整理。另，其中五卷单行，名《明宫史》，北京出版社据其清《学津讨原》本，与同书名《芜史》明抄本整理，又配以《酌中志》之《海山仙馆丛书》本内容，而未列校勘记。五卷单行的《明宫史》，文字颇有不见于《酌中志》者，但北京出版社整理本或据《酌中志》之《海山仙馆丛书》删改。今尽量取《明宫史》北京出版社整理本，若必要，取《学津讨原》本或《芜史》明抄本。)内承运库，实在东华门外南北便道北段。(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前引刘若愚介绍乾明门南道西，至西上北门，续曰：“其东向北者，则西下马门矣……西面城河，两岸止有矮河墙，罗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贤擅政，乘兴大工之际，辄自西下马门迤北，乾明门迤南，于兵仗局对门一带，造作房屋数区，以为秉笔直房，于风水颇失宜。”(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9页。)西上北门之“东向北”，已在护城河上，似不合理。按：魏忠贤建设的直房仅“数区”，位于道路北端“兵仗局对门”，占据“西下马门迤北，乾明门迤南”，则“东向北”不是指西上北门以东，而是介绍道西诸衙门完毕，开始介绍道西之东、便道之上朝北开的西下马门。此跨南北便道北段偏北的方位，正与东下马门对应。
按《酌中志》所述，从两处下马门骑马出发，往北、往西可达外城门，门以南便道不能骑马。但“东上北门止”，又似可骑马。宣德三年，杨荣等“游万岁山……即入东上北门，乘马，及乾宁门，下马”。(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一《赐游万岁山诗·序》，见《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29册影印明正德刻本，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319页。)乾宁门不见记载，杨荣所游即俗称万岁山的西苑琼华岛，此“乾宁门”必即上述琼华岛南小城的东门乾明门。(按：雷礼等述此事，即改为乾明门。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九《内阁大学士行实·杨荣》，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52册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杨荣至此，必经内城东北角一带的东下马门处。此时或尚无下马门之设，但东上北门以北的便道的确可骑马。崇祯十六年（1643），阁臣蒋德璟等赴景山：
出会极门，过文华殿、端本宫，过东华门，出东上门。上预传锦衣备马以俟，入东上北门，赐骑马。绕禁城外，而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行可千余武，折而西，过禁城，则万岁山在望矣。复折而北，下马，入山左里门。
出山左里门，复骑马，至东上门北门内，下马，步行入阁。(蒋德璟：《慤书》，卷九《万岁山观德殿召对恭纪》，粘良图点校，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3页。)
“东上门北门”或为“东上北门”之讹，或东上南、北两门本属东上门“系统”，故有此称。蒋德璟记事极其细致，而来回东上北门至山左里门之间未记下马，则明末之东下马门，或仅需过门下马，甚至对权贵重臣无实际妨碍。
西下马门的功能应与东下马门一致，但刘若愚言“自东、西下马门起……东上北门止”，并未言“西上北门止”。明代记载中，也未见在西上北门以北便道骑马者。此西部南北便道，属西华门与西安门之间通道，或重于东部便道，与乾明门至西安门相当。上引杨荣至乾明门下马，似乾明门以西的小城不能骑马，但宣德八年（1433）杨士奇等十余人游西苑，“自西安门入，听乘舆马，及太液池而步”，(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十五《赐游西苑诗序》，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08册影印明天顺刻本，第940页。)途经棂星门等，未言下马，则杨荣于乾明门下马只是因到达太液池而已。乾明门与棂星门之间的小城乃至以西甬道，皆可以骑马，符合刘若愚所言终点“北安、西安门栅栏”，(按：刘若愚此句另有版本作“西北西安门栅栏”（《明宫史》，水集《内臣服佩·骑马》，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5册影印清《学津讨原》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686页）。此指骑马终点为西北方的西安门内，北中门至北安门似不能骑马。但是，据前引宣德四年（1429）从北安门上奏受阻于北中门，可知北中门内的门禁规格高于门外，门内可骑马，门外当可。)则西上北门以北的便道与此规格相同，当可骑马。
上引“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止”句，似指可骑马绕内城南半圈。若如此，当按顺时针顺序，先述宝钞司，后述终点西上南门。且内城以南的瓮城规格隆重，午门、端门一带必不可骑马穿行。故此句不通。刘若愚此句另有版本作“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止，至宝钞司”，(刘若愚：《明宫史》，水集《内臣服佩·骑马》，第686页。)此句亦不通，然“至”字或有所自。颇疑两种版本皆存抄刻讹误，本意当为“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起，至宝钞司止”，即两条南北便道的南段都可以骑马。
嘉靖前期，夏言有诗“迎和门外据雕鞍”。(夏言：《夏桂洲文集》，卷五《雪夜召诣高玄殿》，第299页。)崇祯十五年（1642），蒋德璟入对西苑，自内城入苑、苑内，归至内城，皆曾骑马：
出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上马，锦衣校尉执鞭。
登紫光阁……沿西海行，待马，过万寿宫，而锦衣控马至矣……下马徘徊久之。
时日已西……乘马出西苑门、西中、西上，至西华门下马。(蒋德璟：《慤书》，卷五《西苑明德殿召对赐宴侍坐复观火箭恭纪》，第48—52页。)
蒋德璟从万寿宫往南一直骑马，与夏言诗对照可知，棂星门西与甬道垂直的南北便道亦可骑马。但是，东、西华门正对的甬道，规格不同。蒋德璟赴景山，在东上北门外上、下马，东华门外舆马之禁甚严。此番锦衣卫没有在西上南北、门一带备马，而是在西苑门外等候，则西华门至西苑门的甬道不可骑马，同东部。但蒋德璟归时，又从西苑门一直骑马至西华门，或因外出时遵制，归时则已晚，又或因西苑门以东已非守卫区域，故不甚严格。结合刘若愚所载，可知东、西华门外的两处甬道，按规定本是不能骑马的。
总之，外城之中，与诸甬道垂直的大型便道，乃至西安门、北安门内，皆可骑马，规格一致。唯独东华门外至东安门、西华门外至西苑门的长方形甬道，不可骑马。万历三十五年（1607），皇亲陈承恩“以空舆出东上门，为伍长所缉……并提门金吾、羽林西上门诸指挥、伍长罚谪有差”，(《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五，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甲戌，第8228页。)东西甬道的“马禁”“舆禁”似同午门外的瓮城，和北上东、西门之间的小瓮城。换言之，四个内城门外的区域，无论是甬道还是瓮城，禁行规格皆遵瓮城之制。
在南京，洪武十年设守门内官，东、西、北每个方向有四门，如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第1901页)洪武十八年设门吏，每门四名，东、西、北每个方向有三门，如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第2657页。)守门内官与门吏，设置地点、职能不同。
门吏本设在横跨甬道诸门，至洪武二十六年设置依然。(《诸司职掌·吏部·选部·官制·吏》，见《玄览堂丛书》第三册影印明刻本，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1762页。)正德《大明会典》所载门吏设置、数额，较洪武时期有所调整，共十六门，增加了长安左、右和东上南、北四个侧门。(正德《大明会典》，卷六《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吏》，第86—87页。)《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十二年（1488）“铸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右、东上南、北、东中、东、西安、北中、北安并内府北安门照出入大小铜故关防印子三十七颗，以旧木石印子缺坏也”，(《明宪宗实录》，卷二八〇，成化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第4719页。)此较正德《大明会典》少五门，似删并诸上门等次要者。但万历《大明会典》详载成化二十二年定制，“令各铸关防，凡钱粮文书进出用使”，各门门吏、关防数量不一，仍共十六门，(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三《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卷七《吏部·验封清吏司·吏员》，第2010、138页。)则《实录》系省文，所有跨甬道诸门此后依然皆设门吏，关防由木石改铜，盘查钱粮文书进出。
守门内官本设在瓮城正侧各门，历代有增无减。明代中期，重申旧制职责为“提督卫士，关防出入”，(《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巳，第190—191页。)即内官率军人把守。天顺元年（1457），诸臣自述夺门功，“夺东中门、东上南门，直抵南宫”，“各藏兵器，夺取东上门，直抵宫门”。天顺六年（1463），有人发疯，“突入御用监……复走入西上门，门者获之”。(《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二七五、三四一，天顺元年正月己丑、二月乙未朔、六年六月癸巳，第5817、5832—5833、6928页。)可知，军人把守并非具文。崇祯十六年，阁臣蒋德璟等赴景山观射：“其跟从人役，每员计一人，随入东门里，不得过山左门。各给司礼监木牌一面，预派内臣四员，在东上左门北察点。”(蒋德璟：《慤书》，卷十《万岁山亲阅勋爵较射恭纪》，第95页。)随行者可以从“东门”即东安门进至山左门即“山左里门”之外，需西过东中门，至东上北门转北，而路上接受盘查的地点“东上左门”，正是例设守门内官的东上北门。
诸门设门吏、内官及军人，规格高于内外城之间其他地区诸门，如上述黄瓦东西门、山左右里门、东西下马门，甚至是构成小城的乾明门、棂星门等。跨甬道而设的上门、中门、外城门，当与规格更高的四个内城门构成“皇城四门”系统，门禁独严，而东上南、北门，乃临甬道而设的侧门，却兼设内官与门吏，规格直逼东安门、东上门，高于东中门、东安里门及其他侧门，可知东华门外人员往来频密，尤重甬道内外之防。如上文，南京西华门外甬道的侧门专为瓮城而设，其背后临衙署，而非背开街道。而据上引杨荣出北上东门骑马，可知明初建北京，即在侧门背后开南北便道。此较南京，稍轻瓮城之防，而重甬道内外之交通便利。然而，诸门设守门内官、门吏，在东部整条甬道和西华门外、玄武门外、北安门内、西安门内等封闭区域，仍围成人员、马匹、车辆无法自由通行的空间，虽由衙署围墙取代了特设的瓮城墙，封闭效果则近似南部午门至承天门的瓮城。
四、结论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内外两重城池，并非出自规划，而是明初两次承旧创新建设的偶然结果。中国古代的皇宫城池，本无内外双重城墙的规制。金中都的皇宫城池，继承唐宋的北宫南衙之制。(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金中都”，第24页。)元上都的皇宫，的确建内外两重城池——内宫外衙，但外城分布着诸多官署、寺院和作坊，面积占全上都城的一小半，显得上都城倒算是外城的附属部分，(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第65页。)则此外城更似后周、北宋的州城，不能视为典型的皇宫城池。在元大都，外城称为萧墙、外周垣、阑马墙，只为环卫东西两个宫殿群而建，性质实似六朝建康台城的城墙：结构有相邻多层，功能仍只算一重。但是，元朝虽然没有刻意建设两重城池，却不得不圈入大片苑囿，无形中造就了比内城大得多的外城，则与上都、建康迥异。明初定都南京，必承南唐、南宋以来的“旧内”规制，建单重皇城，为强化防御而在四面增建巨大的瓮城。攻克元大都后，则又仿元代体制增建外城，原有瓮城的外端城门正是现成的外城起始点。永乐年间，这个内城加瓮城为主、外城为辅的格局，被照搬到北京。北京皇宫城池的建设，不再体现南京内外城的主次先后，外城因包含西苑、万岁山而尤其庞大，遂呈现为内外两重城池的样貌。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貌似内外两重，实具南京瓮城遗制。南京联通内外城的瓮城，侧门规格高而居中，围墙严整封闭，建设早于外城。故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可称前所未有的内城加四面瓮城之格局。北京的东西上南、北门紧临甬道而设，棂星门西有类似东西上南、北门外的南北便道，北中门与北安门分据街道两端，北上东、西门相当于临十字路口而设，在内外城门之间的四个地带围成多处规整的封闭空间，它们已非南京那样的瓮城，但亦非开放街道；其宫廷的防卫，不是按内外，而是按四方划定防区，内外城门同为各区枢纽；诸封闭空间与防区、防线高度吻合，禁行规格直逼南部瓮城，门禁森严，比内外城之间其他地带更具“内”的色彩。凡此，皆非内外两重城池的规划布局可以解释，而是南京瓮城结构的孑遗。
内城配四大瓮城的整体图景，即不分内外的“皇城”，可能是明代前期对皇宫城池的主流认识观念。在南京的设计者心目中，皇宫城池是一个内城向外伸出瓮城的整体，瓮城与内城门密不可分，瓮城的城墙与外城门仍是内城的一部分。照此，外城门首先不是外城墙上的大门，而是以内城门为起点的瓮城顶端的城门，外城只是增建的、附属的、划进大片官署的“皇墙”。对北京的一般人而言，面对皇宫城池，首先看到的是外城门，进门即算进入“皇城”，但他进入的是瓮城或封闭空间，面临重门叠嶂和两侧墙垣，无暇感受到内外两重城池。即使内城巍峨远超外城，也不再像元代那样醒目，不易被视为外城的对立物。这种内外一体的感受，支撑着以外城为界的整体“皇城”观念，贯穿明代始终。
按当代观念，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城池皆分内外两重。但明代前期，内城加瓮城、内外一体的整体观念才是主流。此后，因为瓮城的淡化，随着外城门禁松弛、向民间开放，内外两重的观念才慢慢演进，直到清代定型。皇城的诸多重要演变，如明代中后期内城的名称更替，明清内外城门的俗称流变，乃至南京外城门长存俗称的现象，皆与明代皇宫城池原初的瓮城结构及相关观念息息相关。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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