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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著作颇丰、声名也隆盛的中坚作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厚，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话音清亮悦耳，听起来非常年轻。他戴着一副大眼镜，着一件红色针织上衣．既家常又透着有别于普通家居男人的书卷气质。倒完茶，肖复兴坐在对着北窗的单人沙发上开始有问必答，他确实是一个易于沟通并乐于与人沟通的人。
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肖复兴说小时候对艺术很好奇，也喜爱。解放前，肖复兴的父亲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1947年，长子肖复兴出生，一家人在北京城南的打磨厂街居住。对于老家，肖复兴没有儿时的记忆，“虽然小的时候曾回过老家，但印象不深”。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后，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老家，这才是肖复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回老家。 肖复兴还记得，姐姐1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北京城南西河沿里的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碴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儿，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几分钱。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肖家．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那时，肖复兴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听来证章厂定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部门的主任说，正在修的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姐姐不听全家人的劝阻，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 肖复兴幼小时的这些印象到如今仍然铭记在心，但那时期家庭的困顿并没有抹杀肖复兴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走上文学道路后，他创作的散文常常以音乐为内容，源于他小时候对音乐的喜爱，“那时候家里比较穷，没有走上这条路，现在也不可能再去搞音乐了，所以写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散文也是这个童年的梦想的延续”。 “我们小时候住的院子里有一位街坊，母亲是医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姐夫是印尼华侨，从国外带来一台立式录音机。”这台当时被当作“稀罕物”的录音机，给肖复兴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个邻居男孩比肖复兴大几岁，很喜爱朗诵，“当时广播剧《林海雪原》正在热播，他就对着录音机朗诵，录完后放给我们小孩听。”其时，肖复兴正在上小学，从录音机里听到邻居小朋友的声音，他感到惊奇又兴奋。 复兴对文学的喜爱也许出于父亲的熏陶。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局职员，喜欢看书。肖复兴回忆，小的时候，父亲曾给他讲过许多在书上看到的故事，如古典的包公案、水浒传等。“我的家乡离纪晓岚的故乡很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些纪晓岚的轶事。” 还在上小学时，肖复兴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是《上海文艺》。“我在街上买的书，看完后感到很神奇，原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可以天马行空。那时我还抄一些文学作品，如《干家诗》。”小学三年级时，肖复兴开始接触作文课。“教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张文彬，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厚的、我听不出来究竟是哪里的外地口音。”张老师很严厉，那时的肖复兴对张老师相当畏惧，他还能清楚想起张老师站在讲台桌前的模样．“挺直的腰板，头发乌亮蓬松，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人想起‘怒发冲冠’这个成语”。 但是，这个令人相当畏惧的老师在教学上却有独特的一套方式，令肖复兴如今忆起也倍感钦佩。在张老师的带领下，肖复兴和同学们的第一次作文课之前的工作是去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电影。到现在，肖复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电影看的是《上甘岭》。 多年以后，他曾用清新语言回忆起那个快乐的儿时片断：“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刚建好，内外一新。我的票的位子在楼上，一层层椅子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电影一开演，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射过，像一道银色无声的瀑布。我真想伸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能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在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个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位子。” 看完电影后，张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作文是写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怎么想的，就怎么写。” 肖复兴把自己看电影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娓娓道来。没有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给全班同学朗读了肖复兴的这篇作文，并对这篇作文提出表扬及意见。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肖复兴如今已经忘记了，但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令肖复兴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那么亲切。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少年肖复兴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以后，肖复兴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他最盼望上的一门课。而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肖复兴的作文。张老师对他也格外器重起来，常在课下对他说：“多读些课外书!”在肖复兴眼里，张老师变得亲切了，尤其他那一头硬发也不再“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在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的阶段，肖复兴开始动笔写小小说、散文。当时，学校里有两块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墙报“百花”，老师、同学都可以投稿。上初二时，肖复兴突发奇想，他对同学说，“咱自己也办一个墙报吧!”说办就办，他们照葫芦画瓢，办了一个“小百花”墙报，肖复兴被选为主编，每期在一块小黑板上贴出400字的稿子．放在教室里。后来，小黑板被摆在了楼道里，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真正印成铅字的文章是《一幅画像》。那是肖复兴上初三时，他的作文《一幅画像》被推荐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令肖复兴终身难忘的是，这篇作文让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有了一段珍贵的“忘年文缘”。那年暑假，老师把一份油印的《一幅画像》拿给肖复兴，并告诉肖复兴，叶圣陶先生已在作文上面逐字逐句修改过了。原来，叶圣陶非常重视这次征文比赛，评改了全部获奖作品，在每篇文章后边还写了一段评语。后来，这些获奖作品连同叶圣陶的评语被编成了一本文集《我和姐姐争冠军》。令肖复兴兴奋的是，叶圣陶还邀请获奖学生去他那儿做客，“那时，叶圣陶先生60岁上下，平易近人，他给了我们不少鼓励。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大作家的指点，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作家”。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同样是肖复兴初涉文学道路时伸手相扶的一个“贵人”。1971年冬，已插队到北大荒七星农场的肖复兴被发配到离农场场部l8里远的猪号喂猪。猪号里有200来头猪，班长加一个当地农民连肖复兴，还有一个从山东过来的盲流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事，也见不到什么人，孤独与凄凉像结了张网紧紧裹着肖复兴的心。在这种境遇中，肖复兴写散文，写自己的插队生活。他想把散文寄给叶圣陶，请他指点指点。但那时叶圣陶被列在打倒之列，肖复兴不敢与他联系，就把信寄给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叶至善很快就给肖复兴回了信，说写得挺好可以发表，并就肖复兴的散文逐字逐句修改，并提出评点意见，有的文章改动大，怕肖复兴看不清，就重新抄一遍，再寄回来。
叶至善当时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赋闲”在家。他同他父亲一样，对肖复兴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予以关怀和帮助，给困顿中的肖复兴极大鼓励和自信。现在回忆起叶圣陶父子对自己的鼓励与关怀，肖复兴的语间感激之情自然流露，“正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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