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振鸣 | 鲁迅的花木情缘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0年第5期

读书日的时候，翻看《鲁迅年谱》查找资料，于是想到，五四运动以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对鲁迅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两大显学，这两种学问的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对《红楼梦》的研究，从王国维、胡适、蔡元培、鲁迅到后来的俞平伯等大师们无不有独到的见解，还出现了诸如考据派、索隐派等流派，正如鲁迅所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鲁迅研究家对鲁迅生平、著作的研究大约也是如此。其实读书过程最享受的，还是读原著，有时读一遍后产生的感受与再读时产生的感受并不一样，这就是读书的奇妙所在。

《鲁迅年谱》中记载着一个故事：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到故乡绍兴时，带回来的一株水野栀子，并把这花栽种在庭院中，后来他把这棵栀子树赠送给表弟郦辛农。1962年，郦辛农又把这棵栀子树转赠给绍兴鲁迅纪念馆，这花至今仍存活。为了核实这件事，我特地征询了绍兴鲁迅纪念馆，说此花现在仍在，并分了许多盆，还发来了照片给我。

绍兴鲁迅纪念馆内景

这使我想起，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旧居内当年鲁迅亲自种植的白丁香、黄刺梅等花木至今仍然郁郁葱葱，每年4月丁香花盛开时，鲁迅博物馆还有个丁香节怀鲁迅的活动。翻看《鲁迅全集》，令人吃惊的是，鲁迅关于花木植物的文字无处不在，他的文章、译文中提到的花木竟有数百种。鲁迅的文章，既有苦难中的冷峻，又有花木般的温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没有哪一位作家对花木的理解与表述有鲁迅般的，那样的体验式的透彻。

疫情期间，笔者对鲁迅关于花木的文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以期探讨鲁迅一生怎样的与花木为伴，对于花木有怎样的情缘以及他的植物学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童年乐园

鲁迅出身于书香门第，本名周樟寿。鲁迅有三个弟弟，按序为櫆寿、松寿、椿寿。按周氏家谱，他们属“寿”字辈。樟、櫆、松、椿都与树木相关，代表着祖父对后辈成材的期望。鲁迅最小的弟弟椿寿在六岁时就夭折了，剩下三兄弟，后来都改了名，鲁迅改名周树人，櫆寿为周作人，松寿为周建人。

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录了他童年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鲁迅在这段文字中记录的皂荚树、桑树、何首乌、木莲、覆盆子等植物，绘制了一幅生动的园林画面。三味书屋中的花木，鲁迅也有描述：“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现在到绍兴参观三味书屋旧址，仍然可以看到那里的蜡梅和桂花树。蜡梅和桂花树都是南方常见的观赏花木，绍兴鲁迅故居内就有一株著名的四季桂，鲁迅曾说：“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狗·猫·鼠》）指的就是这株四季桂。

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复原的百草园

鲁迅少年时家境败落，父亲周伯宜病重，他常奔走于当铺和药铺。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曾描述为父找药的经历：“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平地木十株”，鲁迅费了很多周折，才知道平地木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里的芦根和甘蔗，是南方常见的植物，而平地木则是能够治疗咳喘的药材，不太好找。

鲁迅最早的植物学知识应来自清人陈淏子的《花镜》。他的一位远房叔祖爱种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在他的书斋里，鲁迅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鲁迅说：“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从鲁迅文中对珠兰、茉莉、马缨花等花名的准确记忆，说明他童年时对花木知识的认真。《花镜》是一部关于观赏植物栽培的书，共六卷，内有大量插图。1894年鲁迅从族兄寿颐处以二百文购得木版大本翻刻的《花镜》。后经鲁迅多次批校，分订为三册。又亲自栽种花木，在每株花木上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观察生长情况。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书上的错误。鲁迅很重视这部书，从中获得了许多植物学知识。

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中读的是四书五经，而他最喜爱搜集的、阅读的是《山海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广群芳谱》等博物学方面的图书，并做了许多笔记。他还抄录过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耜经》与李翱的《五木经》等。现存鲁迅最早的抄本手稿是会稽童钰作《二树山人写梅歌》，至今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最早的印章是1896年前后，他的叔祖芹侯在上坟的船中为他刻的朱文印章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还有一方白文印“绿杉野屋”。这两枚印章现已不存，只有留下的印鉴为证。现存最早的鲁迅文章《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中就有关于晚香玉等花木的笔记。 

鲁迅在此期间搜集、抄录并校勘了大量古代博物学逸书，包括小说佚文和古越丛书，如晋嵇含撰《南方草木状》、唐刘恂撰《岭表录异》、唐段公路的《北户彖》、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清程瑶田的《释虫小记》、清郝懿行的《蜂衙小记》等，还从《说郛》中抄录王方庆《园林草木疏》一卷，李翱《何首乌录》一卷，杨天惠《彰明坿子记》一卷，戴凯之《竹谱》一卷，赞宁《筍谱》二卷，陈仁玉《菌谱》一卷，傅肱《蟹谱》两卷。以上并他人所抄共十九种合订为两册，题名为《说郛录要》。其中周氏《洛阳牡丹记》一卷、《洛阳花木记》一卷，赵时庚《金彰兰谱》一卷，陈翥《桐谱》一卷和戴凯之《竹谱》都经鲁迅以明抄《说郛》原本做了批注。这部书于1911年3月写成，是极有价值的植物学著作。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没有专门的植物学书籍，他就这样边读书，边钩沉，边记录，把植物知识积累下来。

1898年，鲁迅离家去南京读书，并接受了正统的博物学教育。博物学在当时概念很宽泛，包括动植物、矿物等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动植物等学科内容。1902年，鲁迅赴日本学医，后又弃医从文，但对花木的爱好伴随着他的一生。

二、种花植木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在日本求学，三弟周建人便留在家里照顾母亲。鲁迅在日本读书时，仍然注意收藏花木植物类的图书，并鼓励三弟周建人自修植物学。周建人在《早年学科学追忆》中回忆：“那时鲁迅在日本，鼓励我自学植物学。因为他说，学习别的学科，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到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鲁迅在日本东京给三弟寄了四本书：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英国人著的《野花时节》、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和《植物的故事》，并寄了一架解剖显微镜。后来鲁迅到北京工作后，还给三弟寄过《埤雅》一部四册，《尔雅翼》一部六册，支持他研究植物学。周建人后来在植物学方面很有建树，著有科普读物《花鸟虫鱼及其他》。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也曾回忆：“他在弘文学院时代，已经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其中着色的插图很多。”在住宅处，也与许寿裳一起种一些夕颜一类的花草。在东京度春假（樱花假期）时，观赏了上野樱花。他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生动描述了日本樱花盛开时的状况。

1910年起，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做监学，兼教博物学。教学期间，他经常还带学生去兰亭、快阁、宋六陵、柯桥、七星岩等地，还和周建人、王鹤照一起郊游，采集植物标本或拓碑帖。1911年鲁迅曾作《辛亥游录》两则，写到他采集植物标本的情形。文中提到的“一叶兰”“野菰”都是北方难见到的植物。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先是住进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传说是这里因有一株巨大的古藤萝而著名，后又搬进会馆内西边的补树书屋。院中有棵大槐树，因是补种的，所以称为“补树书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过：“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鲁迅说的“槐蚕”，北京人叫“吊死鬼儿”。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闲暇时还去赏花展。鲁迅日记1913年5月5日载：“下午同许季巿往崇效寺观牡丹。”同事有时也送给鲁迅一些盆花。

1919年底，鲁迅买下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二十一号院，全家迁居到这里。这是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从旧照片看，院里种植有丁香树、月季花。院子里长着许多铺地锦，还种了荷花。铺地锦是一种野草花，夏天北京的院子中常常自然生长在砖缝中。

1923年，鲁迅兄弟失和后，搬到西三条二十一号院时，院子宽了许多，开始大种花木。鲁迅的母亲也喜欢花木，院子的泥地上种满了太阳花，开花的时候五颜六色，十分好看。这是一种南方的花，比较娇贵，秋风一起就枯萎了。于是鲁迅向琉璃厂的松云阁定购了一批花木。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后院东南角，即“老虎尾巴”东侧，还有一棵杏树，当时果实累累。俞家姐妹曾到鲁迅家去玩，鲁迅说：“等杏熟了，请你们来吃。”俞家姐妹开玩笑说：“吃不完我们用袋子带回去。”鲁迅说：“记得绍兴出杨梅、出瓜的地方，都只管吃饱，不许带走，我们这杏树也按这规定办。”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教书，那里气候温暖，花木繁盛。鲁迅有一张照片摄于1927年1月2日，地点是在厦门郊外南普陀一片荒坟之中，他曾把这照片送给章廷谦，并在旁边题字：“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画面的前景是长得很繁茂的龙舌兰，这花又名剑兰、剑麻，是一种热带植物，在厦门是野生的，而在北方则是盆栽的。

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曾养过一盆“水横枝”的花。水横枝又名栀子花，为常绿灌木，花为白色，清雅高洁，鲁迅非常喜爱。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他和夫人许广平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年。一家人在相对安逸的生活中经常看电影，门前小院内种上了夹竹桃、石榴、紫荆、桃花等，居室中也常有鲜花点缀。特地在闲暇时还会去参观花卉展览。

鲁迅的学生许钦文、陶元庆等经常会带着花看望他，给他送过梅花、兰花、玫瑰、橙花、水仙花、胜山菊花等，他自己也买一些草花来种。内山完造夫妇也常送些堇花、菊花、杜鹃花等。1936年鲁迅生病期间，内山完造、史沫特莱多次持花看望鲁迅。鲁迅的花木情结是他生活中的余事，深厚的植物学修养是渗透在他骨子里的。

三、笔底生花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具有各方面的修养。从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文字中，到处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植物学修养、花木的情缘和精到的借喻。

鲁迅的诗歌中，花木也是常用的表达要素。例如：现存最早的一首《别诸弟》，作于1900年，其中有句：“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诗中的杨柳树是古人折柳送别的一种风俗，断肠花一名秋海棠，用的是古代一女子因思念情人而滴泪落地长出断肠花的典故，诗中以此表达兄弟离别时的心情。同年又作《莲蓬人》：“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这首诗赞美了荷花落后的莲蓬，褪却红衣后的“风骨”，向作《爱莲说》的周敦颐说明，“亭亭净植”的不是荷花而是花落之后的莲蓬。1901年由二弟周作人初创，鲁迅修改的《惜花四律》，是对四季花木的吟咏，以花拟人，以人喻花。写到了柳树、小草、素心（兰花）、蓝尾（芍药）、荼蘼等花木。第四律中“繁英绕甸竞呈妍，叶底闲看蛱蝶眠。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更是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百花盛开、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又如：鲁迅著名的《自题小像》中“寄意寒星荃不察”的“荃”，指的是一种香草，这里指的是民众。《送O. E. 君携兰归国》中：“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诗中的“椒”“桂”“佳人”均为芳木香草。《送增田涉君归国》中：“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诗中的“扶桑”是日本的别称，又是一种花木，“枫叶”也是日本人喜爱的。《偶成》中：“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以“芳林寥落”“春兰秋菊”比喻当时文坛的情况。还有很多诗句如：“洞庭落木楚天高”（《无题》）、“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赠画师》）、“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悼杨铨》）等。鲁迅诗文中常以花木比喻和表达情感，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的花木情结，并在作品的熟练运用。

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中许多篇，都记录了他少年时代有关花木的故事。他在《朝花夕拾·小引》写道：“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对花木的描写，都充满诗意。《秋夜》《雪》《腊叶》《好的故事》等篇目中写到枣树、宝珠山茶、梅花、一丈红、朱槿、斑红花、曼陀罗花等，证明了他的广博。

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用文言写成的《怀旧》。小说写到一株青桐树：“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儿童掷石落桐子，往往飞入书窗中，时或正击吾案，一石入，吾师秃先生辄走出斥之。桐叶径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其掌。”鲁迅小说中常常用白描的手法以花木烘托场景，小说《祝福》《鸭的喜剧》《幸福的家庭》《伤逝》《在酒楼上》《采薇》等，有很多关于花木的描写。例如：《在酒楼上》有一段对山茶树的描写，很美：“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再看《补天》中的一段优美的描写：“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挥，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这一段关于紫藤的描写，明显是有着鲁迅的生活经验的。

鲁迅的杂文议论比较多，但也有很多用花木作为文章元素的。鲁迅杂文的篇目中就有一些关于花木的，如：《无花的蔷薇》《新的蔷薇》等。有许多富于哲理的名言名句成为经典。例如： 

“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 （《并非闲话三》）鲁迅所说的“满天星”，属石竹科，今常用来做插花，鲁迅对此是有研究的。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新的蔷薇》）鲁迅在这里用杏花和碧桃做了形象的比喻。

用种花的哲学，揭示人生的哲学：“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答有恒先生》）阐述人生活的哲理如：“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这也是生活”……》） 精辟的比喻如：“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论“他妈的！”》）

他在《未有天才之前》中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他比喻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是花木与泥土的关系。

四、译介播芳

伟大的翻译家，不但应具有广博的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还应具有动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在谈论翻译时认为中国的译本往往将外国讲学术的有趣的内容删去，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忽然想到·二》）在植物学方面，他不仅通晓中国古今花木，如《山海经》《诗经》《楚辞》及各种杂篡，也精通异域植物知识，这和他一贯的读书修养是分不开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买过两本厚厚的植物学词典，回国后他也一直购买动植物方面的书籍，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有日文版的《东亚植物》《植物的惊异》《（原色）园艺植物图谱》《牧野植物学全集》等，英文、德文的书也买过不少。他的一生都在补充花木知识的营养，这与他的创作和翻译工作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严谨。

1922年，鲁迅翻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三幕童话剧本《桃色的云》，其中涉及很多植物的名称。1923年该书由新潮社出版时，鲁迅特地作《记剧中人物的译名》一篇，文中说明对植物的名字采用了六种方法，里面涉及数十种花木名称的考证，其中包括中国名如蒲公英、紫地丁；日本名如女郎花、铃兰；西洋花如勿忘草、风信子等，证实了鲁迅的植物学功力的深厚，简直就是一个专业从事植物研究的专家。同时证明了鲁迅对翻译工作决不是简单的音译了事，而是通过大量查证来保证译文的质量。

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等人合影

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版了鲁迅与好友齐宗颐合译的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这本书中有很多植物是外国的，为了译名的准确，鲁迅用了很多植物学工具书来翻译，在书出版时，写了《动植物译名小记》。从中可窥观鲁迅关于外国花木的研究成果。

1930年，鲁迅翻译了日本药学家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一书。译文最初发表在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所负责的《自然界》月刊上。所谓药用植物，是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这本译著鲁迅并没有作前言或后记，书中按药用植物的种类、科目收录了一百六十多种药用植物，详细阐述了植物的产地、药物成分及作用。从所收数量来看，比起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来，数量不及十分之一，看来鲁迅翻译此书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名为《药用植物及其他》。疫情期间，读读鲁迅的这些关于花木的考证，或许可以对中国医药有更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