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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洁思 | 追寻父亲靳以的故居

(章洁思,靳以之女。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曾供职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为《星水微茫驼铃远》。该书记叙了当年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的人与事,是立民先生写《收获》专栏的结集。读毕,我也想来“凑个热闹”,补充一点我寻觅三座门大街14号的故事。

(今年7月,周立民所著《星水微茫驼铃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通过对那一代文人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和解读,追寻老一辈文人的文化轨迹和精神之路。它以周立民2013年在《收获》杂志开设的专栏“星水微茫”为基础,另做修订、增补,形成一本更为完整的著作。)

三座门大街14号,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1933年,年轻的父亲靳以,正是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无怪乎1994年纪念父亲诞辰85周年暨辞世35周年时,巴金先生执意要在北京为父亲举办追思纪念会。

28年前,我曾去寻访三座门大街14号。那时我住在南长街勤劳胡同堂弟家,堂弟家离北海公园不远。我从父辈的回忆中知道三座门大街14号就在北海公园附近,因为当年他们工作之余,喜欢去北海五龙亭喝茶聊天,所以我就顺着北海四处打听。我站在路口,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问了一个又一个,居然无一人知道“三座门大街”这个路名。我看见一座机关大院门口站着两名站岗的战士,便趋前问询,也是摇头,表示不知。我在那里踯躅了两天,均无功而返。晚上堂弟关切地问我,还找来派出所的熟人,请他们帮忙。而我,也继续在那儿附近寻觅。

第三天,我看见一位60岁左右的大妈,手里拎着菜篮,大约就住在附近。我一开口,她便笑着回答说:“你真找对人了,我打小就住这儿,这里的地名都改了,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以前的三座门大街,现在改成景山前街了,过去的三座门大街14号,就是现在的景山前街25号,来,我带你去。”她风风火火走在前面,我紧紧跟随,走到一个胡同门口,她说:“到了。”我对她千谢万谢后,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径直走了进去。

很小的胡同,一眼就能望到底,25号的门牌就挂在正对面。再一看,一共三户人家,正是应了我心中的三座门,左右和底部各一家。我先敲25号,没有动静,却惊动了右边门内的住户,他们问清我的来由后,非常热情地把我请进家。坐在这户素昧平生的人家中,边喝茶边聊天,不知怎的,心里感到非常温暖。不一会儿,听到隔壁有了动静,赶快又跑去敲门。门开处,站着一位姑娘,说是这家的保姆,我说明来意,表示想进院看看,她犹豫着,见我殷切的眼神,最后还是点头放行了。

那个院落很大,有一个月洞门通向后院。我知道父亲当年只租前院,所以就不再往里走。我站在院子中间,环顾四周,仿佛听到远处传来卞之琳先生的声音:“1933年暑假,为了筹备《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14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和靳以同桌看稿。西谛(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这里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的一些,也常来聚首。”

(1934年靳以与卞之琳摄于三座门大街十四号)

那一刻,我想告诉父亲:“爸爸,我来了!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记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有上世纪30年代初住在这里的那群年轻人吗?”那时,那群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在院内栽培花草,摇着唱机倾听心仪的音乐,编辑钟情的刊物,在窗前埋头写作……他们正处青春年华,抱负满怀,令这个小院充满欢声笑语,充满生气。那时,这家的主人正是我的父亲,“章宅”便是父亲主持的两份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辑部。


我正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之中,这家的女主人出来了,我见她正在责备小保姆随意放陌生人进来,便赶紧走上前去,边道歉边说明来意,她听后点头微笑,表示同意让我参观。我当然不敢逗留太久,拍完照便依依不舍向女主人道谢辞别,当我跨出景山前街25号这扇红漆大门,不由停住脚步,背靠着大门又拍下一张照片。

出门立即直奔北海公园,去找五龙亭。五龙亭由五个亭子相连,我靠着柱子向前眺望,海面波光粼粼,高耸的白塔映在水面,远处的桥和桥上的栏杆,都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金光,与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我想,若是在夜晚,这里又会呈现怎样一派迷人的景象啊!

卞先生形容过那里晚间的景象,“星水微茫忆《水星》”。“水星”的刊名,也正是当年卞先生与父亲等一干人坐在这里喝茶时,突发灵感而闪现出的——星水微茫,水天一色,朦朦胧胧,桥栏杆处隐现着点点灯火,弥补了没有月亮的遗憾,于是,诗意盎然,“水星”两字便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

耳畔仿佛又听见卞先生在说:“靳以挑了大小两刊一个编辑部的重担,还能照常从事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写短篇小说。”还是他的声音:“《季刊》出了两期,巴金不大从上海来了,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我接替巴金,住进了他惯住的北屋西头一间……我编了《水星》第一卷(六期),只好走了(赴日)。这样靳以就一个人同时负责了两个刊物,编辑部全部人员由四变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摄于沈从文家,自左至右依次为: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辛笛。)

回到上海,我把照片拿给巴金先生看,他一边仔细地看,一边点头。只见他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告诉我,这个窗子里就是他当年的住屋——那是北屋西头的一间。

立民先生比我晚了数年才去的北京,地址也是我告诉他的,没想到就隔了几年,14号已经面目全非——从他发给我的照片中,我看到院子里已经没有空地,变成一片“水泥森林”。数年前,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抄录如下,以此结尾:“阳光普洒大地,大地印刻着无数脚印。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小院中,错错落落的脚印依旧清晰,我在细细辨认,我看见深深的印痕,它们是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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