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朝阳门内南小街中段、路东的新鲜胡同是我出生及度过儿时岁月的地方，多少孩提记忆，多少魂牵梦萦，都自这里萌生。
在老北京的城中心，新鲜胡同当属于历史悠久、庭院深深的一族了。早年间听老辈儿的念叨（现从互联网上可询“度娘”），这条胡同自打元大都营造年月起（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就开始兴建了，她是一条按元大都街制建造的东西走向胡同，东起八大人胡同（后更名为南竹竿胡同），西至南小街，南、北俩邻居分别是芳嘉园胡同和八大人胡同，本胡同自身长度为1华里有余。
新鲜胡同起名大约自清代起，这里的居民住户大都属于世代京城的老居民。我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尾出生在这胡同的，我的父亲是个机关干部，母亲原是街道工厂里的一名缝纫工人，待我哥哥出生，母亲辞了职，看护哥哥几年后把他送到幼儿园，然后就在胡同的居委会（治保会）做起了街道工作。我的学龄前的少儿时期，经常跟随母亲到居委会旁听开会，或是挨门挨户地检查“四防”（防火、防盗、防特、防治安灾害）和卫生工作，所以对胡同里的院落、居民也就多了一份儿了解、熟悉的机会。
从少儿时期至今，新鲜胡同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的“亮点”，不外乎这样几处颇具特色的庭院：
胡同东头的院落。这些院落当属全胡同的“众矢之的”，基本上是青砖琉璃瓦高房大屋和朱漆大门以及带电网的高墙头所包围，按今天说法，绝对一组“大宅门”，走过路过的人们都需仰目才可窥见。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胡同东南角的一套庭院（具体门牌号忘记了）。因为哥哥的一位同学家住那里（他父亲是院内住的一位首长的司机，全家人也就有了居住侧院的机会），课后上学习小组时，有时会跟哥哥进到那个院里，哥哥跟同学们做作业时，我就可以到院子里游逛了。但每当离开哥哥、姐姐们的视线时，都会被叮嘱——不要跑得太远，留神迷了路！一个胡同里的院子能有多么大？还会走着走着迷了路？这可真不是危言耸听，吓唬小孩，告诉你说吧，当时对这个大院子是这样描述滴——有山有水有河流！其实这是一花园式的多重组合套院（有的说全部格局为田字型套院，有的说是井字型，也有的说品字型，反正是跨越胡同、多重院门、彼此联通的四合院组合体）。说它有“山”，是指用南方的太湖石堆砌的连片人造假山，说到有“水”与“河流”，是人工挖掘、砌造的荷花池塘跟养鱼小溪，北京城里比较缺水，尤其在城中间则更为稀罕，以往只是偶尔在谁家见过大大小小的玻璃缸、大瓷盆里豢养的金鱼、热带鱼，哪里能见到这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从容游鱼？这院子里就有！院内山水之间，还有描梁画栋、精雕细造的木头亭子、船坞茶室、兵乓球室，院落四周以中式传统的仿古花廊环绕镶边，庭院中间穿插着一片片绿绒草地或是鲜花苗圃。整个院落其实就是较比外面大公园稍小的花园（后来查阅资料得知，这爿院落应是清朝时任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的进士官员马佳绍祺的私家花园）到了炎炎烈日的夏天里，你在胡同当中可能会汗流浃背、呼嗤带喘，热烤难捱，不知躲哪儿又藏何处，但在这院子里，慢慢地溜达溜达，满身的那热汗就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蒸发了，再过上一会儿，还会感到后脊梁背有丝丝凉风缠绕着你呢，好不爽快！
院子北侧是一溜带有落地玻璃窗走廊的正房，因为得知那是首长住室，所以从未敢靠近闲逛，实际上也很难靠近，因为那玻璃窗走廊外面，有几排大大小小的花盆如同“警戒线”一般布着阵呢！
新鲜胡同小学。建校逾百年的新鲜胡同小学，是北京城很老早的几所小学之一，最早的发端据考证为清雍正七年（1729年），八旗觉罗官学，正白旗觉罗学即设立于此处。百余年间校名曾更改数次，本篇在这里主要回忆新鲜胡同小学的本部，即师生们统称的“东校”。
这所院落据说早年间是明朝宦官魏忠贤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完蛋了。清末这所宅子即改成旗人孩子们的学校。民国时叫北平市东单区第一公立小学，小学共分两部分，原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现在已经拆掉，改建高楼；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的房子颇有巍峨的气象，那是300年以上的老房子了。
梁实秋（1903-1987年），原名梁治华，字实秋，浙江杭县（今杭州）人。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中给中国文坛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李敖（1935年—），字敖之，思想家，自由主义大师，国学大师，中国近代史学者，时事批评家，台湾作家，历史学家，诗人；台湾省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立法委员”，2008年任满，宣布退出台湾政坛。因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故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2005年间，李敖偕同家人回母校新鲜胡同小学探望，引起校内外一阵热议。
“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李敖先生著有《北京法源寺》、《阳痿美国》、《李敖有话说》、《红色11》等100多本著作，前后共有96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西方传媒追捧其“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集，共80册，凡3000万字。2005年9月访问大陆时在北大、清华、复旦三高校发表了名为“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的系列演讲。
这所学校有多少出彩出众的老师，不敢瞎论。只知道曾有位女性副校长老师因为成绩优异，被评选为北京市劳模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慰问，当然了，这也是她“文革”中被打倒和被批斗的主要“罪过”。印象较深的是我的首任班主任陈华玉老师，她也教过我哥哥（我俩相差2岁）。入学那天母亲领我到校，当陈老师知道我是她曾教过学生的弟弟时，关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超过你哥哥。”我连忙回答“我听您的话，一定努力地学习，超过我哥哥，在全班当第一！”陈老师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做个合格的接班班人。”我是1967年1月入学的，因为前一年停课了，所以我们一入学就编排为“二连二排”（“文革”时军训的结果，即二年级二班）。陈老师给我们印象是永远不急不恼，从不跟我们发怒，有时仅大声批评一些屡犯错误的同学，但随之又有一番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使你觉得受批评反倒心里痛快。我上三年级时有幸被挑选到学校的“宣传队”，与班上另一男同学表演对口快板，每当练好了一新段子，总愿意趁着课余时间跑到陈老师面前说上几句，而陈老师叫好后总要叮嘱“继续进步，别骄傲。”
新鲜胡同小学给我难忘的、印象深刻的是早年间逢寒、暑假举办的“乐园”活动，那是为假期中的师生专门开办的一个文体活动场所，大致设有图书室、猜谜室、棋牌室、幻灯室、音乐舞蹈室、游艺室和小型体育、竞技比赛等项。由于开放对象是学校的老师、学生，其他学龄前的孩子不能进园，这让我们“馋”得不得了。后来，不知听谁说到，没有“入园证”也可以混进去。于是便“抖机灵”偷偷地做了尝试（不敢让家长知道）——先假装是个丢了“入园证”的某班学生（我是冒充我哥哥那班的学生）闯关，接着，接受门岗大哥哥大姐姐考察质询，由于我能熟练地说出班主任老师的姓名，背诵出语文课本前三课的内容，所以门岗很痛快地就可以把我放进去，而我一路小跑就奔向图书室，埋头翻阅着家里没有、外面少见的小人书。别的游艺项目几乎不敢参加，怕是有谁发现并揪出我这个“冒牌学生”。
进入新世纪，随着北京城市改造步伐的推进，新鲜胡同小学校舍扩容建设列入已经朝阳门地区危房改造建设工程，东边已夷为平地，正准备修建现代化的建筑，未来将形成前院后楼的花园式学校格局。不知未来的学堂又能以何种姿态进行着传道、授业与解惑之务。
金百万大宅院。新鲜胡同24号（新门牌75号）院，当属为京城最标准的二进四合院了。这宅院里、外院设有隔墙，中间有一上下台阶的垂花门。院内房屋的砖墙是“磨砖对缝”，屋檐檩柱是“描梁画栋”。既古典雅致，又恢弘气派。胡同里街坊四邻大都知道这院子住着一家不同寻常的人家。鲜有人知道她家的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姓“金”，祖上是蒙古大汗的亲戚，真正的皇亲国戚和贵族，家财万贯，因此传名“金百万”。其实不管其家产是否真就价值“百万”，但家有两位“千金女儿”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称之为大姐姐、二姐姐，其实估计人家年岁相长我们要有20来岁呢）。这宅院里的庭院房屋如何，主人生活怎样？小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印象中带有门钉、铁皮包边的黑漆大门总是紧紧封闭着，只有家人出门买菜，或邮递员登门送达挂号信件、电报时，才会从偶尔开启的门缝中瞅见院里的一点点景象（至多也就是见到了迎门的砖雕影壁、半截挂落），院中的主人也只是在从汽车上下来登阶入门，或匆匆关门登车离去的片刻，算是跟这胡同照了一面。
直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兴起，一队队的红卫兵、工宣队们以“破四旧、立四新”的说辞，把造反抄家之火烧到这里，深宅大院才算在街坊邻居们跟前给曝了光，主人家的生活用具能搬出屋的全都给扔在院中，堆得满满当当无处下脚。据说当时区里有一位新上台的革委会主任为了显示出造反有理的辉煌成果，确定在这院子举办一个“破四旧、立四新”的现场批判会，便令人把抄家的东西好好归置了一番，形成一类似“展览会”般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展示”。陈列中的金家被查抄物品有：落地式收音机、电视机、留声机、冰箱、电话，进口自行车、钢琴、照相机、打字机和绸缎被褥、皮毛服装等（其实今天生活条件稍好些的中国居民家庭所拥有的各种家用电器、休闲及通讯、办公用具远超过这些，只不过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由于主人家的这些物件既超前出众，又多是从海外采购的，因而冠以“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便是整条胡同铺天盖地般地贴满造反、打倒金家的大标语、大字报，报纸电台也一起动作，愤怒声讨这金家的“资产阶级行径”，区里、市里更纷纷召集各个街道的“革命群众”、“战斗队员”前来参观，若用一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来描述形容当时的情景，绝不过分。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师傅甚至赶忙加装了胡同街面的自来水饮水设备。甚至于各家家长纷纷叮嘱孩子，别随便出门，防止被撞伤、挤散了。展示会后，街道组织将金家门被抄家的东西售卖了三天，说是“还财富于无产阶级”。
当全国性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活动”兴起后，金家大院便成了街道设置的红卫兵接待站。垒灶隆火，铺装地铺遍及了整个大院，在这里全国各地的“小闯将”们免费吃喝住宿或得到医护疗伤，我跟着母亲以及街道居委会的大人们加入到烧水做饭、洗涤衣被的大军中，不仅不知辛苦劳累，还有几分“荣光”、“自豪”的感觉呢。
“文革”后期，这个大院成了街道办事处，有超过百人的各科室人员在里面办公。再到后来，按照“落实政策”规定，归还给个人。
胡同西口我们家。新鲜胡同32号（新门牌87号）院子是我出生及随后生活了10年的院落，它是胡同西口路北的一个无门门脸里延伸出一条小巷后面的一处正、跨院并肩的院落。正院南屋、北屋各为3间，我家居住的正院东屋、西屋各为2间。北屋是房东一家，南屋是医生一家，东北角小套院还有工人一家，人少清静，加之那年那月人与人关系简单，矛盾较少，相处得还算和谐、宁静。院子里有一棵香椿、两棵枣树，每到采摘、收获季节，一把香椿、一捧甜枣，都会在你家他家之间送来推去，而到落叶时分，家家户户都会自觉地抄起笤帚、簸箕，或是洒水壶，并且都在力争把清扫的面扩大一些，直到从各家门前到院中央的“围剿”完成。
跨院住着一高姓的祖孙三代，一个比较殷实的大家庭。院内种植的丁香树和海棠树都是四周院子少有的，也是最令我们神往的。高家孙辈的男孩跟我哥哥是同龄，女孩跟我是同龄，可以说我们几位都是“撒尿和泥”的一帮子，两小无猜，不分你我。但令我们费解的是，母亲却常叮嘱我们，除了有学习上的问题，不要总往那院子跑。当时心里虽然纳闷，但母亲的话总还是要听的，于是我们哥俩慢慢地收住了去跨院玩耍的脚步。直到多年后，我们一家人因受运动冲击，被迫返回祖籍“下放劳动”，我还不忘叮问这一“为什么呀”？母亲也直率地把“谜底”告诉我们——你俩没注意到那高奶奶对你们热情和关爱吗？你们去了，奶奶总要给你们找玩的，送吃的，有时还要你们把吃的带回来，可人家的孩子到咱们家来，我们能给人家什么呢？（我知道我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平时家中也少有玩具、零食之类，小伙伴们到家里一坐，母亲会为招待他们犯愁的）想不到答案竟如此简单、寻常！以至于真听见了、知道了都不觉得是真的并且“解渴”。但是，由此从母亲那里学得一招，就是与人相处得将心比心，将力比力。
外国大使馆小院。新鲜胡同西口路南还有一独居小院，儿时称之“外国大使馆”，其实它并非真使馆，只是某使馆高级外交官的外宅。但只要周末那厮回府，就会有外国小汽车和身着异样的老外们露面，到新鲜胡同看外国人和外国小汽车成了那些年间难得一景。现代年轻一族也许难以理解，黄头发、高鼻梁的外国人有啥看头？叽里咕噜的外国话你也不懂；外国小汽车虽说有点特色，但光能看不能坐、不能开，甚至连摸摸都沾不到边，也没什么嚼头。后面这句话，或许不是空谈。那时候，只要听说我要出门去看外国小汽车，母亲总会叮嘱道“别收人家给的糖果和饼干，别摸人家的小汽车！”现在想一想，母亲虽说是做着治保工作，但她的文化水平并没多高，不会从防奸反特或拒绝腐蚀的角度跟你谈问题，但是教你从小学会不贪不沾，却是好的习惯养成。
庭院深深的新鲜胡同，其实还有不少可以咀嚼、值得品味之处，如胡同东口的“五道湾”，一直保持着几分神秘、几分惊悚的传说；新鲜胡同小学旁边的原市公安局幼儿园，也是一爿多重套院的连环院落，与其相毗邻的桂公府，更是故事多多。
新鲜胡同的居民也是规行矩步，各有千秋。限于本文篇幅，仅是挂一漏万，点到为止。
先说金家俩姐姐。她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带给这姐俩不仅相貌端庄，梳妆得体，举止也是谦谦君子般的淑女范儿。衣着是那么利落、讲究，脸庞总是挂着和蔼微笑，那年月还没有什么聚焦率或是回头率的说法，如果有的话，全胡同的桂冠非她俩莫属。即使在遭受抄家、批斗的日子里，她们低头沉思着匆忙忙地在街上行走时，遇到我们小孩子叫上一声“大姐姐”、“二姐姐”，也会稍稍一停，点点额头再去赶路。让我们感到，这俩姐姐不像那些造反的红卫兵让人害怕。
接着一金姓姐姐。她是我们院里房东家的大女儿，我至今尚不能准确地说出她的岁数，大约要年长10岁吧。小时候的印象，这位姐姐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说话也不急不躁，喜欢安慰人和讲故事。最让院里孩子佩服的是她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在我没上学或是就快要上学的时候，她就是北京女十二中学的学生了。她有个美术作业本，有时会拿给我们大家传看，我至今记得那本子上画的北海白塔、故宫角楼、女十二中学校（东城灯市口大街）及英雄江姐的形象。很可惜，“文革”运动我们分置异地，她下乡插队远走，我们全家折回祖籍。
再有西口苏大爷。胡同西口路南的一个大院里，有一老学究式的苏姓长辈，有人说他早年当过老师，有人说他早年跟过军阀，咱不当户籍民警，不查祖宗三代，只知道他会书懂画，家中藏书甚多。若按年岁论，胡同里许多后生小的该称他一句“爷”，可他多次对母亲讲，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实不能这样受尊崇，一再称居委会各位为街道工作辛苦受累，是他的榜样，该跟大家叫兄长、大姐，而我这样小孩儿，只称呼他“大爷”就知足了。“文革”一开战，有人要翻他的老底，开他的批判会。后来派出所民警及街道干部知道他能写会画，便委以重任——把书写标语横幅、大字报和居民户门窗红油漆的任务给他！于是，一把年纪的老者，时而爬上，时而爬下，时而奔东，时而朝西，胡同里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他那独特的、各书体的“革命书法作品”。
最后说说我母亲。一个退职工人，一个治保委员，普通家庭妇女，简单得不能再简，却给我安身立命般的教诲——温和善良，克己宽人。
我在新鲜胡同生活的那年那月，最是期盼着秋冬季节的到来，到那时，胡同里会陆陆续续地出现一辆辆运送大白菜或冬储煤炭的人力三轮车，我和小伙伴们就能路上帮着推车或是跟到家中帮着卸车了。弄身臭汗或弄脏衣服也无所谓，能够助人为乐也就算是我们的乐呵。
沧海横流，日异月更。随着人们对现代化、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的热盼，推土机的轰鸣距离我们越来越急，越来越近，老城区、老院子的概念似如过时黄花，冬扇夏炉。新鲜胡同被拆了，被平了，老街坊们故去了，四面八方地走散了——这已不再是新鲜的消息了。全胡同除东口少得可怜的几所院落外，超过四分之三的地界拔地窜起了高楼。胡同已不成其胡同了，行进在南小街上，路过新鲜胡同的西口，若是不仔细地端详打量，恐怕就连那胡同的铭牌你都发现不了。
我是个画地而趋、依然故我的人，比较看重旧理旧情。北京城中物是人非或物非人亦非的事情、场面似是哪位居民个人无力挽回的，但瞅个时间，抓个功夫，来点怀念与温故，还是做得到的。每当我要外出办事、走访之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一次又一次地把行走路线设计为穿插这片“故土”之街，多一眼目睹，多一番凭吊，不为无度伤感、也不为无谓闲逛，只为增添一份动力——这北京城，还有一份呵护与守卫的任务在前面等着我呢！
最后，我想推荐我的两位同样热爱北京、热爱文史的老朋友呕心沥血之作品，作为本篇拙文的结束语。他们是——
北京象牙雕刻厂退休工艺美术师郑希成先生（从2002年起，这位非画家、雕刻艺术家，也不是建筑师和文物保护者的老人理智地采取怨而不愠的方式，开始在画稿中致力于北京胡同的保护、记录，用画笔记录下那些曾充满生命力，却即将消失的民居院落）
北京东交民巷艺术馆馆长、北京京海通联国际科技会展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徐瀛先生（从2016年起，这位从事企业形象策划以及展览展示设计的中年人以“每个老北京都有一段胡同记忆”为题，在四九城绘写着北京胡同的墙，院子的门，四合院高矮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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