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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克拉克大学求学期间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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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胡适信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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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日记》手稿 |
主题：仍是一座远远的山——佚文中的徐志摩
时间：2018年10月28日10:00-11:30
地点：涵芬楼书店
主讲：韩石山 现代文学研究者，著有《徐志摩传》等
主办：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
《远山——徐志摩佚作集》，收录已版各种《徐志摩全集》所失收的徐志摩佚作共141篇（首），其中，诗歌7首（含译诗1首），散文36篇，日记1种，书信76通，其他21篇（含演讲记录稿7篇、翻译记录稿10篇、启事2则和戏曲曲词、唱词整理稿2篇）。其中不乏徐志摩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为陆小曼译文所写的附注、与美国学者奥格登的通信原文等，对于研究徐志摩生平交游和中外学术交往极为重要的佚作。
现在徐志摩研究仍在低水平徘徊
绯闻逸事，才子风流，基本上不知此人真面目
有这个机缘，是因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出了《远山》这本书，是徐志摩的佚作集，收录有诗歌、散文、日记、书信及其他佚作141篇（首）。
这本书是我介绍给他们出的，前面有我的序，序里除了对收集佚文者予以称赞外，还说了这样一个意思：之所以取名《远山》，是取了其中一篇文章的篇名，却不能说没有编者的深意。我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至今仍关注徐志摩材料的发现。若有人问我，现在的徐志摩研究是个什么水平？我只能说，仍在低水平上徘徊，绯闻逸事，才子风流，基本上不知此人的真面目。借用书名的寓意，仍是一座远远的山，还没有走近，何谈乎登临。
且将徐志摩跟他同时代的三个人作个比较，就能大体估摸出此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位置。我要说的三个人，都是跟徐有过交集的，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与徐的关系，分别是同学，朋友，对手。
先说郁达夫。郁和徐，是杭州一中的同班同学。徐是1911年春天考上，然后念完了的。郁是这年春天考到嘉兴中学念了一学期，转到杭州一中，第二年春天又转到别的学校，再后来就随长兄赴日本留学去了。
1922年徐志摩回国后，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两人交往甚多。徐死后，郁写过两篇文章表示怀念，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称赞徐中学时学习好，不怎么用功，老考第一；二是赞美徐与陆小曼的爱情，仿照电影《三剑客》里的说法，说他就是马上要死，也要做一篇伟大的史诗，颂美志摩和小曼的爱情。
郁是才子，很早写小说，评价甚高。旧诗尤其好，被人推为现代作家第一。而徐，一点也不次于郁，新诗可称第一，对其散文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从思想观念上说，郁留学日本，新旧思想混杂，娶王映霞为妻，视为纳妾，多次称王为“王姬”。徐接受的是欧美思想观念，开中国文明离婚之先河，善待前妻，视为好友。大体上说，徐与郁可打个平手，略胜一筹。
《远山》的出版
正好弥补过去对徐志摩认知上的缺憾
再说胡适。胡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极为尊崇，有“现代孔夫子”之誉。胡与徐是好朋友，徐视胡为大哥。但平心而论，徐有三点超过了胡：
一是学术训练，胡有博士之称，但学历（学习的经历）却乏善可陈。在国内上过中国公学，考上留美官费，到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先学农科，后转文科，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为中国古代哲学简史。徐就完善多了，国内在北大学法律，到美国在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在哥伦比亚学的是政治，毕业论文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到了英国，跟拉斯基学过经济学，跟狄更生广泛接触英国名流，且参加过英国的选举活动。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徐的训练更全面些。
二是见识上，有的地方比胡适高，比如1926年胡经苏联去英国，著文赞美苏联的教育成绩。徐在《晨报副刊》发了胡的文章，实际是三封信，而给以批评。气量上，徐似乎也比胡大，比如胡一时气不顺，要退出新月书店的股份，徐劝后收回。
三，文学才华上，徐明显高于胡，胡的《尝试集》，只能说是新诗胎儿期的牙牙学语，而徐的《志摩的诗》，则已朗朗成诵。
三说鲁迅。鲁迅的最大成绩，是小说，徐是新诗，在这上头可打个平手。鲁为人称道的是杂文，徐有许多社会问题的随笔，实则也是杂文。鲁的杂文特点是批评力度大，大致未出中国文人愤世嫉俗的框架。徐则稍侧重科学与民主，他最初的理想，是要做个中国的汉密尔顿。鲁的晚年，信奉共产主义学说，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鲁的光荣与进步。同时我们应可以说，徐也是一个有社会理想，为社会负责的文化人。
可以说，《远山》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过去对徐志摩认知上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往前走了一大程，仍是远远的一座山，但山的峰峦和走向，能看个分明了。
《远山》在当前的徐志摩研究上
肯定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
我敢肯定地说，这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徐志摩的研究往更深的向度发展。一本书的好坏，在研究上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绕得过去绕不过去。《远山》在当前的徐志摩研究上，肯定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
对徐志摩研究的脉络，我还是清楚的，且说一下。
在改革开放之前，对徐，基本上是泼污水，讽刺谩骂。改革开放后，好长时间也无人插手。最早着手研究徐志摩的，是他家乡海宁市的一位文化人，叫顾永棣，他编了本徐的诗集，交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写了本传记，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全集，就是他编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徐都没有热起来。
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是1997年我的《李健吾传》出版，朋友圈里知道我能写传记，在山西工作过的丁冬先生，老熟人了，趁空儿给他妹妹组稿。他妹妹叫丁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正在编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到尾声，名单上还有三个人，找不到写手。问我能不能写一个，我问是谁，说是冯雪峰、何其芳、徐志摩。前面的郭沫若、朱自清、曹禺，早就有人写了。我连想都没想，就选了徐志摩。如果是现在，这一长串名字，摆在那儿，大家会争着写徐志摩的。
从2001年徐传出版，到现在十好几年了，徐志摩的研究，没有大的进展。卡在哪儿了？卡在材料上。傅斯年说过，历史学就是材料学。研究人物也一样，材料起很大的作用。这么多年，没有新的材料发现，徐志摩的研究，就一直处于“平不塌”的状况。
现在不同了，《远山》出版了，发现了大量的新材料，必将推动徐志摩的研究向更深广的层面进展。这本书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沪江大学校刊上发的一组散文，还有给奥格登的六封信。可说是新文，不能简单地说是佚文。
沪江大学校刊《天籁》上文章的发现
确认且充实了徐志摩的这段经历
还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并不是两位编者首度发现的。沪江大学的文章，是华东政法大学的徐志摩研究者发现的。沪江大学的地方，解放后给了华东政法大学，其资料就归了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这样研究者才能在校刊《天籁》上找到这一批文章。这些文章的发现，一是确认了徐志摩的经历里确实有沪江大学这个环节。再是能看出，在大学期间，徐志摩确实有过人的才华与见识。
关于第一点，即确认了徐志摩的经历里，有沪江大学这个环节，我还要多说几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研究徐志摩，编年谱、写传记的时候，对徐有没有沪江大学这个经历，一直持怀疑态度。
在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里确实写着“一九一六年春，肄业于沪江学院”，记得是这么句话，不一定准确。在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里，还有梁锡华从克拉克大学图书馆查到的沪江大学开出的成绩单，按说不该怀疑了。我的疑点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这个地方上过大半年的学，就该有同学，徐志摩的名气那么大，怎么死后没有一个沪江的同学写纪念文章呢？于是我便怀疑徐的沪江大学的成绩单，是徐申如为了儿子赴美留学，下了功夫，从学校走门子开出来的。这样想了，也就这样写了，写在一篇名为《徐志摩学历的疑点》的文章里，又收入《寻访林徽因》一书。
此书流传到台湾，台湾的一个名叫秦贤次的先生看到了，此人是个史料专家，做学问很是严谨。不知是查了资料，还是手头就有材料，著文斥责我胡说八道，以臆想代替史实，文章发在2009年某期《新文学史料》上。我看了想，做学问嘛，就是要弄清史实，谁弄清就听谁的。正好这时候，《徐志摩传》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要我写个新序，写了，也就六七百字，序中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谢这位台湾学者的指谬。再后来，我买到大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上面说到跟徐志摩是沪江的同学。这次这批《天籁》文章的发现，不光确认了这段经历，且充实了这段经历，有人再写徐传，可增加一章。
徐志摩在英留学期间
恰逢剑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该说给奥格登的六通信了。这是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的重大发现，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先说发现的经过。是北师大青年学者刘洪涛在英国访学时发现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台湾秀威书局印行，给过我一本。书中说，发现这组书信，纯属偶然。他看过梁锡华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想看徐的原信，书中未注出处。他去英国是做访问学者，名义上是研究罗素与中国，找到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地址，写信问罗素的档案，得到许多收藏有罗素档案的机构名单，其中有加拿大大麦马士德大学图书馆的罗素档案馆。写信去问，馆长复信说，他们这儿收藏有徐志摩给奥格登的一些信，问他要不要。刘先生大喜过望，不久便得到复印件。这批信件，成为他后来研究徐志摩的核心资料。
现在来看看奥格登是个什么人。1889年生，1957年去世，比徐志摩小两岁，活了六十八岁。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这些信怎么到的加拿大，就不多说了。奥氏在英国，1912年创办《剑桥杂志》，成为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有关战争与政治的国际论坛。
奥氏又是剑桥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组织邪学社的创办人之一。这个组织成立于1909年，主要起因是奥氏等人对校方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反感，追求一个能自由讨论宗教问题的空间。其目的在于推动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自由讨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是邀请文化、思想、文学界名人举办演讲，奥氏先任学社干事，后长期担任学社主席。奥氏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他把学会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大量的剑桥学子。从徐志摩1992年1月给罗素的信看，徐在剑桥，虽没有加入邪学社，却能够参加演讲会，可见徐与奥氏及其他邪学社的成员，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对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受的影响，刘先生是这样说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剑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以三一学院、王家学院等学院为代表的剑桥大学，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英国上层知识分子团体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是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徐志摩与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有密切的交往。
徐志摩全方位地介入到
英国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中
徐志摩与英国当时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卞因、翟理斯、魏雷等人有深厚的友谊，与作家威尔斯交情甚笃，拜访过哈代、曼斯斐尔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志摩全方位地介入到了英国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中。以往谈论徐志摩与英国文学的关系时，往往强调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徐志摩亲历的英国文学、文化、思想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而且，他把这种关系带到了中国，极大地促进中英现代文学文化的交流。
刘先生的论断，无疑是对的。较之国内庸俗的研究者，是大大的往前迈进了一步。我为什么说国内的研究者是庸俗的，这有我的道理。国内许多研究者，在现代文化人物的研究上用的办法，一是相面术，二是阶级分析。
徐志摩长了个白脸蛋，招女人喜欢，也喜欢女人，又写诗，当然是个浪漫诗人；留学美英，当然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了。这不是相面术是什么？
徐志摩的父亲是大资本家，也是大地主。中国的乡镇资本家，没有不是大地主的。有这样的身份，必然有许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恶劣品质。好的品质是遗传的，坏的品质也是遗传的，于是徐志摩不花花公子，也花花公子了，何况他看着，还真的就像个花花公子呢。是花花公子了，怎么能不是革命的对象呢？于是对他在中国文化运动、思想运动中的作为，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将之牢牢地捆绑在浪漫派诗人的示众柱上，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一个浪漫派诗人，这评价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对这个人，应当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进步史的角度看。不是他的不能给他，是他的就给他。不能说鲁迅长成那个样子，思想就深刻，徐志摩长成这个样子，思想就浅薄。也不能说胡适守着个小脚女人品质就高尚，徐志摩离过婚，又让多少女人神魂颠倒，就是玩弄女性、品质不好。
致奥格登的几封信
补充了徐志摩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致奥格登的这几封信，在徐志摩研究上的意义，我是这么看的：一是充实了徐志摩的留英经历，二是补充了徐志摩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找到了徐志摩回国后开展一系列文化思想运动的榜样人物。
我写徐传时，每每有这样的困惑，他在国内啸聚友朋，抱团结社，南征北战，兴致勃勃，从不气馁。后来有些疲累了，但意气未衰，只能说是苦撑待变。这一套学谁的呢？
我先前想的是，学汉密尔顿。这个美国开国元勋，办过报纸，写过政论，精通宪政的一套。但总觉得太大了，也太远了，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感觉。又想，会不会是剑桥王家学院的狄更生呢？也不像。徐志摩去找狄更生，狄外出活动，回来见这个中国青年坐在门前台阶上等他。都不带他出去活动，能是怎样的亲近？连亲近都没有，又能怎样的效仿？至于罗素、哈代、曼斯斐尔德等人，就更不着边际了。
奥格登，只会是奥格登。奥氏是组织社团的高手，刘洪涛在介绍文字中说，在邪学社成立之前，剑桥已有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著名的使徒社便是其中之一，但邪学社后来居上，风头甚至盖过了使徒社。徐回国后，与各色人等的交往，更是尽显奥氏的交际本领。还有，奥氏对出版的兴致，对徐志摩不会没有感染。奥氏组织出版的“国际文库”，徐曾参与其事，推荐了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入选。徐后来接受中华书局的聘任，当特邀编辑，一套一套的编书，未尝不是仿效奥氏的胸襟与做派。只是其时，国内的文化气场不够宏大，让这位中国的奥格登无从施展罢了。
清醒的社会认知、顽强的进取精神、深邃的反省意识
这恰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人，最最缺乏的
一本书，在一个学术领域有这么大的作用，可以说功德无量了。
这是就大的方面说。《远山》中还有许多佚文，虽没有改变什么的功用，从欣赏的角度看，还是蛮有意味的。
比如《结婚日记》，若细看，就知道不应当起这么个名字。志摩是1926年10月结的婚，而日记记录的是1926年3月底到9月初的事。实际情形是，徐陆结婚前，在北京有过一段同居的日子。这束日记，该叫《同居日记》
书中收有一篇《社会主义沿革及其影响》，我写徐传时，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找不到刊物，也就放过了。看看这篇文章，你就知道，就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上，徐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就是《远山》这首小诗，细品一下，是不是有《沙扬娜拉》的味儿？好书是可以把玩的，能把玩的书，才能激发读的人的灵性。
最后，附带谈谈徐志摩在当下的意义。活跃一下大家的思维，开阔一下大家的眼界。
志摩这个人，最可贵的，一是清醒的社会认知，前面举了对胡适游苏看法的不认同。二是顽强的进取精神，可以说1928年以后，家事的烦恼、社会的不认同，让他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难当前，又激起了他的报国热忱。他去了上海，急于回北京，实际是要参与北大教授的请愿活动。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做什么，怎么做，哪些错了，哪些打破脑袋也要坚持下去，在他都是经过深思的。这第三点，实则是由第一、第二两点来的。这恰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人，最最缺乏的。
徐志摩，仍是一座远远的山。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秉着实事求是，不胡说八道的信念走下去，一定会越走越近。
讲稿/韩石山 整理/雨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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