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 “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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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逸麟 | “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

2007年11月27日，赵俪生先生以91岁高龄驾鹤道山，半个世纪前山东大学历史系盛极一时的“八马同槽”中的最后一匹老马也安详谢幕，留给人们的，是对往事无尽的遐思与追念。多年以来，学界津津乐道于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八马同槽”的盛况，然而个中源流，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新旧交替的年代里学人生命履痕、心路历程乃至时代变迁的印迹，却值得后人倍加咀嚼。

“八马同槽”的来龙去脉

如果以1901年10月开设的山东大学堂计，山东大学已走过百余年历程，但其历史系却是迟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得以正式建立。然而短短数年之间，到1950年代初，该系在师资力量方面已成为整个山大执牛耳者，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杨向奎（1910-2000年）、童书业（1907-1968年）、黄云眉（1898-1977年）、王仲荦（1913-1986年）、郑鹤声（1901-1989年）、张维华（1902-1987年）、陈同燮（1898-1970年）和赵俪生（1917-2007年）八位先生同时执教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这就是“八马同槽”的盛况。

邢小震：布面油画《八马同槽》

“八马”之中的领衔人物是杨向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山东大学在停办八年之后筹备复校。杨向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校长赵太侔的邀请，到山东大学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翌年开始，杨向奎又逐步参与校务。此后山东大学创设历史系，仍以杨兼任主任。青岛解放以后，赵太侔去职，杨向奎以历史系主任的身份参加新组建的校务委员会。1952年6月7日，文学院院长吴富恒改任教务长，杨向奎又接替吴担任了文学院院长，同时继续兼任历史系主任。此后直到1956年离鲁进京，前后十年间山东大学文史学科的发展，杨向奎是主要的擘画者。就充任教职而言，“八马”之中，杨与历史系渊源最久。

继杨向奎之后前往山东大学任教的是王仲荦。王本为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胡小石掌系，王仲荦与朱东润、吴组湘、蒋礼鸿等教师同在被解聘之列。赵太侔此时恰在南京为刚刚复校的山东大学招募人才，于是伍叔傥向赵推荐了朱东润，朱虽然接受了聘书，但颇为家口所累，一时不能前往。王仲荦毛遂自荐，得以前往青岛，不久升任教授。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不久，杨向奎就延聘童书业担任专任教授。此前童书业在上海博物馆总务部担任主任，5月27日上海解放，上博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接管，童书业离开博物馆，参加了上海文教局举办的学习班，一时工作无着。接到杨的邀请，童遂于1949年9月10日到达青岛，受到了“此前从未受过的推重”：先后被聘为历史系教授、历史语文研究所历史组研究员、历史系副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副主任及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1958年更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

赵俪生进入山大的时间则是在1950年冬。此前半年，赵俪生因艾思奇的介绍，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不久山大新任校长华岗一纸急电，约赵俪生回乡梓服务。赵在髫龄之际，就随母亲迁居青岛，因为他“对青岛有特殊的感情”。而当年8月，赵夫人高昭一产下一子，赵担心东北随之而来的酷寒对母婴不利，当即挈妇将雏，欣然南下。

三个月后，经华东教育部的介绍，黄云眉进入山东大学。抗战期间，黄的家乡余姚沦陷，黄云眉没有固定职业，只得一直寄食上海亲戚家中，以鬻文为生。上海解放后，1950年，黄云眉以半百之身，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随后任教山大。陈同燮与黄云眉同庚，专长为西洋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后，考虑到世界史方向师资欠缺，校方因而敦请陈自北京师范大学南下，推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郑鹤声自1929年开始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等处担任编审。1947年1月20日国史馆成立，郑旋即担任纂修处兼史料处处长。南京解放后，在国史馆原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郑成为这个新机构的研究员，不久调任华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51年3月间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郑鹤声遂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就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而言，张维华进入最晚，然而考其渊源却为最深。张维华1928年就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1933年获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后回到母校任教，此后数十年几多离乱，1948年秋天又回到寄驻杭州云栖寺的母校，1951年9月齐鲁大学历史系并入山东大学，张维华也正式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一员。

至此，“八马同槽”的局面遂告形成。

嗣后不久，1955年胡风案发，进而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校长华岗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无端罹难，置身冤狱，全校人事大变。杨向奎在历史系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华的支持与信赖，运动中因此被隔离审查，继而抄家。经此事变，杨向奎萌生退意。远在北京的尹达闻讯，亲往山东接洽，杨向奎遂于1956年底离开山东大学历史系，翌年初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职。就在华岗案发不久，肃反运动开始，赵俪生被列为运动重点。1956年他向中央专家局申请调动，“不计条件，支边也行”。翌年初，高教部调赵离开山东，前往兰州大学。“八马”已去其二，此后各种政治运动频仍，前后历时大约五年的“同槽”盛景就此画下句点。

“八马”的地缘与性情

“八马”虽然“同槽”，然而出身地域、习惯性情，以至秉承的学术传统、学术风格与治学旨趣则迥然各异。中国疆域广阔，南北之间向来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有不同。

清末梁启超总结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脉络，认为先秦学派就有“南北”两分：“北地苦謇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不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究其思维逻辑，在于地域影响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气质禀性，最终导致学风的差异。民国以后，尽管对于“南北”的评判标准经历了由“籍贯”主导向由“居处”主导的转变，并进而引发了“地缘”与“流派”两个向度的问题，但无可否认，梁启超的上述思维逻辑价值依旧，“学分南北”的前提依然是“人分南北”，由“籍贯”导致的学人脾气性情的差异依旧是导致学术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从“八马”的籍贯（应当申明，此处所谓籍贯，约略等同于“出生地”，譬如叶德辉，虽然籍贯本是吴地，但生兹死兹都在湖湘，所受文化熏陶大致不出此范围，所以他仍是湘学代表）、地缘与性情的差异中可以得到印证。

以籍贯论，“八马”之中南北恰好各四。杨向奎（丰润）、陈同燮（武清）原籍河北，张维华（寿光）、赵俪生（安丘）则生长于山东。南方四人，则都出于浙东：余姚黄云眉、王仲荦，诸暨郑鹤声，鄞县童书业。生长地域不同，首先导致的是脾气禀性的各异。一般而言，南人含蓄婉转，北人耿直豪爽，“八马”大致如此。杨向奎与童书业、杨向奎与黄云眉、赵俪生与童书业都是显例。

杨向奎与童书业是“禹贡”时代的故友，同为顾颉刚门人。1932年顾颉刚初上北京大学讲堂，座中就有杨向奎忠实的身影，“禹贡”的成员当中，杨是最早得顾颉刚亲炙者之一；而童书业为顾颉刚所知，则要到三年以后，其身份，不过是浙江图书馆印刷厂一介校对员兼杭州惠兴女中教员。然而此后，顾、杨老师弟子之间由亲转疏，恰与顾、童之间由疏转密相对照，并且最终也没有达到后者之间那种“亲密和契合的程度”。究其原因，除了学术见解、人事关系等客观原因之外，童、杨之间南北各异的性格是影响师徒关系的重要因素。王学典先生对此的解释是∶

杨向奎绝对做不到童书业对顾的毕恭毕敬，唯师是从。如果说杨更多地带有北方人的豪爽、落拓和刚烈的气质的话，童身上更多地反映出江南人的特点：谦恭、柔顺、拘谨。换句话说，杨向奎的性格和气质更适宜于做将帅，而不适宜于做助手。顾颉刚身旁需要的是士卒而不是将帅。所以，顾杨之间无法做到顾童之间的那种玄契无间的程度。

这当是知人之论。及至到了“天翻地覆”的时代，杨向奎终于可以“慨而慷”地成为“将帅”，他延致童书业充任副手，固然是念及旧情，也未始不包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心理。

1949年以后，杨向奎和黄云眉都是思想、行动要求“进步”的典范。作为“旧教授”的代表，两人先后入党，先后担任系主任职务。所不同者，杨在任期间，筚路蓝缕，擘画全局，颇有“燕赵气概”，“八马同槽”的盛况就是在他任上出现的。然而也因为风头之健，招致颇多风波。作为杨向奎的继任，黄云眉那种“与人无争、与世无忤”的书生气质与杨大不一样，与他过从甚密的赵俪生所谓“好好老先生”实是知人之语（对于另一位浙江人郑鹤声，同人中也有类似评价）。他出任历史系主任，纯乎是一种象征。个中差异，固然是形势造就，但与两者的气质也有绝大关联。

就身世而言，“八马”大多出自普通农户商家，赵俪生、童书业则是少有的“诗书传家”的子弟。彼此类似的身世，加之秉性上“聪明、敏感、颇有名士风度，研究学问专注，有所得能自信得淋漓尽致地表达，不甚顾及他人的感受”的共同点，赵俪生与童书业在共事期间过从甚密，童承认对赵的依赖甚至一度到了“变态”的程度。不过，赵是典型的燕赵豪侠火爆脾气，童则自幼备受娇宠，生性软弱，素喜依赖，一派江南书生性情。童书业的女儿对此就有过生动的回忆。

籍贯与自幼居所影响到脾气禀性，脾气禀性又影响到治学路径。杨向奎此后由史入哲，进而专攻量子物理与相对论，以理论物理学理解读熊十力、冯友兰的著作；赵俪生“从文学跨入史学，又从史学涉向经济学、哲学，最终把自己融化在文化的海洋里”，开出“中国综合文化史”那样的大课。这样大开大合的理路，不但与黄云眉“小心求证”的浙东学风绝不相同，即使与杨曾经同列顾颉刚门墙的童书业也与其风格迥异（这又涉及20世纪中期开始的学术主导风气的变化轨迹）。

梁启超“区分南北”的标准，在“籍贯”之外，其实还包含另外一个向度，也就是生活经历的影响。以学者个体而言，一生之中、尤其是青年时代的升沉宠辱，对治学理路风格的形成，关系极大。赵俪生晚年回忆1948年嵇文甫对他曾有过一番忠告：

他（嵇）说他是“富贵不足以长骄，而贫贱又免于饥寒”；我（赵）呢？则是“富贵足以长骄，而贫贱又不免于饥寒”。所以我的性格是激动的。

寥寥数语，自是深谙人生之道者反躬自省的结果。一般而言，生活经历没有太多动荡起伏的，察性多能平和沉潜；而经历过沧桑变故的，常常会产生慷慨激越的性情，对于治学，莫不有所影响。比如“八马”之中，童书业与王仲荦都是浙东人，早年生活轨迹颇有类似之处：生于殷实富庶之家，长于沪上十里洋场，父辈经商，自幼接受旧式教育。如同童书业得顾颉刚垂青一样，王仲荦早年亦因机缘，得以随侍学界先进章太炎左右，是得章氏亲炙的弟子。

不过两人学术旨归却大异其趣。约略而言，童书业“好疑争胜”而王仲荦“尚实沉潜”。1934年12月，童氏第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发表于《浙江图书馆馆刊》三卷六期，开宗明义便率然直言“读是书初则疑焉……更进则觉顾书尚有未尽之点”，虽然对顾多有批评，却俨然与顾的“怀疑精神”不约而同。而王氏第一步学术训练却是焚膏继晷、集腋成裘的《西崑酬唱集注》。童氏自述他的治学，是“既有异见”就“不容缄默”，就要淋漓尽致地表达，不甚顾及别人的感受；而王仲荦十八岁开始注释诗集，文稿积压四十年，甚至借此升任副教授，却始终不曾发表，到年近古稀，尚觉得当年的不少注解“失之肤浅”而重新修订，其《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也是垂四十年补充修订才得以完成。

究其渊源，自因师承流派区别，然而一生宠辱升沉与此也有莫大关联。童氏幼年正值家族鼎盛之期，作为长孙自然备极娇宠，可谓“富贵长骄”。而家庭纷乱日盛，父亲刚愎专制，则令童书业自幼年开始就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此后生活长期动荡波折，甚至几度几陷于难以为继的“绝境”。童书业一生没有一张足以自立的正式文凭，况且自幼昧于现实，不善营生，经历十余年抗战、内战，流离失所之间，又尝尽“贫贱不免于饥寒”的苦楚。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在北平禹贡学会追随顾颉刚的两三年外，治学环境皆不足道。相比之下，王仲荦的早年生活虽然因父亲的破产而“大大衰落”，但兼有父亲的开明支持；有发妻红袖添香，相伴读书；又得章太炎、任堇叔诸老辈亲炙。中日战起时，亦因为“太炎门生”的缘由，生活上得汤国梨、李根源相助，治学中则与汪旭初、伍叔傥等前辈时相过从，无论时局如何震动，王的治学环境始终要比童书业安逸许多。有此迥异的治学环境，则一为“激动”一为“沉静”的学术风格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