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刊发了京剧名家叶盛兰、叶盛章、杜近芳、雷喜福等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在这次座谈会上，也谈了京剧发展中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
可惜的是，叶盛兰先生因言惹祸，成为右派从此倍受压制。
叶盛兰先生
六十多年后，我们重新拜读老先生的这些发言，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
叶盛兰说：中国京剧院，梅兰芳先生是院长，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有职无权。我觉得梅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拿出真正的本领来。举个小例子，“三岔口”的刘利华，梅先生反对改成小白脸，结果还是照样改。
叶盛兰说：中国京剧院领导上用行政命令代替艺术领导，使得京剧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它的恶果表现在：戏曲改革不依靠老艺人，粗暴的改戏，剧目贫乏。
叶盛兰说在艺术创造上，自然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要求所谓“真实感”，喝茶，得有真茶；打，得真打。“艳阳楼”被取消了好多好看的艺术形象和画面，硬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音乐也改得令人不懂了。“小放牛”的调儿原来多好听，改得象“刘海砍樵”。有些舞蹈改得象芭蕾舞。他主张，把艺术创作的事儿，下放给艺人。
叶盛兰说：有了剧目，也无人演。因为机构庞大，机构不灵！三个团，共有四百五十二人。演员一百七十八人，窝工的很多。花脸一大堆，华东要，不给。团与团之间却不相往来，我曾说过，好象一盘下成僵局的棋，看了挺热闹，车马炮将士相一个子儿也不能动。
“霸王别姬”让袁世海、杜近芳合演多好，不行，不在一个团；我从前常唱的“群英会”也不能唱了，我们团里有鲁肃，没有孔明。有时候，这个团向那个团借把胡琴都困难。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三个团拼成二个团，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生旦净丑可以调配得齐全，也可以有号召力。不改变机构，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是挖不出来的！叶盛章也说：我们京剧院的人有点多：演员多，但也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草的演员少，溜弯得多。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对剧院同其他机关一样地实行八小时上班制提出意见。他们问：这是否合乎领导艺术的规律？每个演员，不管有戏排还是没有戏，每天都要顶在那里，没事就聊大天。人杂事繁，根本不可能为艺术创造进行独立思考。
杜近芳
谈到培养新演员的时候，演员们都担忧后继乏人，以痛惜的口吻谈到现在许多青年演员、学生不太尊重老艺人、老师，而又不太自爱。
徐兰沅和安舒元都认为：从前老师傅教学生极严厉，所谓不打不成材，现在稍有名气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挨打才成长的。打当然不好，但严格是好的，学生都知道勤学苦练，成长后没有不感激师傅的。现在不兴打了，学生也不大听话了，不肯勤学苦练了。
孙盛文说：有些青年演员眼里不大瞧得起师傅，各以梅派、马派、谭派等自居，学得三不象。愿学哪派戏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模仿学皮相，必须自己下苦功夫打好基础，然后用心体会才行。但他们总不体会老师们一片苦心地要把混身艺术传授下来。演出时又不大愿意演配角，其实好配角比次主角还重要。
雷喜福老先生沉痛而激昂地说：“现在做老师要满脸陪笑地去教学生，有时恨不得到家长那里去哭一场，请求帮助，这，我们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前没经历过！”
由于学生不尊重老师，有的老师也就不再认真地去教了。有些青年演员、学生一知半解，只抓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认为老艺人的玩意“可以放到故宫博物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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