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1961年的广州，大地一片汪洋，房子有一半浸泡在水中
雨下呀下个不停。列车朝北京方向奔驰，我们能看到整个灾情的全貌。大地一片汪洋，房子有一半浸泡在水中。火车在摇摇晃晃的铁轨上慢慢爬行——有的地方看不到铁轨。很多人撑着船。1961年的夏天，瑞典留学生林西莉初到广州旅行，不巧遇上大雨。下雨本在那个季节无可非议，但现实景象却让人感到压抑。洪水、破碎的人行道、为阻拦摄影而逐渐聚集的人群......雨中的广州变成了一次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冲击。
林西莉 文
文章原刊于《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中华书局 2016年8月
瑞典文的名字是塞西丽娅·林德奎斯特，教授、作家和摄影家，汉学家。1961年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1971年起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现专心研究中国文化。出版有关中国的著作多部。2006年出版《古琴》，是她的又一本耗费多年心血的精心之作。火车窗外到处是被洪水淹没的农田，香蕉树有半截泡在水里。渔民用四根木棍支起渔网，然后把网固定在一根木桩上。很多只完成一半的工业设施像骷髅一样站在那里，黑乎乎的窗子，空洞洞的地下室。挂在树上的稻草——像很大的黄蜂巢——为免遭地面洪水的浸泡。仅仅过了一刻钟，火车就停在轨道上，随后是长时间的等待。“没电了。”扩音器里传来女播音员解释的声音。
最后总算到了广州。那里正在下雨。下雨在这个季节无可非议——但实在让人感到压抑！房屋直立在那里，多亏建筑师是按照世界上曾经有的一切建筑艺术的规定建造的，但是他们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见过颜料和钉子。肮脏的马路，破碎的人行道，长相难看的苦力——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赤脚，其余的人穿着胶底拖鞋。我此时几乎忘记中国正处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商店里的商品数量少得可怜，且质量低劣，街角处挤满了人，有人从堆在人行道上的烂菜堆里寻找可吃的部分。这个有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夜里竟然没有路灯，钟表店只卖闹钟。除了开往宾馆的小汽车外，看不到一辆别的小汽车，但是有成排的黄包车、带有破布篷的三轮车和沉重的运货车。不过让人感到轻松一些的是，有几个快乐的孩子。个别年长的妇女戴着金耳环或镶着大金牙。在挂着长长竹帘的住房之间的一条狭窄的通道里有一个小巷，有很多摆小摊儿的，他们在前面铺一块布，上面摆满小商品——梳子、剪刀等。有几个妇女卖烟叶和姜。稍远处有一个鞋匠，一个修理雨伞的。在一个隔开的拱廊里有很多摊位，有卖大漏斗的，有卖马口铁盘子的。宾馆很大，但是很萧条，几乎没有客人。我窗子下边就是滚滚珠江，流着黄汤似的浑浊河水。我能看到舢板上船夫摇着长长的橹，他们在雨中驶着船，身上穿着棕榈叶子编的蓑衣。很多船上的帆已经破碎。当我后来去吃午饭时，饭厅顶上的电扇停了。“没电了，”服务员解释说，“晚上会来电。”他补充说，语调充满期待。我是第一次访问广州，但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已经略知一二。1731到1831年间，每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都从中国购买受人喜欢的商品——茶叶、丝绸，特别是瓷器，没有任何西方的公司像瑞典这家公司那样进口那么多的瓷器。很多瓷器又转口到欧洲。这种贸易活动是在珠江中一个叫沙面的小岛上的货物贮藏点进行的，它与大陆只有一条狭窄的运河相通。1780年的一幅著名的画上有这栋美丽的建筑，我们能看到瑞典国旗自豪地在屋顶飘扬。不到二百年后，我正好在这个地区漫步，竭力想象它曾经的模样：繁忙的商业活动，把货物装上船，太阳高照，珠江的浪花拍打着船头，苦力用扁担挑着茶叶和瓷器，喊着劳动号子。往上游看，又细又长的船成排靠在码头上。很多人住在船上，他们在上面做饭、洗衣服和教育孩子。每个栈桥都有自己的街牌。我特别好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我拍了几张照片以示纪念。但是我很快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朝我涌来，他们的表情越来越带有威胁性。我为什么要在那里拍照？我竭力进行解释，说这些船很漂亮，整个环境对我都很有吸引力，所以我想拍几张照片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对于我的解释，围困我的人并不满意。他们叫来警察，警察问了一大串的问题。
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几百人。警察说要没收我的相机。人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不照我们新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新公园？为什么单照这里不好的环境？”我回答说，我已经照过新的市政府大楼和公园。为了能使围着我的愤怒群众平静下来，我提到我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并补充说我的家乡瑞典的朋友既想了解旧中国也想了解新中国。我想拿一些能证明这一点的照片给他们看——因此我拍了珠江上船屋的照片。愤怒地谴责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的解释奏效了。周围的人松了一口气，很多人持赞成态度。这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讨厌的外国人在这里转来转去搞间谍活动，专门拍船民和中国的贫穷，我只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警察祝我成功，人群散开。我保住了我的相机。
雨下呀下个不停。列车朝北京方向奔驰，我们能看到整个灾情的全貌。大地一片汪洋，房子有一半浸泡在水中。火车在摇摇晃晃的铁轨上慢慢爬行——有的地方看不到铁轨。很多人撑着船。火车上的旅客从窗子探出头看着灾情，对自己身处安全、无水的地方感到庆幸。火车开了几个小时以后停在一个小站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要下车活动一下身体，但是在这个小站做不到。狭窄的月台上挤满了等待上车的旅客。他们背着大包，面无表情，眼睛就像破碎的玻璃，身体消瘦、弯曲。很多孩子一丝不挂、肮脏可怕，头上长疥，苍蝇在伤口周围飞来飞去，肚子鼓鼓的。女人背着婴儿坐在地上，茫然地朝前看着。上衣敞开着，被孩子吸吮得干瘪的乳房像袋子一样耷拉着。她们赤着脚。由于年复一年地在坚硬的土地上劳作，她们的脚很黑，上面裂着口子。她们的腿很细，筋都露在外面。稍后，火车停在韶关。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月台上有一个固执的人在等车。他长着灰白的头发，留着平头，手里拿着火车票。他双手叉腰，低着头，好像面对着什么大人物。“我要去北京！要坐那边那节车厢，我不坐这节！我不坐！不坐！”列车员试图拦住他，使劲拉他的胳膊，他打挺儿，试图躺在地上。“不过毛主席想让你坐这节。”列车员煞有其事地高声说。这个男人仍然不肯。他在叫喊声中被拖进车厢，他的东西也随他被塞进去。“小心点儿！别让外国人看见，这里有外国人......” |
| “在这部作品里，我将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在中国两年的所见所闻。当时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处于对所有事情都似懂非懂的一个奇怪的中间状态。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革命成功了，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为什么人民还会挨饿？今后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作为一个局外人，以我自己的经验讲述了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她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她。这是由于我接触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字、音乐和结交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 |
《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86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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