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突然增加，但是大多数都不想深造，群趋“速成”，希望能早日毕业返国，以图富贵荣达。政府为改造这种不良的学风，所以和日本教育当局（文部省）订立了五校条约，特别收容我国的青年，加以严格的教育，并选定五校举办特别预科，预科毕业后即编入正式的官立学校，和日本学生受同样的教育和训练。凡考入五校的学生都由政府给予官费，学校学费也由我国驻日本公使直接缴与日本文部省。经手订立五校条约的好像是当时的驻日公使李盛铎氏。
所谓五校，即：①帝国大学的预科第一高等学校，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③东京高等工业学校，④千叶医学专门学校，⑤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在这五校，特别为我留学生开设特别预科，一年修了，考试及格即升入本科，和日本学生同级受业。郭沫若、郁达夫和我于民国三年——章秋桐氏的老虎杂志出现于东京那年，岁次甲寅——偶然一同考进了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前次欧洲大战即爆发于这年秋季，故在我们，是有很深印象的。成仿吾于前一年（民国二年）已经考进了第一高等的预科。等到我们进第一高等预科时，他已经被派往日本中部冈山县的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去了。我们三人由民国三年秋至民国四年夏，虽然在同一教室上课，但很少聚首，因为一放学便各回自己的公寓（下宿），不相闻问。所以在当时都梦想不到尚有成灏（仿吾）这位天才和我们有一段因缘日后会互相携手在中国文艺运动上当先遣部队，做一番筚路蓝缕的工作。又若不是民国四年沫若也被派往第六高等学校得和仿吾结交，恐怕今日也不会有“创造社”这个名称吧！第一高等学校的别名是“向陵”，故我说：“创造社的渊源在向陵。”沫若在他的《创造十年》里面，最初一段是叙述他和我在日本福冈海岸共同消夏，洗海水澡，每天我俩坐在沙滩上讨论如何推进中国文艺运动的计划。就这一点，虽则当时尚未决定“创造社”的名称，但是我们想纠合同志，出版同人杂志的草案，可以说是沫若和我两人先事发动的。不过，假如我们不能联络仿吾和达夫共同努力，恐怕今日也没有创造社这个名称。我们四人是创立了创造社，这是社会一般人所熟知的。我们四人各有专门，沫若习医，仿吾造兵，达夫经济，我学地质，对于文学，都是外行。最初我们竟以“为艺术而艺术”做旗号，所以和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在相当的期间内，打过几场笔墨官司。谁是谁非，今日可置之不论了，总之这些论争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是有相当贡献的。创造社到了后期，才有新进的一批文学专家加入阵线，又因历史的进展，故转向于意识文学了。此是后话。我和郁达夫
我和达夫，在未入“向陵”之前，已经认识了。我们在那时候对于学习那一种专门学识，并无定见，只想能够早日考得官费。我在民国三年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失败了，到了暑假又去投考东京高等工业。我就在这时候认识达夫。因为每天进场考试都会碰头，达夫的态度颇滑稽，在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看见人常作傻笑，我俩互相招呼一下，便成知己。
创造社成员合影，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高等工业的入学考试每天举行，也每天减削人数，第一天是数学、英文，第二天是物理、化学，第三天是图画、日文及体格检查，我和达夫都得保持住第三天的受考权，但是因为图画和日文默写不及格，终于被黜了，在这三天内，我和达夫都相视而笑，但是彼此都不肯道真姓名，理由是担心一个入选，一个落选，给对方知道了自己的姓名。考高等工业失败之后，达夫还有勇气赶到千叶县去投考医科专门学校，但我不愿意为此奔波了。等到七月二日投考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在向陵校园中，我又看见达夫手持铅笔和三角规微笑着走了来。他告诉我，他曾赴千叶投考医校，又告失败，并且把在千叶旅寓中所作的打油诗念给我听，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是“不为良相当良医”。我虽不会写诗，但我觉得达夫那时候的诗才并不见得高明。我们四个人虽各有专门，但对于外国文学不约而同的特别感觉兴趣。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都是在日本高等学校受了英德文教师的暗示和影响。日本文学比较中国进步就是因为他们担任外国文的教授们不仅把英德文当作语文教习，并且在语文之外，再提高它的文艺兴趣。有名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森鸥外诸大家都是东京赤门（帝国大学别称）出身的作家。至对于日本文学发生颇大影响的是娶日妇，入日本国籍的英国文士小泉八云。箱崎海岸
我们在长崎登岸，决定先赴熊本县属的日奈久温泉地去消夏。日奈久是一个寒村，那边的警察又常来骚扰，并且每日株守旅馆中，绝无消遣的地方，因此我们决意迁地为良，遂乘火车到日本九州最大都市的博多市来了。在博多市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在箱崎海岸找着了一家下宿馆，搬过去住，每天都入海游泳。
暑假将逝，有一天，约摸是上午十一点钟，我在箱崎松林中散步，忽然看见沫若抱着一个约二周岁的孩子，从那一头走来。他的孩子白胖得非常可爱，这就是他和安娜夫人间的爱情结晶，郭和生君。我和他得在这海滨相遇，彼此都感觉惊奇。我立即感着他是既在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现在搬家到福冈来，准备下学期在九州帝国大学上课。他也以为我在下学期将在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院上课，并不知道我为爱国运动牺牲了一年的光阴，要留级一年。我问沫若现住何地？他便领我去看他的新居，他所租赁的“贷间”（在普通人家中分租一间房间），是在一家小旅馆的后园中，虽甚清静，但是出入颇不自由。我就是在这时候初次会见安娜夫人。安娜夫人在那时候仅二十三四岁，肩背上垂着束发，正在忙于操作，洗衣服，扫除房间。经沫若介绍之后，我不免留心细看一下，觉得安娜的态度足称大家风范，风致嫣然，只是口腔稍大，有点妨碍整个脸部的美观，但也无伤大体。沫若室中仅有一张坐垫，安娜拿来给我坐，我忙谦让，因为看见沫若抱着小孩子坐在土席上，实在不过意，何况我也是穿着一件粗质的日本和服，值不得坐在那样美丽的绢质座垫上的。因为我是客，还是让我坐在那张唯一的座垫上了。安娜送过了茶，抱着孩子出去了。我便和沫若纵谈文艺和上海的文化情形。和沫若谈了一会，我立即自知凤雏究输于卧龙一筹，甘拜下风，也自觉对于文艺常识实在太贫乏了。沫若的态度究竟比达夫长厚得多了，他并不直接指摘我的弱点而用另一方式来启发我，使我多得点知识。沫若在那时候的生活状况颇为窘迫。本来我们的官费仅堪支持个人的生活，因为前次欧战之后，日本大小商人都发了财，一般生活流于奢侈，物价也随着高涨，影响到我们留学生的生活，这时沫若很想在国内出版界打开一条出路，第一可以满足自己的创作欲，第二可以挣些稿费补贴生活。当时，沫若的创作欲似很热烈，写了很多首的新诗和短篇歌剧都拿出来给我看，要我加以批判。我看其中一部分确实能够充分地表示他的天才，一部分却是比较雕琢，反丧失了诗的性质，另一部分则完全是游戏文章，譬如他在农家附近闻着粪香，就以“粪香”为题，写成一首诗，叫我拜读了后，笑痛肚皮。我对他的诗，不敢完全恭维，怕他说我的态度不诚恳，我也不能完全恭维，因为他的诗也有许多不能令人佩服的，并且我们都是同学老友，对他更不必恭维了。我把他的诗细读了一过，指出我确实佩服的二三首，告诉了他。我的鉴赏果然和他的自己批判不谋而合，他也很觉高兴。但他告诉我，有一首他认为得意之作的，却给我忽略了。我便再拿来细读，觉得那首诗的表现似乎太抽象，太空泛了，虽说是近乎浪漫主义，无可非议，但是那种类似超人的神秘语调，实在不合我的脾胃。我的批评和观察当然也未必中肯，因为这是我的主观，我一向是爱好写实主义的文艺。对于诗的写作要求写实主义，当然是不合理的。日后我曾写过一篇短的剧本，请沫若批评，沫若回信劝我努力写小说，不要写剧本或诗，他说我是拙于表现，长于描写。这是沫若对我的真挚的批判。总之，我对沫若的诗之批判是不能作准的。那天沫若给我看的诗，日后大部分都集在创造丛书第一种《女神》里面了。“女神”无疑的是象征安娜夫人，为丈夫，为儿女而劳苦的伟大女性，类似女神的意思。沫若很赞成白话文的提倡，但不甚佩服胡适之的新诗。我说，刘半农反驳钟敬轩那篇文章很有趣，沫若说“烂调子一大篇，没有意思”。我们谈了一会，安娜背着和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她蹲在屏风后好半天，忽然端出一盘桃子来敬客。我不客气地吃了一二颗。沫若还要留我吃午饭。我说：“不必，彼此两便不麻烦。”因为我在附近下宿馆是包了伙食的。我们约好了下午或明天再谈。第二天，沫若抱着孩子到我下宿馆里来，我们还是谈论写作的事情，并论及同学中谁会写文章，写那一类的文章，谁不会写文章。我提出郑心南（贞文），他不认识，其实我和心南只通过信，也尚未见面。他提出文范村（元模），我是认识的。这两位先辈都是清末秀才，文章虽好，但不会写新文艺，这是我们的结论。沫若笑文范村根据德文的发音，以“鹈”两字译德国大文豪“Goethe”，他主张循英文的发音，译作“哥德”两字。我把《新青年》和新出版的《学艺》季刊第一号给他看，他便带了回去。我们相约下午去洗海水澡，但是，下午他没有来。过了两三天，我再去访沫若。他告诉我，《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哥德的杰作，他打算翻译这部小说。他当时还没有谈及《浮士德》。原来他在第六高等学校是采用《少年维特之烦恼》做德文教本。最先向我介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是沫若，而是我的小同乡李时可君，他是东京高等师范数理科毕业。因为他看见我翻读《茶花女》的英文，便介绍我读《少年维特之烦恼》。他说：“读日本文译本（森鸥外所译）也可以，这部小说的艺术实在比《茶花女》高出数倍。”我在东京时，曾在某书店翻看过日文译本，觉得译文太碎琐，又未能读德文原本，所以对这部原作，不感兴趣。沫若拿了德文原本出来，要和我一同从头念下去，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的德文程度仅够敷衍考试而已，不能自由阅读小说，不比沫若志望医科的人，德文钟点比我们习理工科的人多一倍，天气本来就有点闷热，他又要我坐近他身旁，一同念那本德文原本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真把他我急得满头满脸的汗珠了。他问我：“近来写了什么作品没有？”我说：“现在只涂些日记，材料太多了，打算写一篇长篇小说，只是综合不起来。”沫若却主张写短篇，只要有些题材，便不难创作。我又戏问他：“你和你夫人的恋爱经过，可否告诉我，做我的创作一部分的材料？”又过了几天，我和沫若坐在箱崎海岸大石灯笼的一边草地上。他告诉我，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发表了一篇诗剧。沫若的文章最初在国内报章上发表的，大概就是这一篇诗剧了。第二天，我又去看沫若，他把从上海寄来的《时事新报》给我看。我读了他那篇歌剧之后，也颇欣羡。当时的《学灯》主编好像是郑振铎的前任，张东荪、蓝公武一派的文人。以后，沫若又还写了许多首新诗交给我看，但是在我总不喜欢读新诗。我认为唐诗太好了，中国决不能，产生像唐代诗人那样的杰作了。我们相聚约有两个多星期，彼此都同意于先行纠合文艺同志。沫若提出仿吾和田寿昌（汉）。田寿昌当时在东京高等师范特别预科，据说，他是专研究莎士比亚的戏曲。沫若说：“田寿昌的文华颇佳，但是文言的烂调子太多了，近似鸳鸯蝴蝶派。”我提出达夫，沫若沉吟了半晌，不表示可否。他似乎觉得达夫这人比我们三人聪明了一点。我回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后，一天忽然接到达夫的来信，这使我异常的惊喜。他也在信里说及必须在国内文化界打开一条出路。我便复信给他，叫他多多和沫若联络。达夫回信说，怕沫若太骄傲，不容易接近，对我之为沫若捧场，未能表示首肯。这是达夫的皮相观察，尚未深知沫若为人，沫若对知友，态度非常诚恳，绝无丝毫傲气。达夫果然相信我的忠告，先寄信给沫若，大概是在信里送了相当优雅的高帽子一顶，沫若当然高兴。嗣后他们便互相通信讨论起文学来了。我回来熊本，改进博物预科，数理功课减少了，比较清闲，有余暇时便来学习涂写，开始写《冲积期化石》的初稿。沫若常有信来，并且寄了许多新诗来给我读，要我不客气地加以批评，日积月累，竟有一大卷了。他有一次来信，极力称赞仿吾为天才诗人，把仿吾寄给他的《东渡望日出》那首诗抄来给我读，此诗也在《创造》季刊发表过。我只记得后面两句是：“我们的前途，晨光弥满了！”的确，在我个人的见解，仿吾的诗富于韵律，且多哀伤的词调，令人爱读。在熊本留级一年，得读萨加黎(Thackeray)的名著《亨利爱斯蒙》（HenryEsmond），因此对于文艺，获得更大的启示。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读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了。在《朝日新闻》上面，发现了岛崎藤村的《新生》，在《福冈日报》上看见了田山花袋的《弓子》，都使我读得津津有味。《弓子》描写性爱生活太过深刻，赶得上英国罗伦斯的作品了。沫若虽则也读日本小说，但对我们决不谈及日本作家。我和达夫却喜欢批评日本当代的作家。我是毕业回国后才得详读欧洲各国的文学史，觉得在过去自己文学程度之肤浅。沫若是专致力于德国文学。我在德文课程上念了好几篇德国的名作，也念过了俄国诸大家的短篇杰作（德文译本），但是因为德文程度太浅，不甚感觉兴趣。 （节选自《张资平回忆创造社二题》，《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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