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宏涛｜翁心存、翁同龢居京日记对读研究

《翁心存日记》书影

（翁心存著，张剑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

作为常熟翁氏家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翁心存、翁同龢于晚清历史中地位殊重。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均长期担任朝廷要职，且二人又同为皇家导师，其声誉可谓赫赫。除去显耀的政治身份之外，翁氏父子又皆是好作日记的“能手”。现存《翁心存日记》记事起于道光五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凡37年；《翁同龢日记》记事则起自咸丰八年（1858），迄于光绪三十年（1904），共46年。不难看出，“记日记”作为一种日常的文献记录行为，几乎覆盖了二人相当长时间的生命历程。但这种看似“寻常”的记录活动背后又是否隐藏有“不寻常”的记录法则？日记作为诸多文献形态中的一种，父子二人书写法则的背后又会表露出各自怎样的“日记文献意识”？这些问题的探讨均少有问津却又亟待丰富。

《翁同龢日记》书影

（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89年。）

对读视角的纳入，无疑是呈现文献特征或彰显文献性质较为合适的研究路径之一。饶有趣味的是，1860-1862年，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共同于北京居住，生活一地，且时间交错，为日记的对读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拟将父子二人交叉重叠的三年日记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比读，希望以此探究翁氏父子居京日记之间的同与异，以及翁心存、翁同龢日记各自的文献特质和叙述法则，并在对读的视角中重新考量《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的文献价值。

一、书写与叙述：翁氏父子日记中的“雷同”

1860-1862年，翁氏父子共同在北京居住，日记中除正常的天气记录以外，日常见闻、朝政大事、社会民生等都被纳入到父子二人日记的叙说视野。记录中出现某种相似，似乎不难理解，然而翁氏父子日记却在书写法则、内容编排、语气措辞等多个方面出现雷同，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按类别择录如下：

（一）科考信息

咸丰十一年（1861）

四月十四日 天明后雨霁……濮州知州范允中前经降旨发往军台，现在尚无下落。官文等奏湖北乡试展至十二年秋间举办。（《翁心存日记》第1609页）

四月十四日 晴，北风。先祖潜虚公忌日，侍大人行礼后检考具……郑铁盦亦借住彼。湖北乡试改于十二年秋举行。（《翁同龢日记》第113页）

五月十七日 清晨阴，巳刻风作，午后渐晴。夜，星月交辉……四川奏本年乡试改于来岁举行。（《翁心存日记》第1618页）

五月十七日 阴如昨，晚晴……四川乡试改来岁举行。（《翁同龢日记》第119页）

按，关于湖北、四川科考时间的变动，父子均据官文奏述转录，叙述相似，且记录位置一致，均于当日日记末尾处。

同治元年（1862）

四月廿七日清晨浓阴欲雨……刘长佑奏官绅捐赀助响奖叙。何君亮清诗“贻我”“贻”字失黏，列三等，渠场中懵然不觉，岂非命耶。（《翁心存日记》第1731页）

四月廿七日 龢生日，晨起，大人前叩头……闻第一名王珊诗中有“翠沾泥融马”之句。何孟寅写作极佳，而诗中用“贴我贻我”仄，用此字虽平仄双收，生僻已极，孟寅云是日草稿本是“率育”，不知何以误写，阅过数次并未见到，命也。（《翁同龢日记》第204-205页）

按，二人同录何亮清科考情况，且情感表达一致。

翁氏父子日记中对科举信息一直保持敏感和关注，而二人作为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积极参与者，或许可以成为翁氏父子共同记述科考信息的一个较为融通的解释。但记录位置以及情感表达的一致，如对何亮清考场失误同报以“岂非命耶”的惋惜，还包括对平仄的分析，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同类问题在日记中仍有多处。

（二）朝政战事

咸丰十年（1860）

三月十二日清朗，风定，颇暖……薄暮闻杭城于二月廿七日失守，贼由清波门轰入，文武官员不知下落，奈何奈何。（《翁心存日记》第1502页）

三月十二日风止……杭州于二月二十七日失守，贼由清波门入，合城官员不知下落。（《翁同龢日记》第47页）

按，此处父子均叙述杭州城为太平军攻占一事，可以看出，内容并非转录自公开性的邸抄、奏折，而只是个人听闻的感受记录。翁氏父子在所描述的内容、语气措辞、内心感受，甚至叙说顺序都近乎一致。

咸丰十年（1860）

四月九日闻丹阳于廿九日失守，张国梁不知下落，奈何。（《翁心存日记》第1515页）

四月九日闻丹阳失守，张国梁无下落，恐苏、常从此不保矣，奈何！（《翁同龢日记》第53页）

按，此组情况与上组类似，情感、措辞以及记录位置一致，皆于当日日记末尾处。

咸丰十一年（1861）

五月廿三日 赤日杲杲，申刻云起西北方，旋散，未成雨，仍晴……见云抚徐之铭奏陕西巡抚邓尔恒曲靖被害情形，诚如圣旨，可疑处甚多。（《翁心存日记》第1619-1620页）

五月廿三日 晴，傍晚阴，无雨……见徐之铭奏陕西巡抚邓尔恒被戕情形，原摺支离已极，咄咄怪事。（《翁同龢日记》第120页）

按，此组描述见到奏折后父子二人的反应，语气相似，且同样记于日记后部。

咸丰十一年（1861）

六月十日 寅正复大雨一次，仍阴……午正即回。闻苗练反正，寿州撤围，旧令尹似可遄归矣，吁。（《翁心存日记》第1624页）

六月十日 天明时大雨……闻寿州围解，苗练反正矣。（《翁同龢日记》第122-123页）

按，此处记录苗沛霖造反一事，只将前后语句调整，造语无差，同在日记尾处。

翁心存、翁同龢均为清廷官员，政治家的身份属性促使其不得不对时局政事有所关注。从日记来看，翁氏父子二人均有阅读并摘录邸抄的习惯。如果说记录的“相似”是由于有公开传播的文本作为依据，那么饱含个人情感色彩的听闻记录，在措辞语气、情感表达乃至记录位置上都近乎一致，似乎又非偶然为之。

（三）日常生活

咸丰十年（1860）

三月廿六日 竟日阴阴，似霾似雾，白日无光，不风，而热不可耐，服棉衣，尚不胜其热也。夜，阴，微有星。午刻容伯来。群花渐有含苞意矣。（《翁心存日记》第1505页）

三月廿六日 暖甚，可袷衣。程容伯来。访陆星农、景鉴泉，均未晤。五兄命予小饮。庭花渐开，春意眷眷。（《翁同龢日记》第49页）

按，翁氏父子同在当日日记中对庭院群花有所记录关注，且感受表达相似。

咸丰十年（1860）

八月六日 晴朗，辰刻后云气蒙蒙，日光淡淡……并储刍豆以饲马也。未刻有群鸦从东来，飞鸣回翔。（《翁心存日记》第1547页）

八月初六日 五更闻炮声……午后日无光，有鸟东来，蔽天翔舞。（《翁同龢日记》第69页）

咸丰十一年（1861）

五月十八日 赤日杲杲，酷热，申刻阵云起西北，酉初霹雳一声，小雨数点向东南去，复晴，夕阳在树。夜，晴空皎洁，星月满天。（《翁心存日记》第1618页）

五月十八日 晴热。酉初雷电交作，霹雳一声，如发巨炮，微雨即晴。（《翁同龢日记》第119页）

按，描述及叙述次序接近。

同治元年（1862）

四月十一日 晴，赤日杲杲，旱云横空，甚热，服单衣尚汗出也……寺中牡丹开两丛，然甚憔悴也，中街牡丹开两朵，发色牡丹甚盛，未暇往观也。薄暮六儿来，宿此。（《翁心存日记》第1724页）

四月十一日午诣三兄处坐谈至酉初，回静默寺。连日天晴奇暖，袷衣犹汗。寺后牡丹一丛，有花灿然。（《翁同龢日记》第201页）

按，二人对天气的感受和对牡丹花的关注相同，且此日共宿一处。

日记最根本的特征便是一部个人的生活史，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录是日记中最为常见的内容。它不同于之前所述的科考题目、邸抄奏折有公开传播的信息作为记录依据，这种类型的内容记录往往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和随意性。生活见闻以及由此生发的感受，于不同的记录者之间，存有十分宽广的选择性和差异性。但是从以上摘录的几组日记可以看出，翁氏父子日记中对于科考失误的士子、形势严峻的战局、东来飞舞的鸟群以及乌云布阵的雷声等的记录，不论是措辞语气，还是编排布置，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显示出极高的默契度。如果说一次雷同让人怀疑这不过只是偶然的巧合，那么接连多次在不同类型的日记叙说中都碰撞出相同的火花，雷同巧合的解释恐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有关日记文献的比读，之前曾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如刘雅萌将《杨度日记》与《湘绮楼日记》进行对读，在二人日记中发现诸多相似度较高的内容。其中所比读的日记文本主要偏向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而相似度的展现则更多集中于“叙述笔法甚至遣词造句上的高度一致”。王闿运是杨度的老师，师生过从甚密，作者依据当时背景推测杨度代笔的可能性较大。关于日记代笔之说，徐雁平也曾在研究中发现，贺葆真在外考察过度劳累时便会邀请同行之人帮忙记录日记。不过代记日记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行为，日记的长期记录性决定其最终还是要回归主体的自我叙述。代笔虽有可能，但若没有明确提及，这种猜测似乎并不适合推广到其他类似的现象之中。

此处牵涉到有关日记私密性的探讨，邓建曾就这一问题认为“就文体传统而言，中国古代日记是不强调私密性的”，同时进一步讨论近代日记从“非私密性”到“私密性”的特征转变：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方日记观念和西人日记随之流入中国，对国人的日记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就像在西方曾经发生过的一样，人们为了更好地倾诉自我，追求一种不受抑制的表现力，实现彻底的、真正面对自我灵魂的写作，开始强调日记的私密性，日记被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化写作。

其中过程的变化涉及西方日记观念的渗透影响，而从翁氏日记中来看，显然尚未受到这种观念的介入。事实上，关于日记私密性特征的考量，应具体从日记文本的生成过程以及最后的付梓出版两方面进行把握。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清代不少日记在作者生时或者身后，均有机会在时人手中阅读传播。如《翁同龢日记》中便记录翁同龢在不同时段阅读《倭仁日记》、《李刚主日记》、《曾文正公日记》、《郭天锡日记》。因此日记的记录者在记述时似乎已有未来的潜在读者，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在特定条件下，日记私密性较为薄弱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我们所见的古代日记，其写作目的大多数不是要藏诸名山，而是要传诸其人。作者志不在秘藏，而是要传播。”与之相应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翁同龢晚年被革职返乡后，对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事件内容的诸多篡改。翁氏似乎预料到自己去世后日记会被刊印传播，为了掩饰某些细节，会对文本进行二次改造。显然，这种对日记未来传播的预判和把握，说明日记已被记录者视为是一种必将公开的文本。因此，从“作者身后”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私密性特征是很微弱的。

然而，从日记文本的生成过程来考察日记的私密性特征，却少有学者探测。翁心存和翁同龢，杨度和王闿运，双方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在于各自关系都较为紧密。翁氏二人为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杨、王二人则是往来较多、彼此融洽的师生关系。且他们各自都有一段共同居住生活的时日，翁氏父子曾一同住在中街、静默寺，杨、王二人则曾同舟出行。紧密特殊的关系，并曾共同居住于一地，一方在记录当日日记时借读对方日记或相互交流日记的撰写方式有很大的可能性。特别是翁心存、翁同龢之间是特殊的父子关系，家族内部日记的互相阅读和模仿，情感的交流与共述，是一件极其可能的事情。从文本生产这一角度来看，这一行为和由血缘、姻亲、师友构建而成的桐城派文人圈批点本的内部流通倒是颇有几分相似。不论是批点本还是日记，在其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显然并不是孤立发展而来的，而是很有可能被置于一张内部沟通的网络上不断传播与接受。

事实上，除了上述选录的几组“雷同”日记以外，翁氏父子的日记中也包含有不少二人相互交流、互相记述、共同读书的记录。如：

咸丰十年（1860）

三月廿二日 晴，暖甚，午后大风扬沙如昨夜，晴，风愈甚。阅孙夏峰《兼山集》。（《翁心存日记》第1504页）

三月廿二日 写大卷。谒杜筠师。晤朱实甫学笃……大风，晴暖，花木吐苞矣。夜读孙夏峰语录。（《翁同龢日记》第49页）

三月廿三日 风。拜客于文昌馆，请同邑公车，少坐即归。夜源、松两侄来。读夏峰集，夏峰之学本于阳明，而不及阳明之精萃。（《翁同龢日记》第49页）

十一月廿三日 晴朗，午后风。内子生辰，谢贺客概不过谒。见王《圣教序》一册，虽两本拚凑，尚是旧拓。定更后见东北有火光，次日询之，乃李铁拐斜街潮烟铺失火也。（《翁心存日记》第1577页）

十一月廿三日 叩祝母亲寿辰。见王《圣教》一本，尚旧。（《翁同龢日记》第91页）

父子二人在一段特定的时日中都共同阅读孙奇逢的著作，在看到王羲之《圣教序》后也有近乎一致的评价，这些行为活动都在日记中呈现出相同的记录和反映，而这显然是经过一种有意识的交流和书写。

因此，根据翁氏父子日记中出现的内容相似、措辞一致、情感相通、排布雷同等诸多巧合情况，基本可以推测是来源于父子二人在记录日记时的相互借阅和沟通，甚至可能是一方直接转录另一方的日记内容，以至于呈现出日记之间的雷同相似，这种巧合并非偶然为之。而在《杨度日记》、《湘绮楼日记》以及《贺葆真日记》等日记文献的类比下，可以推断的是，由于记录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或为血缘，或为师徒，在特定时间及空间条件下，日记私密性特征较为薄弱，由此存在相互交流、借阅、抄录、甚至代笔的可能性，这也是日记文本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机制。

二、补录与追叙：翁氏父子日记中的时间错位

邓云乡曾说：“古人日记的体例，最大特征就是'排日记事’。”日记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便是逐日记载当天的见闻事件，如同在一条时间轴的刻度上以日为单位将记录内容逐一填充进去，这是日记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体例。既然是要记事，那事件的记录必当是即时的、鲜活的，而非迟滞的、后退的，否则便消释了日记文体本身的特有含义。由此，赵宪章论道：“日记文体是个人的、即时的，历史文体是公共的、事后的。二者对于往事的记忆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日记文体与时间箭头同步展开，而不像历史文体那样多为'事后追记’，从而保留了往事的原生态和鲜活性。这就是'时间’作为日记文体'引擎’的要义之所在。”因此，“原生态”、“鲜活性”是日记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呈现的价值所在，这也是为何日记在某些方面可以起到补充史乘之阙的作用。

然而对读发现，翁氏父子二人的日记在不少相同事件的记录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或是翁心存的记录迟于翁同龢，或是翁同龢的记录晚于翁心存，两种情况互为交错。内容涉及邸报抄录、书籍信息、科考情况、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其中尤其以翁同龢的后滞为典型。诚然，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是固定不变的，但被记录的时间却每每产生变动，《翁同龢日记》相比《翁心存日记》在不少共同关注的事件记录上经常发生迟一日或迟两日记录的情况，甚至原本是隔日发生的事情最后均混杂于一日记录。《翁心存日记》也存在记录迟滞的情况，但程度相对要小很多。日记中呈现出的对过往事件信息的追叙和补录，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翁心存日记》迟于《翁同龢日记》的情况，主要是关于皇帝活动、书籍信息、朝政战事等方面的记录。如咸丰十年（1860）皇帝举行的一次祭祀礼，二人分别如是记录道：

二月廿八日上祭朝日坛，礼成，入朝阳门，出安定门，由土道还园。（《翁心存日记》第1499页）

二月廿七日上诣朝日坛行礼，幸圆明园。（《翁同龢日记》第46页）

这组日记中，翁心存的记录要比翁同龢晚一日。检《清代起居注册》，咸丰十年（1860）二月廿七日并未有“上诣朝日坛行礼”一事；此事发生在二月廿八日，即如翁心存当日所记。这种提前记录的错误，是翁同龢将当日日期搞混，或者是其他原因，暂不得而知。

其他或是有关朝政战事的补录：

咸丰十一年（1861）

十二月四日前任户部侍郎罗惇衍、前任大理寺少卿田雨公、降调浙江布政使徐宗干均来京听候简用。前任云南提督傅振邦、前任固原提督孔广顺、前任宁夏镇总兵郑魁士均来京听候简用。（《翁心存日记》第1680-1681页）

十二月三日前任云南提督傅振邦、前任固原提督孔广顺、前任宁夏镇总兵郑魁士均来京听候简用。前任户部侍郎罗惇衍、前任大理寺少卿田雨公、降调浙江布政使徐宗幹均来京听候简用。（《翁同龢日记》第169页）

二人所记为当时上谕，检《清代起居注册》，此谕颁布的时间实为十二月二日，父子二人均有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或可归于特殊情况下的补记。据统计，翁氏父子居京三年的日记中，翁心存迟于翁同龢记录的情况仅有六次，且大都集中于购书信息的补录。翁同龢一直有在书肆购买书籍的习惯，但凡是去游逛厂肆或是书商前来售卖书籍，都会在日记中有所记录，而这些记录也会在翁心存的日记中有所反映：

咸丰十一年（1861）

二月十四日六儿得□□□出，皆从《永乐大典》抄出，《四库提要》已著录。宋人集三十二家，元人集二十三家，□□百四十六册，为整齐之。（《翁心存日记》第1591页）

二月初九日 三槐堂书贾来，以诗龛所藏抄本宋、元人集五十余种来，亦刘氏物也。皆从《永乐大典》录者、即四库著录本。（《翁同龢日记》第100页）

翁同龢每次购买书籍或是有所见闻，一般都会告知其父。从其他日记对比来看，翁心存记录的翔实程度往往远超其子（这一问题后文将详细论述）。翁心存或许会借阅翁同龢日记进行补录，然而有些信息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并未展现出来，所以很大可能是翁同龢之后又将原书带至翁心存面前，才会在日记中有如此丰富的展现。不过这种类型内容的记录对于叙事时间的精确性并没有过分苛刻的要求，总体而言，《翁心存日记》在许多事情的记录上都保持有较高的即时性。

与此不同，翁同龢的日记却在许多内容的记录时间上相比其父有更多的讹差与错位：

咸丰十年（1860）

六月十九日僧王五百里报，大沽发。（《翁心存日记》第1535页）

六月二十日僧邸五百里报，大沽发，海舶已逼津门，或云接仗矣。（《翁同龢日记》第60页）

咸丰十一年（1861）

九月十日 竟日晴暖。申初锡佩卿来，未晤。申正诗翁处传到头场题:“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肫肫其”三句，“非事道与”，“露溥仙掌九秋初，得秋字”。程巨夫诗。六儿入城接场，松孙出场已晚矣，闱中微吐红。（《翁心存日记》第1646页）

九月十一日四书题“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肫肫其仁”三句；“非事道与”。诗题“露溥仙掌九秋初”。元程钜夫诗得“秋”字。（《翁同龢日记》第141页）

同治元年（1862）

正月初六日上谕：奉两宫皇太后轸念民生、咨访民隐旨一道。（《翁心存日记》第1694-1695页）

正月初十日皇太后懿旨，问民疾苦，饬内外各官谘访具奏，并饬统兵官不得克扣兵晌，拊循伤亡。（《翁同龢日记》第181页）

由上所见，翁同龢对诸多类型的信息记录似乎表现得更为迟滞。而且较为明显的一点是，翁同龢的部分日记内容再次与其父日记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有些见闻以及科考信息，翁同龢均选择隔日或隔几日记录，或许是因为当天忙碌没有来得及记述，所以便习惯性借其父的日记摘取抄录。而翁同龢记录信息的后滞特点，在上谕邸抄的摘录上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同治元年（1862）

正月初五日广西左江道陈庆桂补授。（《翁心存日记》第1694页）

正月初六日王履谦由宁波航海到闽，交左宗棠拿问。（《翁心存日记》第1695页）

正月初七日庆端奏绍兴、宁波两府先后失守，王履谦拿问，交左宗棠严讯。广西左江道放陈庆桂。（《翁同龢日记》第180页）

邸报即当时的报纸，常刊登一些当时重要的政事消息，京城官员是主要的阅读群体。翁氏父子都有抄录邸报的习惯，不过翁心存要比其子翁同龢抄录得更为勤快和认真。通过和《清代起居注册》对照，翁氏父子的抄录时间相比上谕正式颁布的时间都有一定的延迟，这种情况一般也可以理解。例如：

咸丰十年（1860）

五月八日 暮因大雨，送报者至次日始送来，见常熟沙勇克复江阴县城一事，为之狂喜。（《翁心存日记》第1522页）

九月三十日 都中自八月八日后久无邸钞，本月廿七日始有刻本京报，两日一送。（《翁心存日记》第1560页）

可知当时有固定的送报者，但有时难免会因自然或时局等不可抗因素，导致送报时间有所延迟，抄录也因此延宕。翁心存对邸报的坚持摘录或许与他曾担任起居注官、国史馆总裁等职有关，其中或许也夹杂有关心国事的情怀。翁同龢虽然同样抄录，但从其日记来看，不如其父做得理想。翁同龢初任京职不久，对于这些充满政治味、火药味的朝政战事，就敏感度而言相比其已入晚年、久浮宦海的父亲要小得多，记录起来便显得较为迟滞、随意。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查检《翁同龢日记》同治元年（1862）部分，即翁心存去世之后，基本从二月份开始就再难看到有关上谕邸报之类的信息，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日常生活的片段琐事，而翁心存却将这个习惯一直完好地坚持下来。

可以看出，在抄录邸报这件事上，翁同龢相比其父更显被动，态度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来源于翁同龢对其父日记的学习和模仿。诚然，上谕邸报的抄录相对于日记中其他的内容而言，在时间上并没有很高的即时性要求，它更像是被当作一个随手摘录的事情。但是，翁同龢在对当天日常生活中最具即时性的事情的记述上依然出现补录追述的行为，以至于混淆日期之间的分界线，却又不似偶然为之：

咸丰十一年（1861）

三月二十日午后祁子禾来辞行，以所刊张穆石州《㐆斋诗文集》、王筠贯山《说文句读》贻六儿。（《翁心存日记》第1601-1602页）

三月廿一日祁子和来辞行，以王贯三《说文句读》、张石洲《㐆斋文集》赠。（《翁同龢日记》第109页）

同治元年（1862）

六月十六日李兰荪传一方，开后：香肥皂六个，鲜生姜一两，胡椒面，用两个当十钱买。三味捣烂成糊，贴在肚脐上，再用干佛手切成片，三钱。煎汤服之。（《翁心存日记》第1752页）

六月十七日又李兰生前辈传方，香肥皂六个，胡椒两当十钱，鲜姜一两，三味捣烂为饼，贴脐下，又用佛手切片泡汤饮之，云极效。（《翁同龢日记》第213页）

第一组是祁子禾前来辞行，并将所刊布的书籍赠送给翁同龢，翁同龢隔日记录之；第二组是为应对当时在京城出现的大面积疫疾霍乱所开的一种药方，翁同龢又于隔日补记。

前已论述，日记作为一种文体，其最大的特征便是“排日纂事”，另外“日记文体存储着时间的历史，刻录下'时间箭头’的运行轨迹，从而使抗拒遗忘、恢复记忆和回味过去成为可能。这就是日记之最根本的文体特征”。“时间箭头”是一个固定的刻有精度的长轴，日记书写应遵循其本有的含义和法则，即当日发生事当日将其记录下来，这也正是鲁迅所说的“马上日记”。如果记录时间与所记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出现错位的话，那便消释和违背了日记文体本身的含义属性，这种回忆过往、追述过去的行为显然与回忆录性的文本没有本质差异。“日记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原发事件的绝对忠诚，所记时间后于记载时间必然使日记的书写赢得揣摩表述策略的机会，而任何表述策略对于日记来说都是多馀的，甚至意味日记本义的消解，'即时性’书写才能最客观地呈现原生态的面貌”。

在与《翁心存日记》的对读中发现，《翁同龢日记》在诸多内容的记录上存在广泛的滞后性，这种频繁的迟滞严重背离了日记原本的特有属性。它反映出翁同龢在记录部分日记内容时表现出的个人性、随意性和时间模糊性，即只是将日记作为一种回忆性的记录，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性被弱化与分离，这种现象若非通过与《翁心存日记》的相互比照很难被轻易察觉。这也提醒研究者，孤立地看待或者使用一种文献是有风险的，文献只有在对读比照中才能显现出其中的问题和价值。沿此思路继续阐发，或许需要重新对《翁同龢日记》的价值做一个衡估。

三、重估和再判：《翁心存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的价值比量

《翁同龢日记》作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其意义价值前人多有论述，毋庸赘言。关于《翁心存日记》的价值，整理者张剑认为“翁心存日记可以和翁同龢的日记相互媲美”。徐雁平利用翁氏父子日记的对读更新了19世纪北京沙尘天数的结论。谢贵安从《翁心存日记》中挖掘出研究清代实录馆运作的重要史料价值。不难看出，日记本身可以指向多个研究问题。通过进一步对读，可对《翁心存日记》和《翁同龢日记》的价值进行重新把握和衡估。

上文已言及，翁同龢在记录日记的时间上存在一定模糊性。不仅如此，翁同龢在每天记录的内容上同样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其日记中的内容有时并不能如实反映其当天的个人见闻和活动轨迹，尤其是与《翁心存日记》比较而言，显得十分简略：

咸丰十年十一月七日（1860年12月18日）

晴朗，午后风，薄暮渐阴。金粟道人小像，苏斋曾有摹本，录顾阿瑛自题诗并题一绝其上，法梧门亦有小分书一诗，不知何人作伪，仿临一轴，字迹绝不类，而画却不俗。六儿借归，摹其像于《玉山草堂集》首，又有一册《黄庭》、《护命经》残本，杭州本，十三行，二种，苏斋题跋殆遍，并考据各种法帖源流甚详，六儿亦借归，竟日临毕，还之。（《翁心存日记》第1568页）

晴。到横街。（《翁同龢日记》第86页）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

清晨微雪飘洒，午后晴暖。伯寅赠同龢钱辛楣戊戌日记一小册，是年正月先生为会稽之游，秦太守延往阅府试卷也，兼访碑刻，可补志乘之阙。（《翁心存日记》第1574页）

晴。访中鲁、董研秋。僧邸参孙毓汉不遵调遣，请革职枷示，发新疆。奉旨，免其枷号，革职发新疆。词臣居乡，乃被斯议，亦奇矣哉！夜访驾航。（《翁同龢日记》第90页）

咸丰十一年一月十日（1861年2月19日）

六儿游厂肆，[携归]《中兴馆阁续录》、《佩玉斋文集》。（《翁心存日记》第1583页）

晴，有风，暖。游厂，无所得。（《翁同龢日记》第94页）

咸丰十一年一月廿二日（1861年3月3日）

六儿从三槐堂取《东莱大事记》一部，又借得大兴朱氏《张右史集》一部，讹误尤甚。（《翁心存日记》第1586页）

晨雪未止，午晴。送金太师母殡。访濒石。（《翁同龢日记》第96页）

以上选录的几组日记主要集中于书籍的借还购赠等信息。潘祖荫赠给翁同龢钱大昕的《戊戌日记》，据其父日记所载，该日记有很高的价值意义。如此信息却在翁同龢的日记中缺失，查检几日之后的日记也并无提及，只是在当日日记中记录了一些访友信息，实属奇怪。其他几则据《翁心存日记》记载，翁同龢当日均有书籍购还的行为，但翁同龢在日记中或是只字未提，或是购买书籍却说无所得。与此相反，翁心存在记完自己当日的个人状况后，对翁同龢的活动也依然给予关怀性的记录，并在日记中以一定篇幅对其所借、所购的书籍从作者、册数到版本优劣进行充分翔实地记载。从时间跨度来看，翁同龢的这种记录行为也并非是某一小段时期的特殊情况，若是没有《翁心存日记》作为旁证，这种记录行为自然也不易被察觉。

由此可见，一方面，《翁心存日记》在记录上比其子要更为准确翔实，另一方面，《翁同龢日记》不仅在记录时间上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在记录内容上也有比较强的随意性。其部分日记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当日真实发生的事件。或许内容上的取舍有翁同龢个人的记录手法，但是一些重要事件时间的错位和内容的阙失，却背离了日记文体的法则，使得《翁同龢日记》显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遗憾的是，翁心存去世之后，《翁同龢日记》也失去了这一很好的对读参照，至于其一生中更多的日记，其中又有多少内容缺失和时间改篡，或许再难以明其真相。

除此之外，《翁心存日记》丰富翔实的价值特点还在其他诸多层面上有所展现。翁心存的记录范围十分广泛，内容涵摄皇帝衣着、天象记录、银价变动、书籍版本、科考信息、上谕邸报、天气记录、乡邑之情、生活情趣等信息，可谓多彩丰富。

如有关皇帝日常衣着的记录：

咸丰十年三月廿七日上摘去白袖头。昨换毡冠绒领。（第1505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一日 是日上犹绒冠，午刻还宫时始换戴毡冠。（第1799页）

同治元年十月三十日 昨上始换本色貂冠蓝袍，仍穿洋灰鼠袿。（第1830页）

清朝虽是异族入关，但对汉族的文法礼制、典章制度十分恪守，曾制定一系列严密的制度体系，如《大清会典》等。翁心存十分细心地记录了咸丰、同治两位帝王日常的冠冕朝服，翁同龢日记中却无记载。这些记录对于清代皇帝服饰制度的研究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

《翁心存日记》中的天象记录：

咸丰十年正月十七日昏时忽有物起自西北，色正赤，大如毬，自云际向东南流，色渐青白，椭圆而长，形如鸡子，渐渐下坠，不知是何祥也。（第1490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廿七日人言见彗星已十馀日矣，未知确否，今夕视彗稍高，去斗魁仅五六寸矣，却稍东而芒渐敛，气孛孛然，恐是孛非彗也。（第1621页）

同治元年七月廿四日昏时忽见北斗左旁有一星，光芒长数尺，向东南指，意甚恶之，尚未细审其躔度所在，容明夜再详察。（第1771页）

翁心存日记中保留了丰富的天象信息，并且在记录时对星象发生的时间、位置、变化以及其他特征都有细致地书写，这对研究古代的天文星象是一份难能可贵的资料。《翁同龢日记》中虽也有相关记录，但是从三年整体日记来看，翁同龢经常会出现缺记、补记或者记录简单的特点，远不如其父详赡。

《翁心存日记》中有关银价变动的记录：

咸丰十一年六月九日惟都城银价太昂，每两京钱至廿八吊，物价因之而腾踊，小民困苦，将何术以平之乎。（第1624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银价昂甚，每两换钱票至三十二三吊，票皆九官号者，私钱铺已久不开票，以票取钱，官号尚给当十钱卅五文，民铺则止给廿五文，老米通行者每百斤京钱百吊，麦面杂粮及各种食物用物无一不腾贵，殆人不聊生矣，奈何奈何。（第1626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二日银价稍落，不及廿八吊。大钱稍出，每吊可取廿五文。人心少定。（第1628页）

咸丰十一年七月八日四乾票民间不行，并天元、西天元、天贞票亦不要，银每两可易至五十吊矣，有换至八十吊者。钱摊又设后撤去，或云官禁之也。（第1631页）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端节银每两换官钱票廿三四吊，此时改换民票，银价骤落，每两不过九吊馀矣，此铺商之把持也，米麦等物虽亦小落，然民间终属吃亏。（第1641页）

当时京城银价浮动较大，翁心存对此一直持续关注并记录。翁氏曾担任户部尚书一职，或因此对银价变动有一定敏感性。这类信息虽在《翁同龢日记》中也有所反映，但经过比读后发现，翁同龢的记录依然呈现出的是补录、简略、不能持续坚持的特点。

有关书籍信息的记录，翁同龢虽对书画字帖有浓厚的兴趣，但翁心存日记中对所见书籍的题签、行款、题跋、印章、源流、真伪等信息都能予以充分翔实地记录。而翁同龢则常常是轻描淡写，不甚丰实。以下一组日记较为典型：

咸丰十年（1860）

十一月三日 赵子昂书《月赋》，祝枝山《简亭记》、《感知己赋》墨迹，杨桂山家物也，皆佳。又定武《兰亭》一卷，引首有宋拓定武《兰亭》真迹，八分书，四行，姑苏滕用亨书，又有小签一行，云“宋拓定武墨宝，余日章本，神足第一”，后有赵子昂、未署名，亦无图印。赵子崧、袁忠澈、陈鉴、周天球诸跋，末有刘石庵书东坡《墨妙亭诗》一首，前后收藏图章甚夥，有“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贾秋壑、”“丹丘生”、“天目山房”、“袁忠澈”，虽未敢信为定武真本，要是旧拓，亦未暇考定为何本也。（《翁心存日记》第1567页）

十一月二日 微见阳光。偕源侄到厂，携一《兰亭卷》、赵松雪书《月赋》、祝京兆小楷册归。回横街。是夜源侄发病。（《翁同龢日记》第85页）

翁心存于次日看到其子从厂肆中所购书籍，便在当天日记中对书籍信息进行抄录，所记内容也显得丰富规整，俨然已是该书的一则简明提要。其中既显现出翁心存的读书人底色，也不乏学者般的严谨眼光。

此外，翁心存常年有坚持阅读邸抄的习惯，并会选择其中重要的内容进行抄录，这种特色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翁同龢日记》则不同，三年日记中有所录、有所不录，信息的记载相较于其父而言也略显迟滞，尤其是在第三年即同治元年（1862），几乎不记，可见他的兴趣点并不在于此。在科考信息方面，父子都有到外地出任学政考官的经历，因此都会在日记中对科考题目、主试官员、录取榜单有所记录，大致无差。然而在一些细节呈现上，比如录取名单的人员姓名及次第，翁心存所记比翁同龢的都更显完备。

关于《翁心存日记》中的天气记录，一些专业学者直接指出“《翁心存日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录天气现象最为详细的历史天气日记”。除记录翔实以外，翁心存对天气的描述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这使得当日所记录的天气情况呈现出十分活泼的场景感，如：

咸丰十年八月十四日半夜风作，竟日沉阴，白云蓬蓬，横抹山腰，幸未成雨。夜，小雨达旦。

“白云蓬蓬”之语，可谓描述生动；而“横抹山腰”中的“抹”字，则写得极为贴切。当日《翁同龢日记》中则只有“云气四塞，入夜微雨”八字。事实上，《翁同龢日记》中对天气的描述大都停留于“晴”、“雨”、“阴”等较为简略的描述，有时甚至会出现不记当日天气的情况。而翁心存的日记里不仅展现出当时北京天气的丰富景象，更表现出一种饱含文学性和图像式的叙述，处处彰显出《翁心存日记》的完备细致。而这种特点，也是《翁同龢日记》远未达到的。

此外，翁心存日记中还丰富地展现出他的桑梓之情和生活情趣。翁氏父子来自水乡常熟，1860-1862年，江浙一带正陷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二人自然对家乡情况关切甚深。翁心存的日记中时有流露：

咸丰十年四月三日 自和帅退守镇江后，不知苏常一带情形若何，日深系念。（第1514页）

咸丰十年十月朔 今日是上冢之期也，故里沦胥，松楸谁守，魂惊寤擗，南望涕零。（第1560页）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念銮舆未回，家乡沦陷，予羁滞京华，老病不自保，未知明月明年何处看也。（第1575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三日悲乡关之沦陷，念皖事之纠纷，愤气填膺，夜不能寐。（第1622页）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自乙巳迨今，忽忽十八年矣，乡关沦胥，松楸难保，钟爱之孙又陷圜扉，伤心之事不止一端而已也。（第1751页）

寓居京华，遥望南国，翁心存对故乡深切挂念的感情在日记中尽情表露。翁同龢的日记中虽也有类似表达，但相比其父，依然是简单、断层式的叙述。当然，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翁心存晚年老来悲切的伤感心绪。

此外，翁心存对花鸟虫鱼也有一定的兴趣和关注，这些多彩的生活记录使其日记显得更为灵动饱满：

咸丰十年二月十二日新居老屋数椽而已，惟庭院颇清旷，丁香、海棠十馀株，花时当烂漫可观，庭又有椿一株，在屋右，颇高大，前为张诗翁屋，屋后三槐一椿，排列墙外，绿阴定堪称嘉荫也。（第1495页）

咸丰十年闰三月朔庭中栾枝花正烂漫，丁香亦将放，而为春风所狼籍，昨夜吹折丁香一大枝，殊可惜也。（第1506页）

咸丰十年闰三月五日群花经风摧坏，惟丁香初开，一雨如沐，转增鲜润，惜栾枝已落红如雨矣。（第1507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三十日繁英正放，暴风摧之，红杏今年盛开，落花满地。（第1596页）

咸丰十一年四月五日横街新栽之桃李失滋溉，枯矣，可恨。（第1606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八日庭前新种千叶白桃为虫蚀，叶皆脱，蔓延及去年所种千叶绯桃，亦渐脱，殆将稿矣。因忆先大夫圽时海州学舍手植桃皆烂漫花，花后尽枯，然则此兆不祥，予殆将死矣乎。（第1615页）

翁心存对于花朵的生长和凋谢均有细心的关注记载，所述内容不仅文辞优美，且感情丰富。而这种笔调也体现出翁心存文人式的审美情调和趣尚。

最后，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翁心存于道光二年（1852）中进士，现存日记始于道光五年（1855）。翁同龢于咸丰六年（1856）状元及第，日记起于咸丰八年（1858）。翁氏父子从登榜及第到记录日记，二者都间隔了三到四年的时间。而可对读的三年日记内容，于翁心存而言已是最后三年，于翁同龢则只是刚开始的三年。《翁同龢日记》与《翁心存日记》出现的诸多雷同相似、补录追叙，似乎可看作是翁同龢对翁心存的模仿学习。《翁心存日记》价值颇重，而《翁同龢日记》在晚清的重要地位似乎也不能忽视《翁心存日记》的重要影响。

结语

综观翁氏父子的三年居京日记，《翁心存日记》和《翁同龢日记》在书写法则、措辞语气、内容编排上出现种种雷同巧合，结合同类型的《杨度日记》与《湘绮楼日记》的重叠叙述，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推测日记在特定条件下显现出私密性较为薄弱的特征。这种弱私密性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其身后的公开出版，在日记的生产过程中也同样有所体现。它表现于在一定亲缘关系范围内日记的相互借阅和模仿，这种行为如果不经过同类型文献的对读很难被发现。

在翁氏父子日记对共同信息的记录上表现出时间错位，翁同龢日记记录时间和所记内容具有随意性和模糊性的记述特征。这种特质与日记的即时性发生背离，是没有遵守日记文体叙述法则的行为，显现出回忆体的特点。同样，如果没有《翁心存日记》作为对读样本，这一行为也很难被察觉。

对翁氏父子三年居京日记的全面对读，展现出《翁心存日记》多层面、多角度的价值意义；相较之下，《翁同龢日记》则显得逊色许多。本文并非就此推翻《翁同龢日记》的地位价值，只是希望通过以上对读比较的结论，再次提醒研究者在利用单一文献研究时的风险性和片面性。文献只有在相互对读比勘中，才能更充分地显现出其中的问题和各自的价值。翁氏父子日记无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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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5期，

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感谢作者与《文献》编辑部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