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国家间的道歉与否只关乎是非对错...
〖不要以为国家间的道歉与否只关乎是非对错,其复杂程度远超事件和问题本身〗
因为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处理问题时区别很大,一个直来直去,一个含蓄婉转,能否认识理解并且接受文化差异,决定着缩小还是扩大分歧,弥合还是将矛盾推向尖锐。
西方传统文化造就的是契约社会,一切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既然对错暴露在大众面前,那么一方向另一方道歉也就顺理成章。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是人情社会,人际关系基于等级,进而形成大小不等的“面子”,当面子大的一方发生错误,基于维护等级秩序,往往以牺牲公平正义或模糊是非对错来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当面子大的一方发生失误与错误,不得不向另一方表达歉意时,大多采取既不伤面子又能化解矛盾的方式进行。比如,视错失严重程度搞个饭局,将若干“有头有脸”的人约到一起,以增加分量感,让受伤害一方不好不出席,而只要对方答应出席,问题便解决了一半,如果酒桌上又接受了请酒方频频敬酒,此时大家便心照不宣,只喝酒不说事,酒足饭饱时等于接受了对方的道歉(即便未说出口,或不经意闪了一句),从此朋友还是朋友,合作还可继续。
这种心理和行为方式很难为直率的西方人所理解,在他们的思维和逻辑中,有错就承认,不必绕来绕去。然而他们不知道,依照中国文化或价值观念,认错是极为郑重且涉及利害的事情,越是正统且处高位,认错的代价越大,甚至具有不可承受之重。
当年英国使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为面见乾隆帝时双腿还是单腿下跪,僵持不下。为什么清政府宁可不接国书也不能变通?因为关系社稷安危。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其实山河依旧,根本是民众跪与不跪或跪的方向发生变化。这一点可用中央政府六部制看出端倪,礼部一直在兵部刑部工部前面,也就是礼仪所以重过国防司法和制造,因为礼崩之下秩序荡然,进而是政权垮塌。
关系如此重大,再加上历代延续,愈积愈厚,终于化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人文性格,一定意义上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皆根源于此。既然这样,那么国家赵小强民众便觉自豪,国家正常施展柔韧度也会被民众误读为软弱,倘若某个官员代表政府向外人道歉,那一定是“有失国格”的汉奸行为,断不许可。所谓“宁失千金,不失寸誉”是也。这也是当年西方人如何都不理解,为什么清政府在尚有筹码可供交换时决不谈判,直到无牌可出时才想到妥协,而此时已经无任何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
这就意味着,国民若要求政府无问对错一概示强,等于把国家外交的腾挪空间压缩到极限,结果注定是要了面子失去里子。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政府,犯了错误而不能坦然面对,在别人眼里就成了“常有理”甚至不讲理,久而久之会降低外交弹性和柔韧度,更弱化国家形象。
最后需要阐明的基本观点是,最难改变的是民族文化性格,因此我们和西方都不要寄希望短期内改变对方,最理性的做法是试着读懂对方,求大同存小异,努力缩小认识差距。如果专就大国道路上的我们言说,就是要着眼大国形象,基于是非曲直,该拒绝的拒绝,该承担的承担。就如澳大利亚军人虐杀平民事件,既然已经实证,我们是代弱者发声,自无道歉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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