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国家间的道歉与否只关乎是非对错，其复杂程度远超事件和问题本身〗

因为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处理问题时区别很大，一个直来直去，一个含蓄婉转，能否认识理解并且接受文化差异，决定着缩小还是扩大分歧，弥合还是将矛盾推向尖锐。

西方传统文化造就的是契约社会，一切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既然对错暴露在大众面前，那么一方向另一方道歉也就顺理成章。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是人情社会，人际关系基于等级，进而形成大小不等的“面子”，当面子大的一方发生错误，基于维护等级秩序，往往以牺牲公平正义或模糊是非对错来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当面子大的一方发生失误与错误，不得不向另一方表达歉意时，大多采取既不伤面子又能化解矛盾的方式进行。比如，视错失严重程度搞个饭局，将若干“有头有脸”的人约到一起，以增加分量感，让受伤害一方不好不出席，而只要对方答应出席，问题便解决了一半，如果酒桌上又接受了请酒方频频敬酒，此时大家便心照不宣，只喝酒不说事，酒足饭饱时等于接受了对方的道歉（即便未说出口，或不经意闪了一句），从此朋友还是朋友，合作还可继续。

这种心理和行为方式很难为直率的西方人所理解，在他们的思维和逻辑中，有错就承认，不必绕来绕去。然而他们不知道，依照中国文化或价值观念，认错是极为郑重且涉及利害的事情，越是正统且处高位，认错的代价越大，甚至具有不可承受之重。

当年英国使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为面见乾隆帝时双腿还是单腿下跪，僵持不下。为什么清政府宁可不接国书也不能变通？因为关系社稷安危。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其实山河依旧，根本是民众跪与不跪或跪的方向发生变化。这一点可用中央政府六部制看出端倪，礼部一直在兵部刑部工部前面，也就是礼仪所以重过国防司法和制造，因为礼崩之下秩序荡然，进而是政权垮塌。

关系如此重大，再加上历代延续，愈积愈厚，终于化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人文性格，一定意义上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皆根源于此。既然这样，那么国家赵小强民众便觉自豪，国家正常施展柔韧度也会被民众误读为软弱，倘若某个官员代表政府向外人道歉，那一定是“有失国格”的汉奸行为，断不许可。所谓“宁失千金，不失寸誉”是也。这也是当年西方人如何都不理解，为什么清政府在尚有筹码可供交换时决不谈判，直到无牌可出时才想到妥协，而此时已经无任何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

这就意味着，国民若要求政府无问对错一概示强，等于把国家外交的腾挪空间压缩到极限，结果注定是要了面子失去里子。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政府，犯了错误而不能坦然面对，在别人眼里就成了“常有理”甚至不讲理，久而久之会降低外交弹性和柔韧度，更弱化国家形象。

最后需要阐明的基本观点是，最难改变的是民族文化性格，因此我们和西方都不要寄希望短期内改变对方，最理性的做法是试着读懂对方，求大同存小异，努力缩小认识差距。如果专就大国道路上的我们言说，就是要着眼大国形象，基于是非曲直，该拒绝的拒绝，该承担的承担。就如澳大利亚军人虐杀平民事件，既然已经实证，我们是代弱者发声，自无道歉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