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上下都在密切准备9月召开的授勋仪式。
中央军委多次开会研究，对各级领导机关干部评级、定勋做出讨论。其中军中女性工作人员授勋、安置问题，在年初经过中央军委研究后定下调子。
1955年初中央军委正式下发《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其中做出两条硬性规定：
要求从军级以下机关单位，除去师属卫生营之外的妇女工作人员，一律必须调出部队按专业或复员处理；
对军级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要求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不符合决定要求人员者，均做出转业、复员处理。
这个条例的出台，实际上的影响颇大。
截止到1952年，我军女性军人人数高达11万人。并且大部分女兵，都是从革命初期便跟随党身边的老同志。即便是入伍稍晚的女兵，也都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
彭德怀
如今因为性别原因，被迫要求她们强制退伍，一时间引起她们的强烈不满。她们将矛头对准签署《决定》的彭德怀，认为是彭德怀的出现，使得自己被迫需要接受退伍的结果。
三十年之后，这些女兵对于授勋、彭德怀还怀有不满。
当时提出女兵转业、复员的决议，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不公平的决议么？
在《决定》当中采取的措辞非常强硬。
首先《决定》本身便带有刚性的意味，旨在表明态度要求滞留军中妇女工作人员强制完成转业、复员工作：
决定当中多次谈到，若不能在1955年6月底完成转业、复员工作，依旧选择滞留在军中，表明要求停发薪金；
在1955年12月31日仍旧未处理完成，就做出停发供给的处理。
这两项政策，对于军中女性工作而言影响颇大。停发薪水、供给这样强制性的做法，让许多人非常不满。
但是做出这个决定，并不能全权将责任归认给签字《决定》的彭德怀。早在1952年12月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我军便已经做出过女性军人数量统计名单（11万人），表示要在1953年安排十万女性官兵离队。明确表示后续一万人的处理，在授衔仪式之前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具体分析讨论再做安排。
实际上能够看到，我军决定裁减女性官兵是非常早便已经确定的计划。而我军决定裁减人员，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苏联方面的影响。苏军此时决定裁减大量女兵，提出精兵简政应对战后恢复工作的计划。
建国初期我国海陆空三军女兵
苏联方面派出的顾问卡苏林，在1952年向中央军委提出：
“妇女干部不适合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也应当按照男性官兵同等要求管理。”
卡苏林向中央军委表示，苏联军队当中授予少尉以上军衔的女性官兵不过20余人，最高职位也才只是中校。中共中央要想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也同样应当向苏联看齐。
中共中央军委在听取苏联方面的意见之后，做出了苏联军队管理体制决定。
从1952年12月起，开始以下发文件、做工作等形式，要求女兵接受转业、复员决定。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当中，大部分女性官兵怀着不舍的心情离开军队，开始回到社会上创造价值。
我国考虑减缩女兵人数，一是因为考虑到苏联方面在军队现代化更有经验，相关体系经验值得参考；二来当下国家战事减少，急需大量人才建设国家。女性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同样应当肩负建设国家的重任。
实际上退役女性官兵，本身是时代所决定的决策。
朝鲜战事基本稳定之后，中共中央军委从1952年1月开始，便已经要求各部军区减缩编制。在此次大型裁编行动当中，共计有19个军部、73个师，共计200万人按照要求转业、复员。
抗美援朝时期我军女兵
我军提出裁减政策，源自于当下国家中心点的改变。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外形势严峻。为求稳固疆土，我国对军费开支比例放宽，截止到1950年军费在财政收入占比高达45%。
我国基本结束朝鲜战事之后，当务之急便是重新恢复经济建设工作。而要想建设经济，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投入。
军队缩减人数，一来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劳动力；二来由于部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得以明显下降；三来我国军队云集大批人才，懂管理、懂技术的人才正是建设国家最好的选择。
不仅是基层官兵，我军大部分高级军官将领，也开始主动承担起政务管理工作。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地方人才缺口的问题都非常严峻。高级军官脱下军服，开始陆续投入到经济建设工作当中。
女性官兵，将会在国家新的“经济建设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从后世角度来看，女性官兵大批裁减，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是让女性官兵离开跟随数十年之久的军队，实际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藏军区文工团女干部赵邦玲回忆道：
“1952年末提出裁军之后，很多女军人都不理解。18军当中有不少女性文艺工作者，她们同男人一样攀登雪山、趟冰河、扛枪战斗。为何如今却要被迫离开军队，而且军衔授予当中还要缩减名额？”
这样的问题，在各部军区都有所出现。当然其中不乏一些过激言论，认为是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对于女性报以看法，才会对女性官兵做出如此举措。当然这种带有明显偏激性质的想法，并无任何道理可言。
我军从创建之初，便对女性官兵非常尊重。
红军期间，我军便创办独立的女兵从班到师团的编制。并且女兵不仅仅只是承担后勤保障工作，时常会直接参战面对敌人。
红军时代，我军女兵人数最高达到上万人之多。“红色娘子军”、“妇女独立师”、“抗大女生大队”，这些名字在我军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我军的女性军队建设，实际上明显早于美国等国家。
红军时期女兵
二战期间，美国才放宽对国内女性的招兵条件，专程组建15万女性参与陆军服务军团。即便是进入二战，美国女兵能够接触到的工作，也仅仅只是通讯、后勤保障、文艺工作等项目。而我军早在红军期间，便为女性革命者提供专属平台，同男性士兵一起奋战在前线。由此可见，党和军队对于女性官兵非常看重。
1950年9月，北京召开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直接邀请十位女性战斗英雄参会，借此次会议表示对军队女性官兵的敬意。会议结束后，郭俊卿、车书琴等人被授予高级英雄称号，同男性官兵享受同等待遇。
即便是抗美援朝战场，女性官兵也同样活跃在一线战场。
根据1951年我军战场数据统计，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女兵当中，80%的女性官兵都立过战功。
她们当中有毅然决然参与到女高射炮兵序列当中的巾帼英雄；也有响应号召加入装甲部队、空军部队的“当代花木兰”。
其中李贞尤为突出，她在旧社会，原本只是一个被欺压的童养媳。党和军队的到来，让她看到希望。李贞从基层做起，一步步靠着军功成为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授少将军衔）。
无论如何，女性官兵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她们在红军时代随军跨过雪山，不怕牺牲挺近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入侵女兵高举反抗大旗；抗美援朝战争，她们同样是奋战在第一线的作战英雄。
考虑到女性官兵在革命事业发挥着重大作用。中共军委在实施具体裁员计划当中，相对是已经放缓女兵减员速度。在《决定》当中也提到过：
若女性战士复员之后，有无家可归的情况出现，应当按照退伍老兵的标准配给给养。并且对于生病、暂调的女性官兵都做出具体的详细安排。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军对于复员、转业后的女兵已经做出妥善安排。即便是彭老总签署的这份《决定》当中，稍有部分地方用词过于刚性，也不至于出现反对的情况。
这部分同志最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军衔授予的问题上。
1955年授衔仪式
1955年授勋仪式，是我军首次军衔制下的授衔仪式。对于全军而言，无疑是非常历史性的一刻。能有多少女性能够出席参与授勋，便成为所有人关注的话题。
中央军委从1955年1月至4月，先后对外发表三封文件，明确表示对女性授衔的要求和规定，对具体军衔、工作岗位做出明确限制规定。从这个角度来看，1955年授勋仪式上将难以出现大规模女性授勋的情况。
1955年授勋过程当中，女性被授予准尉以上军衔人数仅4665名。而我军共计有60万人获得军官授衔，准尉以上总人数高达11.3万余名。
从数据上来看，女性授勋人数相对较少，在全军总人数占比不高。为何出现如此情况，仍旧是由上述原因所决定。
苏联当时的军制建设影响颇深，对于我军现代化军衔制度的建设产生较大影响。也就由此，出现一部分女性官兵对于彭老总不满的情况。但是不满的背后，女性官兵大部分人都尊崇领导指挥。
不给予大型授勋仪式，也是出于时代的局限性才做出的具体实施措施。
军衔制本身创立的初衷，是旨在加强我军现代化编制建设，属于一项重大军队决策。其创办的基本目的，便是严格军队内部纪律，达到鼓励干部上进、加强军队精兵简政目标建设工作。
当下女兵编制减少，大规模授予军衔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而部分女性官兵，错误将军衔授予仪式认定为参加革命斗争的一种报酬。这是价值观的偏颇，本身便属于要修正的理念。
我军在1995年之前陆续发出的文件通告。便是向女性官兵表明，军队缩编、减少授勋人数的主要缘由。戎马奋战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女兵也同样需要放下军装，投身到新的经济建设工作当去。
1955年授勋仪式之前，毛主席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曾经明确表示，
参与到地方工作的干部都不适合授衔。一个牌牌的得失，并不能影响党和干部的工作建设热情。全军整体思路如此，女性官兵减少授勋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实际上除去小部分人不满之外，大部分女性官兵对于国家政策都表示理解。
此前疆区兵团建设过程当中，需要大批技术性人才，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而相对来说，女性在建设过程中更具优势。
多地政府、媒体发出招募函，向社会召集女性人才前往疆区工作。在这其中，多地女兵相应号召奔赴疆区进行建设。她们放下手中的枪，选择为建设新中国的宏伟目标付出努力。
据统计，各地共有数万女兵进入疆区工作，为当地经济建设立下赫赫功劳。
进入疆区工作之后，这批女兵最大的工作难点便是推动土改、大生产运动。要让疆区老百姓理解国家政策，要让国家政策在群众当中普及开来。
女兵援疆建设
作为女兵，她们在这其中利用宣传能力上的优势，在老百姓动员工作起到支柱性作用。
女兵张修华后来回忆道，
当时抵达喀什地区之后，便迅速展开工作。当地老百姓看到我军女兵英姿飒爽的身影，无不感慨“妇女解放”的前卫性。而党和国家的民主概念，以“妇女解放”为起点普及开来。
在后续土改、大生产运动当中，女性官兵又积极向老百姓宣讲运动内容，普及基础文化知识。使得当时疆区经济建设工作，得以在短时间内便回到正轨。
除去宣传工作之外，女兵在疆区建设当中还需要承担建设工作。住地窝、喝碱水、顶风冒雪、开荒生产，这些原本被认为是男兵才能干的事情，女兵做起来同样不含糊。许多农民看到我军女兵艰苦朴素的作风，纷纷感慨男女平等概念的前卫性。
女兵进疆区建设，实际上是我军女性官兵转业、复员建设祖国的一个大时代缩影。
除去疆区、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之外，地方上多个建设单位也开始出现大批女性职工。1958—1959年间，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
援疆女兵
其中除去受妇女解放思想影响的老百姓外，还有大批女性职工是当时刚刚复员回到地方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女性官兵。
这些女性职工，从前是提枪上阵杀敌的好手，如今又是经济建设工作当中的顶梁柱。她们不仅活跃在纺织业为首的轻工业工厂内，还有不少女性在内河航行、地质勘察、炼钢冶金、机器制造等行业工作。
战时需要女性加入革命事业，她们不约而同选择站出来为国而战；回到经济建设工作当中，这些女兵又选择脱下军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作出努力。随后我军现代化不断加快，国家实力大大提高。
对于当年缩编、复员的女性官兵，开始着手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如今许多当年为国家付出颇多的女性官兵，如今都享受到不错的优待政策。虽说她们没有拿到军衔，但是历史和国家、人民都记得她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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