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再探现代公司制的起源

东印度公司

（图片来源网络）

公司的影响遍及当代生活的每一侧面。然而，对现代公司制的确切起源，研究者仍莫衷一是。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中，结合制度分析及定量方法，自欧洲近代历程中，Dari-Mattiacci, Gelderblom, Jonker和Perotti四位学者提炼出以下两点助推公司制崛起的核心：一，以跨洋贸易为代表的、对长期投资的迫切需求的出现；二，来自政府——特别是皇室——的攫取风险的下降。两项因素的综合，足以解释公司制在各地兴起时间的差异。

现代之前，固有些许例外，罗马法中对企业（准确称呼为societa）的规定属欧洲各地的主流。在这一制度下，企业的运行机制更类似合伙：缺乏代理人制度，运营决策及股份转让多需各参股人一致通过；企业资产与个体资产不隔离——一方面，参股人承担无限责任；另一方面，每一参股者均有权要求清算企业。如此，企业所集中的投资很难长久。少数需求长期投资的行业，如银行，常由家族所控制。

图1  原文模型结论之概览。

最上：西班牙、葡萄牙等几无私人资本、皇室握有强权之地，国家垄断贸易；中间，有一定私人资本，但仍有政府攫取风险的英国，仅存短期企业，没有长期存续的公司；最下，有私人资本，且政府攫取风险极低的荷兰，很早即出现了公司制。

伴随15、16世纪时欧洲与亚洲地区的远洋贸易的兴起，长期投资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以17世纪初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起初，该企业仅有10年存续期，到期即清算，分配资产及盈余；然而，随着企业在亚洲“攻城略地”、置备众多船只与据点，维护这些长期基业的需求日益突出。于是，应企业管理者呼吁，荷兰政府将公司改制为永久资本。之后，伴随有限责任等制度确立，荷兰率先发展出了现代公司制。

然而，仅由需求一侧，不足以解释欧洲各地的差异。引入“政府攫取风险”这一变量，为应有之义。实际上，同样面临长期投资之迫切需求，行共和制的荷兰，代表的是“低攫取”下的发展路径。同样握有较多私人资本的英国私商，仍畏惧来自专断英王的风险：肆意征用、滥颁许可等政府行为，都将损害公司的利润。在王权更强、私资不彰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贸易干脆由王室包揽，私人无从置喙。

图2 荷兰东印度公司（图中VOC）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图中EIC）章程确立的公司存续期间。浅色代表短期存续，中等色代表较长的存续期限，深色代表永久存续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自然不会效法荷兰的做法——辛苦办下公司积累资本，最终不过落得王冠上一抹点缀。由此，如上图2示，同为主营远洋贸易之企业，两国东印度公司的制度出现了明显差异：如上所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已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司”；相比之下，在相当长时段内，英国企业仍保持较短的清算期限。直至17世纪中叶以降，议会逐渐限制王权，前述攫取风险降低，双方制度才逐渐“合龙”。

图3  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借款利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图例含义同图2所示

这一差异对两企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语云：“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一点也适用于企业。基于对荷兰与东印度公司档案的全面量化考察，文章发现：17世纪上半叶时，前者运营状况全面优于后者。这一点包括但不限于：前者借款利率更低、企业负债更多、企业分红更少、企业总资产更丰、企业在亚洲地区的资产更多、船只数目更多、船只吨位更大、水手数目更多，等等。伴随下半叶时制度趋近，两边差距才呈现弥合趋势

总之，在“将企业视为隔离企业本身资本与参股者、进而保障长期投资目标的法律工具”这一基础上，仅以“远洋贸易催生之需求”及“政府之攫取风险”这两个因素，便足以解释欧洲各国间公司制崛起时点与公司绩效的差异。原文所选的例子固然具备地域特色，然而，如果将以上两点抽象为“对长期投资的需求”及“制度层面的风险”这两个更为一般的因素，以上分析，自不失其当代意义。 

文献来源: Giuseppe Dari-Mattiacci, Oscar Gelderblom, Joost Jonker, and Enrico C. Perotti. 'The emergence of the corporate form.'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3, no. 2 (2017): 19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