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这本书简单来说，观点就是：西方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且影响巨大；除了西方文明之外，是一团散沙式的各种文明，如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中华文明等等。美国作为最大的西方国家，维护西方价值观就是维护它自己，而不应当去维护所谓的文明多元主义。
亨廷顿在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
一、文明的概念和现存的文明
他所选择的文明的概念是：“文明和文化都设计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而且，“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
而且，“人们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非洲不存在文明。他认为除了布罗代尔外，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
东半球的文明归类
二、冲突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和多文明的。
从文明的角度看待世界，取代之前所谓的“两个世界范式”“统一和谐范式”等，就会认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主要的区别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所意图描绘的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尽管这种“非此即彼”带有一种不得已性。文明与文明之间包括了彼此互不理解的部分。
在《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东西方的竞逐》中，作者这样写道：“当我们今天说到西方或东方时，和古人一样，我们谈论的也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我们谈论的是文化特性、差异极大的人类群体的目标和雄心。当然，还有经常被人提及，但很少被深入讨论的'西方价值’，它大体上包括人权、民主、宽容、多样性、个人自由、尊重法治和根本的世俗主义。”
不只是亨廷顿，《两个世界的战争》的作者也认为：（尽管东西方的差异是虚拟的，甚至于微乎其微）但“古老的敌意，关于自然和神明对人类希翼的不同看法，以及对由来已久的敌对关系的记忆，通过双方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传教士的精心滋养，总是能为重启战端提供冲突的理由”，正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薛西斯在公元前5世纪末准备发动远征时所意识到的，“（要么主动进攻，要么被动挨打）折中的道路是没有的。”
三、未来
在这样一种冲突之中，作为最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美国的何去何从会决定“西方”作为文明的前景。对于美国而言，一方是所谓的“多元主义文化”，即号称各种文明的价值观可以和谐相处的论点，需要美国去接纳一个不仅仅是西方文化而是包括了其他诸如穆斯林文化、中国文化的多元文化，“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非要建立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而另一面，则是西方文化论（普世主义），或是一元文化论，它让美国坚持“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
亨廷顿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最终的结果是使得这个国家不再具有内聚力，也不再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最后，亨廷顿认为，“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并“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一言以蔽之，美国的任务是维护西方而非维护世界，是维护西方价值观而非维护文化多元主义。
萨义德《无知的冲突》
这是一篇文章，是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及其他》中。萨义德认为“人类历史不仅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战，更有无数的互相交流、增益与分享。“文明的冲突”之说全然忽略了历史隐而不显的这一部分。”
萨义德认为亨廷顿的观点存在以下问题：
区分西方与伊斯兰太草率
亨廷顿这种战斗性十足的思想，十分倚重自身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1990年的一篇专文，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 of Muslim Rage）。他草率地将庞大的群体拟人化为“西方”与“穆斯林”两大阵营。刘易斯和亨廷顿都没有考虑：每个文明的内在动力与多元性、现代文化的竞争关键在于文化的定义与诠释，以及针对整个宗教或文明放言高论，往往不是为了煽动人心就是处于彻底无知。
亨廷顿将“文明”与“认同”的观念扭曲，“文明的冲突”一说无视数百年来人类历史中除了宗教战争、帝国征战外的交流、增益的部分，只是浓墨于凸显文明间的斗争。
应该认清自杀攻击事件本质
亨廷顿用九壹壹事件作为最大的力争，但是他并没有看清这件事的本质在于：一小撮狂徒为了罪恶目的而胁持了宏达的理念。
伊斯兰在这件事中与其说是倡导者，倒不如说是恐怖狂徒的人质。狂徒胁持伊斯兰，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
西方与美国贴在伊斯兰上的标签误导人心，而人们却在努力理清并避免草率归类。这些独断专行的标签和决策，只是为了煽动集体狂热和宣扬好战的言论。
敌对文明间存有密切关联
巴基斯坦学者阿合马发表专文，认为将伊斯兰教律令降格为刑事法典，剥夺其人道精神、美学、知性追求和灵性奉献，会“造成一种对教宗单一、孤立面向的绝对强调，而且完全不顾其他面向，并最终扭曲了宗教，贬低了传统，而且一开展就会严重影响当地的政治进程。”
阿合马举出的例子就是“圣战”（Jihad）一词，本来这个词有丰富、多元的意义，但现在这个词已经局限于对敌人发动全面战争。这个词原本的宗教、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的意义，甚至于多代穆斯林的生活经验，已经被完全忽略和剥夺了。
历史上，西方与穆斯林之间除了战争，西方还吸收了伊斯兰的人文学、科学、哲学、社会学与历史学。伊斯兰从一开始就深入西方世界。比如，阿拉伯文艺复兴，就给欧洲带去了阿拉伯哲学，甚至阿拉伯的阿维罗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哲学：经院主义和苏非主义）也是拉斐尔《雅典学园》中的一位哲学家。
西方与伊斯兰教处境相同
西方与伊斯兰处于同一世界，企图在他们之间设置壁垒是毫无意义的。萨义德认为，与其去讨论这些宏达抽象的理念，什么“文明的冲突”，不如去考量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俗世政治的理性与无知等等。
在他看来，“文明的冲突”就像“世界大战”一样只是个哗众取宠的词汇，只是强化人们防卫性的傲慢自大，却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互相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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