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上位者骄奢淫逸，滥用刑罚，民不聊生，民不畏惧（上位者），也不畏惧死亡；上位者不去宽刑罚，教导民众，为何要滥用刑罚哪？若使民畏惧（死亡），当去除苛政，使民去利欲，以道来教化，对于不尊教化而使用奇巧进行为非作歹的人，抓起来杀掉，谁还敢为非作歹？专管杀人的人（或理解为执法机构），要像天一样公正无私、居高临下，司察人的过失，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要体察天道清明的含义，像四季一样分明。如果人君欲取代那些专管杀人的人（司法机构），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指头的。
这一章的解读比较费力气，也所以这一章叫做制惑。
骄奢淫逸又滥用刑罚，人民就会不畏惧死亡起而反之，这从来都是亡国之道。只有教化民众，尊天道、行人道，才是昌盛之路。这无需多说。
中国的封建史基本都是人治的历史，在很多时候甚至在法律上都是有人情好讲的，比如皇帝可以特赦，很多案件的判决也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因为犯法之人的社会地位不同，遭到的刑罚也会有所不同，等等。这实际都是滥用法律，不尊重法律，也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法律。
部分人认为法家过于严酷，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法家认同老子的祖师地位，从老子的本意来看，他认为刑罚要向天一样公正，即便君主也不能干涉，为的是创造公正清明的社会环境，像四季一样分明，没有任何人情好讲，这与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没有人情好讲，才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就会让社会井然有序，建立人们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对违法的“小”家讲人情而对社会这个“大”家讲人情的做法。法家看重的是社会这个“大”家，而儒家看重的是小家，当然这个“小”家主要指的是处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小”家（刑不上大夫），因这些“小”家而枉法，损害的是“大”家，损害的是社会。这实际是以一己之私损害民族的前途。
为什么后来的历史会压制法家哪？对秦朝的历史也多有非议？并认为秦朝是因为刑罚过酷才导致灭亡。虽然和平时期应该修正一些战时的做法（尤其是税法和役法），让人民的负担更宽松一些，但在任何时期执法都必须是严肃的，像“天”一样公正严明。虽然秦朝在战时向和平时期过渡的一些做法值得商榷，但后来对秦朝的一些非议，很可能还是和儒家的地位有关，因为儒家构建的是等级社会，是特权社会，目的是为了实现“刑不上大夫”，当然要对秦朝这种严格的法制模式采取批评的态度，降低法家的地位。否则，大夫也要上刑，就威胁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老子的文章中，他认为掌管刑罚的“有司”应该是独立的，通过光明正大、公正公平地执法来构建清明的社会。君主不应该干涉“有司”的执法。这与当代某些国家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有些类似，分权以达到互相制约，避免公权私用。这一点在汉初以前是有所建树的，第一，史官独立地记载历史，皇帝也无权干涉，这对皇帝、大臣和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监督作用，尤其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第二，司法部门也很有独立性，进一步制约了皇权。所以，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构建的是非常先进的社会，让当今世界的很多社会体系依旧望尘莫及。
比如，汉初时期执行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自由主义，相反，是法制社会。秦朝灭亡之后，是天下大乱的一段时期，各路诸侯不断争霸，最终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此时，社会的法律基础依旧是秦朝建立的基础（萧何参照秦律制定了汉朝的法律）。刘邦建国之后，实行无为而治，到汉文帝时期，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逐渐走向成熟，此时，汉文帝开始修订一些以往的法律规章（因为它们不再适合于和平时期），取消了一些酷刑，这实际也是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在法律方面的有益举措。
公元前179年12月，汉文帝下诏废除收孥相坐法。收孥连坐法就是株连，这种法律在战争和动乱时期是有益的，明朝的王阳明在江西剿匪的时候，也曾经推行连坐，与收孥连坐法是类似的，对稳定社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秦朝的法律规定，一人犯法，他的家庭成员都要连坐。汉文帝说：“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诸相坐律令。”意思是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本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以致将它们收为官奴婢，我认为这样的法律极不可取，自今以后废除这种连坐的法令。“肉刑”，是古代残废肢体、肌肤、破坏身体机能的墨、劓、刖、宫等带有原始、野蛮色彩的刑罚，夏、商、周、秦都是如此，这种让人切齿痛恨的酷刑，一直延续到汉初。到了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汉文帝颁布了废除肉刑的诏书：“今人有过……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史记·文帝本纪》）。同时，汉文帝一生勤俭节约，致力于降低税赋，减轻人民的负担。汉文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从法律上致力于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转变，不断降低赋税，将重心放在民生上，让人民安居乐业。所以，汉文帝建立了历史上独到的地位，被司马迁司马迁评价为千古明君。
降低违法处罚的标准体现的是“仁”，但并不等于游戏法律，相反，对法律更需要严格执行，让法律上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次，文帝出巡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皇帝车驾的马受了惊。于是命令骑士捉住这个人，交给了廷尉张释之。张释之审讯那个人，那人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听到了清道禁止人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帝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出来，一下子看见了皇帝的车队，就立即逃走。”然后张释之向皇帝报告那个人应得的处罚，说他触犯了清道的禁令，应处以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个人使我的马受惊，幸亏我的马驯良温和，假如是别的马，一定会弄坏车使我受伤，为什么廷尉才判处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这样规定，如果要改变法律并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会被百姓相信，如此，皇上您立即让人杀了他就是了。现在既然把这个人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稍一偏失，天下执法者都会任意或轻或重，老百姓把他们的手足放在什么地方呢？愿陛下明察。”许久，皇帝才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
让法律的地位不断提高，皇帝掌握的行政权不能干涉执法权，在法律的框架下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秩序井然的清明社会，这才是无为而治的精髓。
到清朝，皇帝的集全达到了顶峰，甚至连大学士面见皇帝的时候，都要跪地称奴才，更别提执法的官员，这实际是逐渐将皇权与法权混为一体，已经成为彻底的人治社会（集全社会）。这种人治社会与汉初以前的社会体系具有根本性的差别。很多人会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从社会体系上，从汉初至清朝却不是如此。汉初以前的中华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些“圣”“子”也都诞生在那一时期，而后来的历史却不断转圈，鲜有作为，既有文化的原因，更有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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