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兴起于70年代的美国。美国阿尔巴尼大学文化和历史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拉赫曼著有《历史社会学概论》一书，我们选取了书中论述的几个主题，梳理了该主题下提到的诸种历史社会学著作，并结合书中内容做简要评介。
一、经典文本与方法论
社会学之所以在创立之初便具有历史性，与创立者们所提出的问题直接相关。韦伯的问题同马克思一样，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有关。他寻求阐述世纪宗教、资本主义和理性行为的起源；探寻此种理性如何影响权力的行使、科学宗教和人文的发展、如何影响职场、政府、市场和家庭在内的组织运行以及如何影响人类其他方方面面的活动。（3）而这篇人尽皆知的论述世俗理性之宗教缘起的文章，则是韦伯思想最有力的代表。尽管面临着来自史学界从未停歇的批评，但《新教伦理》仍然为社会学带来了“解释性”的范式，也为历史社会学中强调的“时间性”之概念留下了古典文本的宝藏；
相较于韦伯，马克思在历史学家中的“口碑”要好很多，其首要的研究课题便是阐述资本主义的起源或在全球甚至国家层面上探寻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7）；“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分析的最伟大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这段话，想表达的正是史学家们关于社会世界之两面性的思考中所说的：“人们在过往所采取的的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世界、这一世界又在诸多方面限定了我们的愿望、信念、选择与行为；而我们所进行的历史阐述解释了我们如何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11）”
我们能够发现，在社会学的古典文本里面，处处潜藏着一种历史的叙事，但将历史的维度正式带到社会学中，使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制度化的分支学科出现，则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休厄尔提出了“时间性”的概念，自此定向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如同吉登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现代性”一般，休厄尔将所谓的“时间性”定义成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篇关于“时间性”的文章（《三种时间性：关于事件性社会学》）获得了美国历史社会学分会的奖项，而收录了这篇文章的著作《历史的逻辑》则再次折桂，可谓不可不读；
印度真的存在吗？发问者沃勒斯坦在他的文章中举了一个很贴切的例子，说明了国家划分如何影响对历史的思考。沃勒斯坦注意到，我们今天见到的印度由多个单独的领土合并而来，形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的政治统一、文化统一都是英国对整个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产物。沃勒斯坦认为，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与未发生的无效事件共同促成了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学术领域（印度研究）的出现，它们所影响的不仅是对英国殖民时期及其后时代的研究，还包括对之前数百年、即统一的印度政体或文化不存在之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9）
在了解了经典文本和历史社会学方法论之后，我们来选取书中所论述的几个专题，围绕著作看看历史社会学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二、资本主义的兴起
佩里·安德森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剥削关系从封建社会中转化而来的；他在他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强调了统治阶级内在的动力，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展现了黑死病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欧的封建主义如果过度为资本主义；安德森确立了将欧洲（或先从英国开始）从封建主义带入资本主义的五步骤因果顺序：
1.黑死病之后的地主-农民冲突迫使贵族阶层重组；
2.政法高压上升到了“绝对主义国家”层面；
3.三方面因素决定了这些东西欧国家政权的不同形式：贵族被纳入国家阶层的范围、城镇自治的程度以及外来军事威胁的实力；
4.每个国家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资产阶级在绝对主义之下发展及对之服从的程度和范围；
5.资产阶级推翻了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使得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安德森的这一模型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解并不能自行描绘出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的随后进程，也无法阐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兴起。（25）
社会体系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上述疑问，沃勒斯坦在其《世界经济体系》中展现了一国经济如何成为首次出现于16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他在书中深入的比较了被逐步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体，证明了这一体系的影响。通过跨时间和跨空间的对比，作者展示了处于世界体系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国家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而这一切取决于他们是否由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而遭受剥削或从中获利，以及剥削或获利的程度。（28）
三、革命与社会运动
西达·司考切波所著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在对革命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现有文献中最具影响力，其中最精辟的论述在于她对“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反叛”的区分。在她看来，“社会革命”将“社会结构变革与阶级变动的同时发生、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同时出现”相结合；“政治革命”改变的是国家结构，而非社会结构，并且未必通过阶级冲突实现；而“反叛”指的是下级阶层的反抗，但即便成功，最终也不会形成结构变革；（34）
司考切波所划分的三个类别都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最长不过几年。而相比之下，社会运动则持续多年，并能够逐渐影响社会结构，在文化领域尤其如此。然而，即便这些运动在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内影响最大，但我们会发现与相对平静的漫长筹备等待期相比，在影响最为深远的时刻，社会运动的动力以及运动与掌权者的方式迥然不同；
司考切波认为革命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旧政权由于军事失利和财政危机而被大幅削弱，前者使得统治者丧失权威性并表现软弱；后者则激怒了依赖国家政权获取收入的精英阶层和由于国家政权谋求征税以增加收入而面临贫困的劳动者阶层；司考切波对比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进程，发现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均为几年；第二阶段，心怀不满的精英阶层和劳动者阶层能够打破旧政权的运转，公开反抗官员而不受到惩罚，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更短；最后，旧政权走向没落，其领导人被杀或者被迫流亡。在革命结束之时，新政权成功的控制了原本被旧政权控制的领土，这些都发生在法国和俄国革命的若干年内战之后，而在中国则更为迅速（35）
戈德斯通所著的《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一书，在司考切波分析的基础上，扩展了时间的范围：“从旧政权瓦解或推翻到稳固的新政权得以巩固的时间……当国内精英阶层或者民众不再反对、对其存在不再构成严重威胁”。（36）他发现，世界主要革命成果的巩固时间从不足1年（1979年的伊朗）一直到38年（1911年后的中国）。戈德斯通给出的时间范围远远长于司考切波。戈德斯通的论述价值重大，原因在于其汇总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定义和假设清晰明确，而除此之外，同司考切波的三阶段理论一样的重要的，戈德斯通在阐述革命的时机以及新政权的巩固问题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革命源自劳动者阶层的不满与绝望”，这一论断在当下的刊物和文献中多有体现，但问题在于，实际上悲惨的境遇十分多件，但反叛很少见，而革命则更为罕见，这是为什么呢？对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可能并不是人们为什么要反抗，而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统治阶级在反抗面前分崩瓦解。70年代以来，研究革命的学者们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由追问什么强化了革命运动转为了探寻是什么弱化了统治政权；
查尔斯·蒂利寻求阐述“革命形势”，他将其定义为获得一定社会阶层支持、对国家权力的有力竞争者的出现，而当前掌权者无力镇压挑战者。“革命成果”即竞争者从旧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权力。蒂利的问题是“竞争者在何时、如何做到发起挑战、引发革命形势”。
他认为，当原有政权对其国民提出新的要求（往往是更高的税赋）而统治者无力施行时，竞争者便会崛起并赢得支持。蒂利也因此在欧洲五百年的历史中找到了革命成因的规律性。
蒂利审视了几个世纪内的抗议情况，其模型建构在这一观点之上：抗议和社会运动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和能力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普遍不满的表达。随着掌权者的特征、身份和要求发生变化，抗议活动和抗议者也相应变化。蒂利的研究，相较于缺乏历史依据的“相对剥夺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46）
四、帝国与国家
埃森施塔特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对古代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研究，在1963年出版之后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埃森施塔特挖掘了大量的历史案例来找出他所认为的帝国政治组织中的共性。他的主要发现在于，所有帝国的皇权都依赖于他所称的“自由流动资源”的形成，即不与当地机构相关联的资源，例如长途贸易或采矿业的获利。这正符合了一般意义上“帝国”的定义：帝国与非帝国政体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其核心政体之外的领土和民族行使权力，核心政体努力维持或扩大并深化其对边缘地区的统治，而边缘地区努力弱化或终结核心政体对其的统治，帝国的根本动力便来自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56）
埃森施塔特所著的这本书，没有注意到帝国如何剥削所征服的领土，也并未阐述属地民众有时反抗的方式和原因，其结果是埃森施塔特的历史研究并无“时间性”；他所研究的帝国很少受到他们过往的历史的限制，他将帝国的兴衰作为特定事件的结果。而历史社会学家是如何努力理解帝国主义和非正式的控制方式对统治者及被统治者的影响的呢？其中一个途径便是审视殖民主义如何塑造国家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将本国语言强加给原本语言多样化的人口这一方式，形成了殖民地的民族文化，部分处于计划，而部分是无意中形成。有些报纸由帝国主义者创办、有些由当地人创办，尽管后者往往是为了表达对外国统治的反抗，但它们都促进了“印刷语言”的发展，开始取代母语口语，并且“为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国家想象共同体的雏形。（57）
安德森将语言与印刷文化作为帝国政府及文化统治与民族抵抗运动之兴起之间的因果关键，对安德森来说，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重要的意义，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情绪上，而这些情绪也有其自身的因果力量。他的模型暗示着，一旦形成了国家认同，文化的影响便会减弱，尽管他并未追溯其后的历史。
帝国与其他庞大、复杂的社会体制一样，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或军事和经济）形态无法领会其含义。变革往往出现在一个领域内，影响到另一领域、再影响到第三个领域。因此，一心关注文化（或任何其他领域），便会错失变革动力分析中的关键步骤。迈克尔·曼在他的多卷权力史中给出了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其中区分了他严重权力的四种主要形式：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文化）。他认为，社会行动者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博弈取决于他们能否掌握一种以上的权力。而社会变革，则出现在保有并行权力的制度的“缝隙”之中。一种权力形式的分配变化也会影响到其他三种形式。
曼在其模型中介绍以如何追溯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的影响，并应用此模型分析国家政权以及帝国。他探讨了两个根本问题：一些掌握经济大权的资本主义大国为何在19世纪建立并拓展了巨大帝国？在这些帝国的组成中，为何一部分是正式殖民地、而另一部分是由列强间接控制而名义上独立的国家政权？他追溯了不同时期内每个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水平程度与制度基础，从而阐述了这些帝国扩大的版图以及每个帝国在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动态平衡。（60）
五、结语
休厄尔认为：“大部分事情不过是在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并未带来显著变化。而事件或可被定义为事情之中对结构具有显著改变作用、相对少见的子类。因此，从事件角度解读时间性即是考量事件对结构的转变作用。”同样的，艾布拉姆斯使用了“事件”这一词汇，来代表“一种影响深远的结果；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种转换手段。”
因此，历史社会学的阐述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区分无关紧要的人类日常活动与改变社会结构的罕见时刻；
第二、解释具有变革性的事件在特定时间与地点发生、而并未发生在别时他处的原因；
第三、揭示一个事件如何引发其后事件；
当历史社会学承担起上述三个使命时，便采取了安德鲁·阿博特所介绍的“案例/叙事研究法”，他将此与“人口/分析研究法”相对应，后者的目标是通过大量案例衡量多个变量的相对影响，而前者则只在变量对于因果顺序有重大意义、产生了我们期望阐述的结果时才对其加以关注；（12）
我们可以将历史社会学所阐述的三个要点，可以分别理解为实然性的描述、解释和预测，而阿博特所说的两种研究法则微妙地体现出“均值人-离散人”这对概念的内涵；在《历史社会学概论》这本书中，作者的写作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某种“品格”，我们能够看到，在诸多史料和因果关系中，历史社会学在某个主体如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多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通过对事件先后顺序的考证和由此分析得出的因果路径，历史的动因昭然若揭，波普尔所言之“科学的可证伪性”在历史社会学的学科脉络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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