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百家》 2020年第6期
梁梅，博士，研究员，先后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研究设计史、设计美学、生活美学。著有《世界现代设计史》《设计美学》《现代平面设计史》《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中国当代城市环境设计的美学分析和批判》和《意大利设计》《新艺术运动》等著作；主编《中国环境设计年鉴》《环境艺术设计精品教材》和《图说现代设计》等丛书。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期担任设计史和设计美学的教学工作。
摘 要：上世纪50年代末，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欧美发达国家带来了一个物质繁荣以及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消费时代的资本以逐利为目的，积极制造各种消费需求，引领消费。商家通过新的传媒和信息技术，及时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将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进行有机结合，进一步扩大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速度。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消费时代的消费本质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逻辑，是生产领域的异化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结果。在其中，客体世界成了人们生活的主宰，人类的健康快乐被界定为商品的消耗。消费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人格转型、阶层转换等结合起来，并以此建构理想完美的生活方式。作为商品的设计不断推陈出新，为消费推波助澜，设计师和制造商赋予了人造物品不可抗拒的魅力，体现出文化成就、人文情感和审美追求，消费因此成为了生活美学的重要内容。在这样一个时代，既要警惕滥用设计而导致的浪费和奢靡的生活方式，又要重视设计美学对人类生活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消费社会；符号化消费；炫耀性消费；设计美学；技术；生活
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都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欧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进入到一个物质文明的繁荣时期。当人们从物质贫瘠的阴影中走出来后，开始热烈拥抱生活、尽情享受生活，富裕的经济和丰富的物质导致了一个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的来临。今天，虽然在文化上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现代多元化时期，但物质富裕的消费时代仍然方兴未艾，愈加丰富的商品和无孔不入的传媒正在不断为消费推波助澜，符号化消费和炫耀性消费无处不在。对于刚进入物质文明繁荣期的中国来说，消费时代已然开启，各种虚荣消费、炫富消费，由此造成的浪费逐渐成为了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在这场资本逐利的消费大潮中，商家和媒体成为了畸形消费的直接推动者，作为消费品的设计也成为了商家的同谋。各种新奇特异的消费品被不断设计出来，以满足快速更新换代的消费需求。商品是消费文化的主要内容，与设计和设计美学有直接的关系，对此的理解和讨论对设计和设计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消费社会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为前提，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消费社会的出现源于20世纪初期诞生于美国的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方式。美国著名的汽车厂商福特（Ford）公司，采用工业化、规模化的新型生产方式，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迅速实现了汽车的批量化生产。1924年，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革新后，福特发明了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从而使每辆汽车价格降低到290美元，成功地使汽车成为了大多数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的消费品。随着批量化生产的推广，其他家用消费产品如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也先后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因此而降低的产品价格引导了奢侈品的大众消费浪潮，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大众消费模式。消费市场不断升温之后，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者开始对产品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倾向，福特主义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不再能够满足消费者主导的市场，因此，被称为“弹性劳动”（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这种生产方式使用更恰当、更灵活的设备开始针对目标消费群生产小规模、非标准化的产品，同时缩短生产周期，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流行时尚和消费趣味。这种生产模式由消费市场所引导，也被称之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
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不仅是劳动和生产性质上的变化，也给大众的日常消费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后福特主义总的特征是不再被动地适应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而是积极地制造各种消费需求，从而创造时尚、引领消费。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也成功地为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条件，通过采用新的传媒和信息技术，后福特主义既能够及时地了解消费者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又能将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进行有机结合，进一步扩大消费的范围，加快消费的速度。无论是“福特主义”时代还是“后福特主义”时代，市场都以丰富的消费商品为特征，生产被消费所主导，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因为消费而改变。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生产的转变，深刻地表明了消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中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技术和产量导致的物质富裕迎来了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
消费社会导致了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以生产为主导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这种转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变化，也是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从而引导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革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与文化体验，并引发了原有整个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断裂、冲突和震荡。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得消费的含义发生了全新的转变。在传统意义上，消费只是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唯一对象，消费的基本含义就是对物品和服务的“占有”和“使用”，消费的过程主要就是个体和家庭物质需求满足的过程。但是，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社会中消费的范围、形式和参与消费的主体及社会、文化内涵都逐步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价值观，还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
西方一些研究者把“消费社会”定义为“大量进行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质生产和销售，人们通过交换而不是自我生产来获得产品和服务”的社会。
在一个消费社会，消费不仅是经济和文化的社会活动，还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分层结构，通过不断升级的商品消费，人们重新调整社会关系。同时，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引起了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变，对于消费品的无止境追求，导致了消费主义思想的滥觞：通过强调消费，不断瓦解着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因为消费享乐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把消费社会视为一个以大量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社会。消费主义代表了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消费方式也日益体现出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随着资本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渗入，文化产品就变成了商品。但是，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们被用来满足人们对于幻想的需要，而不是对身体的需要。一些研究者认为，消费文化代表了一种治疗性的精神气质，即通过无止境的追求商品和服务，寻求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和自我实现，以取代传统宗教的救赎功能。
消费文化是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日常审美体验的新型建构。消费需求的重心逐渐从大众化的标准产品转向了符合特殊文化品位的产品，对审美和文化意义的要求支配着大众的消费行为，文化观念在商品的价值评估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与服务类商品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多，如娱乐、休闲、健康、教育和信息消费等。服务和文化产业取代了传统制造业的主流位置而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至于一些理论家将当代消费社会称之为“非物质社会”。人们在消费时的重点变成了情感快乐，以及对梦想与欲望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影像中，大受欢迎的是能够独特的、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和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是与情感快乐、梦想欲望相关的产品。商品的象征意义也在消费中被不断强调，象征的手法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过程的设计与形象之中，而且，为强调生活方式对社会地位差异的区分，商品的象征属性也被人们利用和重新调整。一些商品被从商品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以加强人际关系的象征功能。尤其是那些艺术的、或为仪式而生产的限量商品，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功能，代表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和阶层。
在设计领域，消费社会和消费时代的出现，是现代设计进入到后现代设计时代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设计现象和设计思潮几乎都与消费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一些批评家、理论家和设计师把国际主义风格与快速变化的、消费多元和文化多元的社会现状联系起来，认为理性单一的现代设计风格已经与社会产生了距离，不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现代主义的审美自律和标准化也招致了批评。首先，美国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阶级成为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对设计的看法和期望不再带有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由流行文化主导的大众市场不再青睐现代设计思想中所谓的“优良设计”观念，对流行时尚的追逐成为了大众消费最重要的出发点。在这种消费思想的主导下，制造商利用媒体处心积虑地制造产品“过时”的概念，以此引导人们在消费中习惯和适应频繁地更换日用品。
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持续不断的消费取代了设计的“合目的性”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加速的更新换代和弃旧换新消解了设计的标准，因为标准意味着产品的持久和耐用，过时和新颖才是永恒的变化。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时尚成为了设计变化和更新换代的同义词，设计的一切已经都围绕着消费和促进消费来进行了。
消费社会成为了一个以消费而不是以生产作为自我实现、身份认同和文化追求的社会，消费时代中的消费目的主要不在于物质性，而在于非功利原因的价值，如追求身份、刺激和新奇等。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其中的核心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以不同的方式去消费商品。消费的逻辑表明有一种社会性的结构方式，即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了。消费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物化”和自我合法化的模式，在其中，客体世界成了主宰，人类的健康快乐被界定为对商品的挥霍。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本质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以满足的“欲望”，其表征是人们被煽动起来的消费激情和被刺激的消费欲望。为了赢得社会承认和博取荣誉，占有财富的新兴阶层采用消费来满足心理欲求，从而产生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在消费社会，“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丰富的物质所形成的广泛需求，不仅因为战后稳定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乐观主义，还因为大众传媒在扩大消费和塑造价值观上，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无论是通过传统的插图、海报和摄影，还是新兴的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和流媒体，广告都将产品与社会地位、美丽的容颜和社会认同联系起来。新的产品销售和广告策略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形式，让消费者秉承这样的信念：消费和物质主义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广告的刺激和信用消费，“过时”和“淘汰”的消费思想就不可能在大众市场上取得成功。在拉动消费市场的过程中，广告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新潮”成为了几乎所有产品销售的关键词，人为地淘汰和人为地创新成为了推动生产运转的最重要手段。20世纪5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为了尽可能大地占有市场，推出了人为定时淘汰汽车的机制，称为“计划性废止制”，设计师亨利·厄尔设计的卡迪拉克Eldorado车就是这一制度的产物。“计划性废止制”引发了汽车设计求新求变的热潮，在短时间里也推动了消费，取得了商业性的成功，但因为过于浪费，遭到了普遍的谴责，被迫终止。
在一个不断逐新求异的时代里，时尚开始主宰着设计的风格和潮流，引导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时尚引导着炫耀性消费，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从服装扩大到消费品的各个领域。正如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说“整个充满艰难和趣味的时尚领域的根本原则，是对新颖性的需求。时尚要求不断的流动和变化，却并非是因为当下所为是愚蠢的；流动、变化和新颖是服装的根本原则所要求的，即炫耀性浪费。”在与时尚有关的行业里，企业和设计师通过明星效应来引导消费者追逐时尚。一些重要的时尚杂志如《时尚》《时尚芭莎》《名利场》等，对于潮流的引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在生活方式的推广中，成为了风格和品味的倡导者。在媒体宣传提供的模式中，时尚与某种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消费者从而产生新的购买冲动。作为一种流行现象，时尚具有短暂的时间跨度，更多地反映为一种消费上的款式变迁。时尚的最大特点是不断逐“新”，是对以往流行风格的背叛和颠覆。“时尚”的观念让产品在一段时间里“过时”，然后引导消费者追逐更“新”的东西，一些消费者完全出于对“新”产品的消费欲望而选择抛弃仍然功能良好的“旧”产品。这些“新”东西往往是通过设计或重新设计来实现的。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中，消费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物质的丰富表明人们控制和操纵消费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消费不再是满足物质需求的行为，而是一种出于各种需要对符号的操纵行为，因此，强调符号性的消费就变得十分重要。对符号的消费成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开始日益主宰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成为了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的一种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的持续。商品世界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传统文化领域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消费范畴甚至替代了阶级、种族等概念，成为社会文化分析的逻辑出发点。
在符号学流行的时代，产品所具备的符号功能成为了使用者身份的标志，大众消费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符号消费的形式，符号化消费带来了对消费品象征意义的认同感，产品变成了使消费者得以提升自我、超越他人的重要形式。对潜在的符号消费品的欲望成为一种自我驱动的机制，一些人通过符号化的消费来展示自己拥有的社会地位，宣示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当国际家居品牌“宜家”刚进入中国时，那些经常光顾宜家、家里几乎都是这家商店里的产品的人被定义为中产阶级。他们是一些高楼大厦里的白领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收入，喜欢追求生活的品质，崇尚舒适的生活方式。“宜家”具有北欧风格的家居用品，因为采用了自然的材料、造型典雅大方，体现了高品位的风格，成为了都市时尚生活的象征。那些带有原木痕迹、体现了自然风格、造型和工艺且颇似手工制作的家居用品，以及坐下去有柔软深坑的布沙发和带有纸灯罩可以营造浪漫气氛的灯具等，都是那些追求品质生活的中产阶级家庭中所不可或缺的道具。
正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消费社会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消费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符号消费不仅是“确立”社会群体差异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重要手段。因为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由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陈设技巧所精心构建的符号世界，摧毁了西方现代性中有关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使众多的新品味、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因此，在设计领域，这些符号化的消费和生产成为了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导致了商品不断翻新。在现代设计之后，出现了一个在观念上、形式上、功能上和装饰上都极为丰富的设计新时代。紧接着后现代之后的是一个在风格和形式上的全面多元化时代，某一种风格和潮流既不会在时间上也不会在空间上保持长久的优势。今天，设计已经没有风格，只有时尚；没有规则只有选择，设计的观念翻新和形式上的日新月异成为了后现代风格的常态。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是消费生活和消费文化的主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设计批评关注的是非物质、交互设计和软件设计。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设计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个时代因为对物的崇拜，有时候也被称为一个“贪婪的时代”和一个“浅薄浮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设计对拜物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设计巨星不断崛起、品牌文化无处不在，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引导着人们对物的追逐。在现实中，过度设计无处不在。许多有良好经济能力的人更喜欢繁琐的装饰，因为装饰显而易见地满足了他们展示财富和地位的欲望。相对应的，那些繁琐的装饰和华丽往往却又成为了暴发户和缺少涵养的标签。事实上，时间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让人类的品位有更多的提高，在今天的消费市场上，到处可见装饰浮夸和累赘的商品，充满了矫饰的风格。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人们似乎更喜欢炫耀浮华和虚饰的东西。产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特点甚至超过了它们的功能，对于千禧一代的消费者来说，购买产品的唯一动机可能就是“我喜欢”，就像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爱好一样。
消费文化让成功和快乐在消费中成为可能。一切设计都包含了对价值的表达，无论表达方式或明显或隐蔽，对某些产品的选择和偏爱无疑表达了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偏好。时尚的逐新特征最终击败了其他所有的美学条件，这一点在设计和视觉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提倡或鼓吹产品美学的广告里，只有外观是有价值的，形式远远比内容更重要。在一个不断追逐时尚和新生活方式的时代，拥有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许多产品被设计出来并不是因为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一些对人类和世界怀有责任感的设计理论家和设计师提出应该为人的“需求”（needs）设计，而不是为人的“欲求”（wants）设计，或者是为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欲求”而设计。正如著名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提出来的那样，为人的“需求”所设计才是设计唯一有意义的方向。但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放眼望去，在城市的百货商店里，绝大部分物品都是为“欲求”设计的，无数的日用品都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目的、假借所谓的美学标准而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实际上和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1956年，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创作了拼贴画“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吸引力？”他把照片和插图直接从美国流行杂志上剪切下来，然后拼贴在一起。这些图片组成了一幅由时尚产品和流行文化主导的家庭生活美景，其目的并不是对物质主义、商业主义的谴责，而是对感官愉悦的称颂。产品的流行样式与大规模的广告结合在一起，放大了商品的符号化作用。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形象和符号，全面激发了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个人被鼓励采用一种对商品的非效用态度，通过精心选择、安排和展示物品，从而形成独特的风格来显示自己的品位和个性。风格与设计使情感与需求得以集中，继而将这些情感需求转化为一种物质追求。人们为了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大量的商品体验中获得满足，却由此又产生了对生活方式信息的持续需求。在消费文化中，生活方式蕴含了个性品位、自我表达及风格的自我意识。所以，一个人的身体、服饰、谈吐、闲暇时间的安排、饮食的偏好、家居、汽车和假日的选择等，都是其消费品位与风格的认知指标。
战后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新型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文化资本的拥有量上低于精英知识分子，但又高于普通大众。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形成了自己的既定消费取向，养成了独特的品位和秉性。为了在社会空间中取得较高的地位，新型小资产阶级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如追求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创造风格特异的流行音乐、前卫电影、时装、街头艺术等。他们认同了艺术家、知识分子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偏好，同时坚持享乐主义的消费观念，通过制造新的时尚符号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养成采取了一种学习的态度，并且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人格转型、阶层转换等结合起来，企图以此建构理想完美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扮演着文化企业家的角色，借助新的传播技术，从事媒体、设计、时尚、广告等符号商品的生产、开发、传播和服务。他们采用各种传统文化生产新的符号商品，自己也成为了购买和消费新产品和新设计的中坚力量，成为了推动产品不断更新的有力推动者。这一部分新型中产阶级的出现与扩张，不仅产生了符号生产与传播的专家，也创造了一批对广泛的后现代文化、符号产品及其体验更为敏锐、更能适应的潜在受众。他们既充当符号商品的生产者又充当其传播者，他们把艺术家推举为英雄，让有风格的生活样式进入到艺术作品里。他们既策划了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又担任了大众生活的教唆者，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以外的广大观众中得到了共鸣。
在当代，消费成为了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对商品符号、文化符号的操纵与反操纵、接受与颠覆成为了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品的制作者和传播者控制着商品符号的生产，并试图通过对商品符号的定义来操纵大众的意识形态。人们不仅从消费中获得满足和快乐，还可以创造或修改日常生活的背景，从而创造或修改日常生活所承载的意义。消费是身份表达的方式，是形成人群“区分”的手段，地位和阶级群体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相互区分开来。上流社会的消费模式为中下层社会所模仿，反过来又推动上流社会为保持差异而不断进行消费模式或消费趣味的更新。对于物品本身的占有已经不能有效地形成地位差异，对文化符号或者文化资本的占有成为了消费时代竞争的主要手段。人们更多地通过消费所蕴含的文化风格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和阶层品位，并与其他社会群体保持距离。
丰富的产品所形成的买方市场，使得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品的促销广告因此在销售环节中变得非常重要。大众媒体的扩张为设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推波助澜，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并在意识里通过购买某些消费品建构自己的身份和阶层。与以前重点宣传产品的功能不同，消费时代的产品广告宣传刺激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心理，汽车、名牌服装的广告往往把事业成功和上流社会联系起来，暗示消费者选择某类产品实际是在选择某个阶层、建构阶层身份和享受某种生活方式。因为在广告中，购买房产的地段实际是进入某个阶层的方便之门，穿什么品牌的服装是在为自己限定社交圈的最简便的方式，而使用哪种类型的产品是为自己在划定朋友圈，购买什么汽车则是在享受哪种生活。在汽车广告中，通常出现的是衣着考究的成功人士，环境则是高级酒店或度假胜地。汽车宽敞的内部空间、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时尚的外观所带来的好处，与拥有此类汽车就等同于拥有了某个阶层的奢华生活的美好生活向往联系在一起。广告把购买产品与实践自我价值联系起来，这种信息传递出来的综合力量的诱惑很难抵挡。在广告的作用下，汽车成为了一个成年男性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意味着他的能量、他的品位及他所在的社会阶层。汽车的功率可以展示其强硬，装饰可以展示其自我拓展。在时装广告中，对于偶像的塑造则是某些服装品牌的广告策略，在《时尚》之类的杂志上，媒体通过精美绝伦的摄影照片创造了对电影明星的崇拜。明星们的形象和生活方式为理想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范式，即使是最近抗击新冠病毒的全球演唱会，时尚媒体更为关注的是明星们的穿着和家里的装饰。在今天的社交生活中，人们不再重视所受的教育、具备的修养，而是简单地通过他人享受的物质生活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交往价值。消费文化在物质富裕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商品在这种文化中扮演了复杂而微妙的角色。
设计在市场的原动力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设计有助于群体的形成，继而有助于市场的形成。对于许多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在一个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时代，世界各地、古往今来的图像和文化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这种视觉上的百科全书为设计师和消费者都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设计理念有限制的现代主义设计美学词汇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同时，新时代也为设计师和消费者带来了强烈的自由表达意念，通过服装、佩饰、住宅、家具等，设计品与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不仅设计师可以在各种风格中自由游走，消费者也可以借助不同风格的设计表达自己。营销人员利用消费者对品位的追求，努力把他们的产品打造成某种生活方式的经典代表，从而推销给消费者。在一个由媒体驱使的后现代世界，物质主义无可回避，设计与生活方式的概念被融为一体。一些高端的酒店和奢侈品的设计，流行的风格是所谓的低调奢华。其造型和装饰上可能会尽量简洁，但在产品的细节设计和材料上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以表达这一消费群体的眼光和品位。
20世纪末期，大量明星设计师、风格教父和品位的制造者，采用新颖而具有影响力的方式，向大众推广自己构思的室内设计和家用物品。他们在自己的产品中贴上了格调的标签，以此吸引那些追逐时尚并以此建构自我身份的消费者。毫无疑问，流行和时尚正是通过打造设计师的个人形象，从而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对于设计师个人形象的宣传，塑造了其产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从而引导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如北京俏江南集团名下的兰会所，因为其室内邀请了法国当红的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重金打造，因此成为了北京著名的时尚之地，菲利普·斯塔克也成为了会所吸引消费者的商业噱头。慢慢地，设计变成了一种“品位”，在以生活方式为营销策略的消费市场中，人们不再被当作消费者，更多地是由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来区分为不同“品位”的成员。由“品位”塑造的身份在住宅、服装消费，以及在关注生活方式的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设计作为一种手段在这些领域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各种需求与渴望的品位塑造和自我身份建构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位置的社会感”，它让我们在社会空间中找到方向，也为我们在这个空间中分配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好”品位的回报是一种富有的表达，它不仅是经济富足的象征，在本质上更是文化性的。在布迪厄的观点中，社会品位成为了“一种个人图示化的系统”，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品位是一种阶级从属关系的产物，他认为社会认可的艺术形式，其等级划分（包括其所蕴含的各种风格、流派和分期的划分）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消费者的等级划分。这就是为什么品位是特别好的“阶级”标识。种种获得品位的方法，就存在于对已获得之物的使用方式之中，品位的塑造是由生活的方式构建的。布迪厄将现代消费看作是差别和差异策略的游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品位是由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有等级地排列和决定的。布迪厄运用大量的实例，说明了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同样都为消费主体拥有的社会和文化空间所制约。消费既是社会身份的建构手段，也是文化场域内的符号斗争的表现方式。
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大众消费的本质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逻辑，是生产领域的异化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结果，他们提出了“虚假需求”与“消费异化”的批判命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消费社会进入到一个繁荣阶段，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社会基本结构的重大变化，看到了逐渐泛滥于社会之中的消费活动和消费文化的深刻社会意义，并试图借助于语言、符号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来分析思考消费社会的基本问题。鲍德里亚认为，电视过多地生产了威胁人们真实地感知现实世界的影像和符号，符号文化的胜利导致了一个仿真世界的出现，符号与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的差别。他把消费社会看成是一个超现实的社会，社会关系为符号关系所操纵。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通过真实而是通过仿像和超现实的画面构建起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符号的过度生产和影像及仿真的再生产，导致了固定意义的丧失，并使其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大众就在这一系列繁杂的符号和影像世界面前迷失了，找不到其中任何固定的意义联系。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都对消费社会采取了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认为消费社会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体现，是健康、淳朴生活方式的堕落，消费文化是一种浅薄的“文化赝品”。
1979年，鲍德里亚出版了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鲍德里亚认为，品味不再是19世纪英国设计改良者所推崇的一个绝对概念了，今天的品味是相对的，消费选择的背后体现了消费者的教育程度。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主义“少即多”的设计观念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的美学品位。20世纪末期，当日本极简风格的室内设计在消费领域成为一种时尚后，鲍德里亚的理论获得了论证，这也是一些理性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对消费时代反思的结果。尽可能地减少家里的物品，过一种不受物役的简单生活，正在慢慢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正常生活方式。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断被人们认同，崇尚简单素朴生活哲学的日本品牌“无印良品”也因此成功。作为一个崇尚简朴、自然生活的家居产品品牌，“无印良品”经过了设计师的不断定位后，成为了一个彰显朴实、低调的生活方式的设计品牌，进入到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的行列。受这些观念的影响，日本还出现了尽量减少家居和生活用品的“断舍离”行为，鼓励用最简单的日用品和生活方式度过更加关注自我和内心世界的现实人生。
今天，虽然在文化上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现代多元化时期，但物质丰富的消费时代仍然方兴未艾。在一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的世界，几乎所有的物品，从衣食住行到感受体验，都打上了设计的烙印。因为过分地滥用设计而导致的浪费和奢靡的生活方式，开始受到了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人士的批评，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主义的重新思考。实用设计中的美和纯艺术中的美一样，都是人们可以获得审美感受的对象，正如美国设计师亨利·德莱福斯所强调的：“一张装配得当的餐桌有助于胃液的流动；一间灯光调节得当、安排得当的教室有助于学习；一种留意心理作用而小心选择的颜色有助于在机器边作业的人培养更好、更有利的工作习惯；在联合国总部设计的安静会议室有助于代表们作出冷静和公正的决定。我相信当人被美围绕时，他可以达到宁静的状态。在大教堂里，在观看展示的精美绘画和雕塑时，在大学校园里或者在听动人的音乐时，我们都可以找到最宁静的时刻。工业、技术和批量生产使得普通人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用这种宁静包围自己成为可能。也许，我们在当今世界中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宁静。”
不容忽视的是，对于产品在美学上尤其是在形式上的过分追求，往往使一些产品忽视了与环境的协调或者与周边其他物品的一致。因为每一个厂家都希望自己的产品卓尔不群，在美学形式上鹤立鸡群，结果导致一些本来应该放在家里低调、内敛的物品也一件件地凸显出来，让家里或环境显得噪杂烦乱。这种美学观点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协调的美学观念，或者只是在销售单个产品时误导消费者，没有给消费者一个总体协调的正确审美建议。
设计是一门创造性的学科，涉及了技术、实践、审美等多个方面。无论是远古时代的石器和陶器，还是今天采用了高科技生产的电脑和手机，这些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日用品都是包含了艺术和技术的人工制品，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在满足需求的条件之后，我们在购买衣服、装修室内或使用日用品的时候，就会追求这些设计中的“美学价值”，或者在购买同类产品时，会选择那些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的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居住在环境优美、设计精良、视觉美观，而且建造稳固的住房里。在选择生活用品的时候，除了经济条件、价格因素外，我们都乐于选择那些在造型、结构、色彩上都漂亮的物品。在商店里，外观看起来悦目的产品往往更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当代设计在为我们提供生活用品的同时，也在设计的形式和色彩表达中展示出了更多的美学追求。比起只有小众欣赏、位居大雅之堂里的艺术品来，设计的美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普遍和重要。当一件好的设计被批量生产，进入到公众的消费之列，它的影响是极为深远和潜移默化的。市场如果能不断推出优良的产品，就会转化人们购物时审美和消费品位的改变，通过对优良设计的消费，公众的审美品位也会惊人地上升。
在一个物质文化极度发达的时代，设计师和制造商赋予了人造物品不可抗拒的魅力，在设计中表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成就、人文追求和美学表现，对设计品的消费成为了消费者生活理念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会承认，日用品的美为人们获得快乐和满足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途径，设计美学也因此成为了生活美学的重要内容，进入到人类生活的哲学层面。今天，许多设计师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为人类谋求福祉的行业地位，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仅限于注重功能、讲求效用的用品，而是更多地把责任和情感注入其中，让人们在使用产品时不仅可以获得良好功能，还可以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满足。设计在提升人类生活的幸福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设计之美趋向于使人安心、没有破坏性，让它的使用者感到安全、便利、满足和幸福。设计的美需要理智去鉴别，也依赖价值观来认识和理解。只有那些体现了的社会审美正确价值观的东西，才可能是具备美学价值的设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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