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后叔叔是和我父亲徐炜将军一起从家乡出来参加抗战的老战友。现将李后叔叔的回忆文章中“忆万毅将军及为国捐躯的战友们”，摘录发表。
万毅(1907.8.8~1997.10.31)，男，满族将军中军衔最高者。原名万允和，字倾波，辽宁大连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后，1923年6月15日出生，原名李垕，山东省诸城人。1937年在本县府前小学结业，后到济南私立正谊中学就读。1938年1月，参加了蔡晋康游击队，并同青岛来的同志一起，组成党组织领导下的第四中队并参加了“民先”。3月初随同党组织以"新兵"名义进入东北军万毅部，从事友军工作，担任宣传队员。同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后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任宣传干事。1942年调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通联科长、记者、编辑、地方版主编、特派记者、报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编辑主任，《大众日报》编委。1951年调北京解放军总政部《八一杂志》社任政工编辑组副组长。1956年以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宣传组和研究组副组长。"文化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69年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1974年调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任核心组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调国务院参与组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书记等职。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起草委员会秘书长、委员。李后同志是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2009年9月27日14时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2009年9月27日14时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后来，万毅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两颊被敌人子弹打穿，牙也被打掉了。当时为他医伤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曾风趣地说，敌人的子弹给他做了一次美容，在他的脸颊上添了两个酒窝。不过，说实在的，他这次负伤相当危险，只差一点就打到要害处，他又一次同死神擦肩而过。
1945年9月初，日本投降以后，万毅同志奉命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的身份，率部从山东渡海挺进东北。在解放战争中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政委等职。在解放东北的战役和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因言获罪半生坎坷
20世纪50年代初，万毅同志调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我们在京工作的几位同志到西城区图样山他的住处去看望他。这时他已同原三期新兵队的郑怡同志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这次见面，他和郑怡跟我们讲了部队初到东北的一些情况，还谈到解放战争中在东北牺牲的原一期新兵队的尤深同志。
1938年，尤深（王培义）与徐炜在东北军57军112师667团（万毅团）合影
尤深同志原名王培义，我的同班同学，第一期新兵队结束后，被分配到团部平射炮连。因为年纪小，个头也小，大家都亲昵地叫他“小炮弹”。他很聪明，在学校时功课很好。1938年离家时，他母亲给了他一块银元，含着眼泪对他说，“孩子，咱家穷，娘没有什么给你，就只有这一块钱。要是你在外面死了，就拿它压压身子吧（按我们家乡的风俗，人死后要在死者胸口压一面铜镜）。”
他是在1947年任38军3师7团1营教导员时，攻打吉林九台县其塔木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的。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我曾和尤深在刚被我军解放的山东胶县城匆匆见了一面。那时我正随向胶济线东段和青岛方向进军的部队采访；他所在的部队在攻下胶县后正准备赶赴东北。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听说他的遗物陈列在哈尔滨烈士纪念馆中。1978年我去哈尔滨时，本想顺道去看看这位亡友的材料和遗物，不凑巧，纪念馆中有关解放战争那部分，在林彪事件后一直没有开放，因此未能如愿。后来，在一份资料上意外地看到他生前写的遗书，据说是尤深牺牲后，在他衣袋里发现的。其中有这样几句：“无数忠勇战友，已为人民捐躯”，“身为战士，以死为荣”，“我蓄决心，愿为忠魂，以伸宿志”，“一无情侣，二无私蓄”，“老母幼弟，愿其自立”，“革命半生，幸未堕落”，“身死神奋，万众后继”。看了这份遗书，我不能不为这位战友的高尚情怀而深深感动。
我们和万毅同志在5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虽然都在北京，但因大家都忙，却很少见面。不过，有关他的情况，我们都知道。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二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仍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56年以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进入了多事之秋。1957年由开门整风演变成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批判了周恩来、陈云同志在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开始了全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各地在农业上竞相放“高产卫星”。到1959年，“大跃进”中的问题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更多的人因吃不饱肚子而闹浮肿病，国内物资极度匮乏。同年7月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和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的万毅，本来并没有准备去参加会议。他是因为一件有关国防工业的事情，临时到山上，去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同志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汇报情况的。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了他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决定了他此后几十年的坎坷命运。
他到庐山后，会议印发了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让参加会议的人讨论。当时的会议还是在纠“左”的气氛之中，万毅和大家在发言中都着重说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还表示基本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谁知道第二天风云突变，早上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讲话，使会议的气氛和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原来的纠“左”变成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据一个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我，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些人一看形势不对，都赶紧修改自己头一天的发言记录；但万毅同志为人正直，明明知道自己的发言可能会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也没有试图文过饰非，去修改自己的发言记录。就这样万毅同志成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和“反党集团”的成员。
庐山会议以后，接着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国防科委及装备计划部的全体干部大会，对万毅同志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批判。给他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被撤销（除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外）一切职务。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我曾见过万毅同志一次。他的情绪很不好。他跟我说起，在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时候，原在111师工作的一位同志，现在是军级干部，也起来“揭发”他，但所“揭发”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他对这个同志特别有意见。后来，我见到这位同志时，把万毅的话对他说了。这位同志表示，当时对他的压力很大，别人都知道他过去在东北军同万毅在一起，就看他能否同万毅划清界线，起来揭发，他那天的发言实在出于不得已。
1960年4月，万毅同志被下放到陕西，先后担任省建委副主任和林业厅副厅长。
从1959年以后，万毅同志患了青光眼病，曾多次到京、沪等地求医，所到之处，都遭到冷遇。我们在京的几个同志，只要知道他来北京，都特地去看望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给他一点老同志和老战友的温暖，使他不至过分感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罢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我们听说万毅同志被关进了监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坐牢。前两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这一次却是坐的是不同的牢，并且一坐就是6年，直到1973年才被放出来。当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青光眼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疗，左眼已完全看不见了，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
万毅同志虽然出了狱，但他的问题却远未解决，当时也不可能解决。直到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第二年召开了党的十一次代表大……
李后前辈部分手稿，写于1998年12月。
编者后记：
收到万旗红大姐（万毅将军之女）发来的李后叔叔的手稿，编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不已。一是感叹李后叔叔的文字厚重，字里行间透着对万毅将军和为国捐躯战友的深情厚谊和怀念；二是感叹万毅伯伯因言获罪的半生坎坷；三是感叹尤深（王培义）烈士的高尚情怀。李后叔叔，尤深烈士，我父亲徐炜等前辈是同乡同学，一起奔赴抗日战场。1947年我父亲闻知尤深（王培义）牺牲，在日记里写下纪念长诗，最后写到，你们的在天之灵定能看到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先烈们的在天之灵看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献身的胜利。我父亲徐炜去世的早，在1980年就去天堂与尤深等战友们汇合了。如今，万毅伯伯，李后叔叔等前辈也相继离去，他们的在天之灵在天堂相聚。
还要感叹的是旗红姐的细心暖心，体谅我的忙碌，不仅发给我李后叔叔的原稿，还费心费时的把原稿打字出来发给我，令我非常感动。旗红姐身体不好，要做的事情也非常多，我们都期望她要写的书能尽快出来，但是她总是先去热心忙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总是放在后面，为人处事非常低调。
之前我看到一篇连云港纪念馆的同志写的一篇关于万毅将军在连云港抗战的文章，想发在咱们公众号上，但是征求旗红大姐的意见，却不同意发，说文中写的基本都是符合史实的，就是有小小的不符。旗红大姐的执著，严谨，令我们赞叹，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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