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瑄,1930年6月出生,山东临沭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在滨海军区二分区医训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任38军113师消毒员,护士,野战医院医生,所长,38军卫生处副处长,沈阳军区某医院院长等职,后离休。
本期为采访王长瑄老前辈远程录音制作的采访视频和文字整理。
1.38军南下到湖南石门县,收容治疗部队500多疟疾病人。
2.抗美援朝二次战役穿插三所里、龙源里,于政委带领师党委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志司的战略部署。
3.70年代去北京到于政委家做客。
请观看王长瑄前辈口述视频《怀念我的老政委于敬山同志》
【文字整理】
我当兵在113师,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就一直在113师,他在113师一直是政治部的主任、政委,一直是我的老领导。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给我三件事印象最深。一件事是解放战争中,平津战役结束以后,我们38军113师奉中央的命令,进军华中华南,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他是113师政治部的主任。大概是1949年5、6月份吧,从长江的宜昌、沙市突破了长江,打过了长江,部队接着就进行了怀化战斗,怀化战斗以后就进到湖南石门一带。到了石门一带,部队因为都是北方人,南方又是热天,五六月份了,蚊子特别多。北方的同志受不了热的气候,被蚊子咬了,都普遍地发疟疾。部队有1/3到1/2的样子,都发疟疾,那时我们叫打摆子了。部队到了湖南石门县,减员率就很多了,都发了疟疾。当时我是医生,师野战所决定我留下,因为我也打摆子发疟疾。在石门县决定我留下,收容前方不能走的指战员,收容这些发疟疾的病人。当时师野战所的所长是芦慎水,我那时就是主治医生了,决定我留下。说是你就在这里收容。他交代我,说是一定呢,你收一个都得有介绍信你才能收,没有介绍信的你不能收。于是,我机械地执行所长的指示了,凡是前方部队,就是行军了,不能走的发疟疾了人,发烧到38、9度40度的,都要到石门县。我机械地执行所里的指示,你有介绍信我才收,你没有介绍信呢,我就不收。因为前方部队继续行军,凡是掉队的有病的都到石门县,结果我按所里指示,就把他们堵回去了。当时于敬山政委是师政治部的主任,他负责这个工作,把我叫了去,狠狠地批评了我。你怎么这个样子,现在部队要打仗,你要什么介绍信啊!我说是所里边的规定,要我要介绍信的。你不能要介绍信,来,你就得收,来你就收,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你这个医生做事太机械了,部队现在的任务是打仗,消灭胡中南,你要什么介绍信啊。批评了我以后,我说好了,以后凡是来的我都收,我当时接受了于政委的批评。当时于政委是师政治部的主任。于政委不仅告诉我,以后只是是掉队的你都要收下,这个指示以外,他还把石门县,咱们地下党有6名党员,他给我做了介绍。这6名党员是一个支部了,和我都见了面。王医生,这是石门县支部书记,你有什么事情都要和他联系。当时,地下党那6名同志都表了态,说你在这里,我们一定尽全力地帮助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地给你解决。于政委除了参加这个联络以外,还交代我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交代的很详细。告诉我一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把疟疾治好。我说没有药啊,他说你想办法,跟地下党联系,石门县也有一个医院,同他们联系怎么治疗。通过和地方的联系,来想尽办法,把这些发疟疾的病人治好。当时实在太困难了,对疟疾的治疗本来有特效药,扑疟没星、疟涤平等,这些都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是那时候,咱们部队正在行军,那是解放战争困难的时期,哪有这些药呀。没有特效药,我就跟地下党联系,他们就讲说用中药的办法。用什么中药呢,就是常山、柴胡。地下党的同志讲常山、柴胡在我们石门县,因为是山区了,满山遍野都是,咱们就用这个办法来治。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可以用缝衣服的针,扎大枢穴,扎这个穴位来治。就是这几个办法。二日疟、三日疟和脑型疟,这三种疟疾,我就发动了一些轻的发疟疾的,这三种疟疾有一些轻一点儿的,我就组织他们,10个人、8个人的上山去采常山、柴胡,采回来以后就熬,熬了以后呢,病人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或者是住在祠堂里。我们山东那边叫家庙,南方叫祠堂。就住在那里面。把中药熬好了,就去各个地方发给他们喝。那时候就给我一瓶几十片的疟涤平,师野战所指示我,说这个得是团以上的首长,有病了发疟疾了,你才可以用,别的你还得用中药。
地方党组织地下党的同志很帮助,一些困难都帮助解决了。就是这一次,我一个人收了五百零几个发疟疾的病人。因为当时,国民党被打散了。漫山遍野都是哦,有时候还来骚扰我们,晚上我还得组织这些发疟疾比较轻一点的去站岗放哨。地方党呢,我说你们多帮助,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好防备,不能再受损伤了。于敬山主任交代的很清楚,把病人治好,这500多个病人治好了以后,都要带到部队里去,于主任就这样很严肃的给我交代了任务。要依靠党,执行党的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力更生。这500多个病人,除了喝中药以外,以后有一个部队的一个营长,也得了疟疾了。这个营长出了个什么点子呢,说是老百姓的讲的。说是发疟疾,把身上衣服都扒光了,在太阳底下晒,就能治好。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叫一些比较轻一点的,重的都不能走啊,轻一点儿的呢就送到外面,背着老百姓的地方,脱了衣服晒太阳。那时候没有其他办法呀,就用这个。这一次收了500多个病人,五百零几个,死了11个。死亡了,是什么死的呢,是脑型疟疾,疟原虫钻到脑子里去了。师里边还追究责任,说为什么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说一个没有特效药,中药当然有作用,但是也不是特效的;第二呢,我说是脑型疟疾,那个疟原虫侵犯到脑子里边了,我说治疗实在是困难,没有药,没有办法。这样子呢,师里还是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我完成了任务,一个呢,于政委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机械地执行任务,不是从部队实际考虑的。批评了我,受了这个教育。另外。他安排了我在石门县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这样子呢使得我呢,所有前方下来的,不能走的病人呢我都收下了。第二呢,我尽最大的努力,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总算把他们治疗了,最后在湖南常德市,在那个地方汇合了,我也交了任务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我对于政委对我的批评,刚才讲了,当时是政治部主任,记忆犹新,而且更重要的是交代了我呢,在那个地方完成任务,和党组织做了交代,所以使得这次呢,我虽然收了500多个病人,但是我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对我印象深刻,也是我第一次,在38军113师和于政委打交道。他直面地指挥我。第二次,是在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毛主席、志司决定,38军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截住敌人,前面呢,6个军,把美国和十几个国家的部队压着打,就是第二次战役的,中央和志司的决定。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决定113师,德川解放了以后,就过大同江,一夜走140多里地,第二天赶到平壤的北边,三所里(后来113师主动分兵龙源里),赶到这个公路的交叉口,堵住敌人。前面部队6个军压着敌人。敌人就开始发觉后面,哎呦,怎么也有共军了,就很害怕,所以第二次战役打得比较好,第二次战役万岁军得了名,也就是这次战役当中得的名。那时候,入朝之前,把师野战所改成野战医院了,就是原先是营单位,以后改成团单位。我们野战医院,就跟着师指挥所,当时呢,于敬山政委已经是师政委了。师长是江潮,还有其他的师首长,刘海清是副师长。我们师野战医院就跟着师指挥所。我记得,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上午了,部队呢继续行军,那时候呢,我们都还有防空了,就是那树枝什么的,都插到身上去,防空的设备。但是敌人的飞机呢,见了我们这个部队,不打。我记得当时,于政委和江师长他们研究,说是敌人的飞机,为什么见了我们不打呢,是我们伪装的关系吗,师的指挥机关讲,不是的,他们经过分析,师领导机关分析说不是的,他把我们当成是李承晚的部队了,就是南朝鲜的部队了,所以敌人的飞机不打我们。师首长们就决定,所有的部队把防空的设备去掉,就这样的大摇大摆的朝三所里进发,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师野战医院和师指挥所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记得到了一个山坡上,一个朝鲜的村庄,在那停下了,这个地方就离三所里不太远了,大概三四十里地吧。就在那个地方停下了,前方部队呢已经先后把三所里、龙源里呢,进到了,进到这个战斗位置上了,把敌人已经截断了。把桥也炸了。把两边的山头都占了,前边的敌人朝后边,走也走不了了,我们师野战医院还没有定下来在哪里收容治疗?上面说的三所里和龙源里,龙源里,就是我们113师呀,把三所里和龙源里,把这两条公路切断了。在这2个地方呢,把敌人给堵住了。我们和师指挥所在这个山坡上,因为那个前方呢,三所里战斗刚打响,前方就经常的来电话,当时因为我们师野战医院,和师指挥所和师部,行军序列是前后,所以我们也是在外边等着。师指挥所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我们就听到,前方部队向师指挥所报告情况,说三所里已经把敌人截断了。敌人现在拼命地打开口子向后跑。现在部队最缺的是爆破筒,需要大量的爆破筒,来阻止敌人的坦克汽车向后跑的势头。当时师指挥所江潮师长、于敬山政委,刘海清副师长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部司令部的首长,在一块研究,我们因为师野战医院呢,还没有开展工作,就听到,师首长斩钉截铁的命令,一定要死守,剩一个人也要守住。坚决死守,不能让敌人向回跑,把这个口子一定要顶住。这是师首长给前方的命令。前方就要求供应爆破筒,当时哪来的爆破筒啊。所以看起来,师首长对志司和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执行的非常坚决。
于敬山政委当时是师政委了,那很显然,就是他们师首长都在一起,那就是党委会了,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执行毛主席的、志愿军司令部的战略战术方针,是非常坚决的。这也是这次打胜仗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我们113师跑到敌人后方去,离前线的正面部队一百四十、五十里了,那么远了,跑到敌人的后方去了,就靠首长们的决心、必胜的信心,坚决执行中央、志司的命令。就看出来这是非常坚决的。这也是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前面已经打响了几个小时了,我们听到师首长给前方的命令,我们也很受感动。在这个时候伤员也有了,师指挥所决定,我们野战医院在离三所里大约15里地的一个地方,安置野战医院,开展救护收容伤员。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一个老百姓的小村庄,因为当时那是敌人的后方了,房子都还没被飞机打坏,没被飞机打。我们就在那里安置了救护所收容伤员。就是通过这一次,我们亲自体会到师首长,于敬山政委带领部队113师插到敌人后方去亲自指挥的场面。所以事后啊,我感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在师首长江潮师长、于敬山政委的身上。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哎呀,真了不起,上级交给命令插到到敌人后方去,一百四五十里地,第二天一定要赶到,在这种情况下,到敌人后方去,可了不得。
上边讲了,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行军当中就是上午了,敌人的飞机见了我们不打,因为我们都有防空设备,开始就是为了怕敌人的飞机,就是防空吧,要搞防空设备。但是我们插到敌人后方以后,防空设备就没有用了,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绕,绕几圈就跑了,也不打我们。当时,师首长就做了研究决定,部队把防空设备都去掉。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育,感觉师首长遇这些情况,随时做研究,随时做决策,非常英明。这样子呢,加速了部队的行军,不用考虑敌人的飞机来阻挡我们了。所以部队就能及时赶到三所里那一线,阻挡了敌人的后退。部队把三所里截断以后,敌人就发觉了,哎哟,后方怎么还有共军了,就开始撤,他前面有6个师,咱们有6个军,这样子一个对峙局面。前边咱那6个军就压着敌人,就感觉不对劲了,他就要后撤了。
撤,咱把三所里堵住了,后来又把龙源里也堵住了。这样一来就把那一线全部堵住了。这样一来呢,敌人是五六个师,他就朝后跑啊,跑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了。咱们军得了“万岁军”的名字。
我通过这一次就是感觉着我们师首长,因为于敬山当时是师政治委员了,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插到敌人后方去,坚决在各种情况,譬如部队去掉伪装,譬如指示部队剩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这样坚决的态度,反映了我们部队党指挥枪,于敬山政委带领我们师党委、师的部队,坚决把敌人堵住,堵住,最后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所以得了“万岁军”来讲,今天来回忆,咱们于敬山政委,那时候他的担子是多重、在我们部队,志司确定我们38军113师要过大同江,一夜,就是晚上开始行军到第二天,必须要插到三所里那一线,把敌人拦住。这样一个命令接到了以后,部队进行了动员。记得于政委在连以上干部动员的时候说,这一次战斗要战到最后一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部队全部要为战争服务。我们没有担架队,我们师政治部司令部也要上前线去抬伤员,也要参加战斗,就是动员了全师,哪怕战到一个人,也要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强有力的动员,非常深刻,我当时印象深,哎哟,我说这次可要打大仗了。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南下呀,在湖南石门县,我收了500多个疟疾病人的情况,他批评了我,说我机械,对我当时才20岁的医生来说,我没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就是于政委讲,那时他是政治部主任了,不是师政委。那时候南下嘛,49年,他说你这医生,要灵活机动,不能要介绍信,你就收,没事,我们师里负责任。这样子呢,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办了,他也批评了我,说你这个医生执行命令怎么那么坚决,那是我第一次和于政委打交道,他亲自给我指示。另外很重要的,那个地方党组织,依靠党,他给我做了介绍。部队朝前走了以后,我留在那了。所以那次在石门县收容啊,我第一次领略了于政委,我刚才讲了他当时是政治部主任,他对我的教导,就说以后呢,执行任务要灵活,一切从部队的实际情况考虑,不要机械地执行。第二呢,他把党组织给介绍了,对我执行那次500多个病人的收容啊,疟疾病人啊,非常重要,依靠了党组织。反映了于政委啊,马上找到了地方党,依靠党来支援部队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次呢,我感觉着第一次对于政委的接触呀,有两个体会,一个就是执行上级指示不要机械,第二要依靠党,所以在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党的领导。我就第一次受他的这个教育吧,非常深刻。第二次就是在朝鲜了。
70年代到北京看老首长。我们部队从朝鲜回来以后,他师政委,38军政委,以后呢调到二炮副政委,就是现在的火箭军了。在北京手帕胡同,多少号我忘记了,一个四合院里边,他住那了。70年代,我跟老伴从东北到上海探亲假,路过北京,因为他是老首长了,熟悉了,他爱人姜汶同志我们都很熟悉。我在师里边野战所,他们看病保健都是我负责,所以很熟悉。我说去看看老首长去。到了于政委家了,他住在那个四合院里边,都是平房了,北京的老房子了。我记得他那个房子里边,有一张大桌子,上面的电话机呀,起码有七八部,可能有十来部都多,我记得满桌子都是电话机。我当时想,怎么那么多的电话机,以后一想呢,因为他是二炮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指挥二炮的部队,在全国各地。
去看看他呢,他和姜汶同志啊热情地接待,姜汶知道,哎哟,王所长来了。就招待吃饭。我老伴王品君,到北京,没到过颐和园,她要到颐和园去看一看,我说你去吧,我去过了,她去了。于政委以后知道,他说,你爱人呢,我说是到颐和园去玩了。哎哟,他说那怎么能走着,他说我去接她去。他坐了一个车,于政委亲自坐着车,说是在哪个出口里边,我就告诉他,他去接她。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老伴都感动得流泪。哎哟,她说像于政委那么大的首长来接我,都是怪的你。以后呢,把她接回来了,姜汶在家里边,因为那时候,他们首长有人做饭了,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给我体会啊,于政委一个老首长,非常的平易近人,非常地关心下级,很有政治工作风度。看起来他不爱说话,但是非常的平易近人,那次我老伴也很受感动。哎哟,王长瑄,你单位那么大的官,咱们去还麻烦人家,我说是老首长,这是老传统了,都是爱护我们下级。我说你去颐和园看看,叫政委亲自去到颐和园的门出口去接你,我是非常的感激。这三件事,一件事情是解放战争在石门县收容疟疾病人的事情,那时是主任;一件呢是在朝鲜,二次战役我们插到敌人后方去,我们亲眼见到啊,事前的政治动员,事后呢,他在指挥所里边指挥前线的部队,要坚决顶住,一定不让敌人突破,剩一个人也要坚决战斗,没有爆破筒,用手榴弹来打,就是一定要把敌人拦住。就看出来,首长指挥战斗的那种执行上级的命令,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战争胜利为重的决心。因为我当兵就在113师,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是和于政委在113师了,所以比较熟悉。但是这三件事情呢,给我的印象最深,他确实是一个我们部队的模范政治工作者,很有政治风度,不愧是以后当了二炮的副政委,那也是大军区的首长了,给我的印象很深,教育很深。关于我对于敬山政委三件事情的回忆,就这么多了。现在虽然他已经离开人间多年了,但是我回想起来,还非常的怀念这位老首长。于敬山和姜汶:于敬山(1919-1996),安徽溪县籍,开国将军,姜汶(1930-2016),黑龙江哈尔滨籍。两位前辈相识于解放战争中,1949年结婚。下图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离休后。
是一纵二师四团(38军113师337团)的几位领导在黑龙江五常县山河屯合影,后排左起:武世鸿、李忠信、孔庆昌;前排是于敬山。1950年1月,113师及各团领导在广西,一排左起:张玉鑑、徐炜、于敬山、沈政;二排右起:邢泽、李忠信、李欣、;三排:姜利江、郭奇等。1949年113师团以上干部在柳州街头合影。前排左起:武世鸿、于敬山、张志善、邢泽、李忠信;后排左起:李欣、唐青山、姜利江、徐炜、沈政、石磊、张玉鑑。
1956年春季,欢送吴岱政委离职进京学习,照片前排左起:李忠信、于敬山、吴岱、江拥辉、曾祥煌、罗坤山;二排:刘海清、孙洪道;三排:尹培良、刘子敬、沈春光、余琳。1964年5月,陈锡联司令员在沙盘上指导演习,照片右起:刘海清、吴岱、陈锡联、任荣、张竭诚、于敬山等。1989年10月,在京38军老首长看望38军首都执勤官兵代表,照片前排坐位左起:朱家礼、李际均、邢泽、牟立善、刘海清、李光军、梁必业、吴岱、于敬山、李伟、肖健、李连秀、范天恩……1990年10月,部分健在的38军老前辈和老首长合影。左起:范天恩、邢泽、刘海清、吴岱、万毅、梁必业、李欣、于敬山、李伟。
1992年,38军老前辈老首长在京合影,左起:李欣、范天恩、吴岱、刘海清、于敬山、邢泽、李伟……1993年9月,吴岱与何云阿姨金婚纪念日,宾客满座,前排左起:张文清、凌恕、何云、吴岱、姜汶、皮新华;后排:刘海清、于敬山。如果您对38军历史感兴趣,请您关注38军子弟后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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