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瑄，1930年6月出生，山东临沭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在滨海军区二分区医训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任38军113师消毒员，护士，野战医院医生，所长，38军卫生处副处长，沈阳军区某医院院长等职，后离休。
本期为采访王长瑄老前辈远程录音制作的采访视频和文字整理。
1.38军南下到湖南石门县，收容治疗部队500多疟疾病人。
2.抗美援朝二次战役穿插三所里、龙源里，于政委带领师党委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志司的战略部署。
3.70年代去北京到于政委家做客。
请观看王长瑄前辈口述视频《怀念我的老政委于敬山同志》
【文字整理】
我当兵在113师，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就一直在113师，他在113师一直是政治部的主任、政委，一直是我的老领导。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给我三件事印象最深。一件事是解放战争中，平津战役结束以后，我们38军113师奉中央的命令，进军华中华南，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他是113师政治部的主任。大概是1949年5、6月份吧，从长江的宜昌、沙市突破了长江，打过了长江，部队接着就进行了怀化战斗，怀化战斗以后就进到湖南石门一带。到了石门一带，部队因为都是北方人，南方又是热天，五六月份了，蚊子特别多。北方的同志受不了热的气候，被蚊子咬了，都普遍地发疟疾。部队有1/3到1/2的样子，都发疟疾，那时我们叫打摆子了。部队到了湖南石门县，减员率就很多了，都发了疟疾。当时我是医生，师野战所决定我留下，因为我也打摆子发疟疾。在石门县决定我留下，收容前方不能走的指战员，收容这些发疟疾的病人。当时师野战所的所长是芦慎水，我那时就是主治医生了，决定我留下。说是你就在这里收容。他交代我，说是一定呢，你收一个都得有介绍信你才能收，没有介绍信的你不能收。于是，我机械地执行所长的指示了，凡是前方部队，就是行军了，不能走的发疟疾了人，发烧到38、9度40度的，都要到石门县。我机械地执行所里的指示，你有介绍信我才收，你没有介绍信呢，我就不收。因为前方部队继续行军，凡是掉队的有病的都到石门县，结果我按所里指示，就把他们堵回去了。当时于敬山政委是师政治部的主任，他负责这个工作，把我叫了去，狠狠地批评了我。你怎么这个样子，现在部队要打仗，你要什么介绍信啊！我说是所里边的规定，要我要介绍信的。你不能要介绍信，来，你就得收，来你就收，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你这个医生做事太机械了，部队现在的任务是打仗，消灭胡中南，你要什么介绍信啊。批评了我以后，我说好了，以后凡是来的我都收，我当时接受了于政委的批评。当时于政委是师政治部的主任。于政委不仅告诉我，以后只是是掉队的你都要收下，这个指示以外，他还把石门县，咱们地下党有6名党员，他给我做了介绍。这6名党员是一个支部了，和我都见了面。王医生，这是石门县支部书记，你有什么事情都要和他联系。当时，地下党那6名同志都表了态，说你在这里，我们一定尽全力地帮助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地给你解决。于政委除了参加这个联络以外，还交代我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交代的很详细。告诉我一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把疟疾治好。我说没有药啊，他说你想办法，跟地下党联系，石门县也有一个医院，同他们联系怎么治疗。通过和地方的联系，来想尽办法，把这些发疟疾的病人治好。当时实在太困难了，对疟疾的治疗本来有特效药，扑疟没星、疟涤平等，这些都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是那时候，咱们部队正在行军，那是解放战争困难的时期，哪有这些药呀。没有特效药，我就跟地下党联系，他们就讲说用中药的办法。用什么中药呢，就是常山、柴胡。地下党的同志讲常山、柴胡在我们石门县，因为是山区了，满山遍野都是，咱们就用这个办法来治。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可以用缝衣服的针，扎大枢穴，扎这个穴位来治。就是这几个办法。二日疟、三日疟和脑型疟，这三种疟疾，我就发动了一些轻的发疟疾的，这三种疟疾有一些轻一点儿的，我就组织他们，10个人、8个人的上山去采常山、柴胡，采回来以后就熬，熬了以后呢，病人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或者是住在祠堂里。我们山东那边叫家庙，南方叫祠堂。就住在那里面。把中药熬好了，就去各个地方发给他们喝。那时候就给我一瓶几十片的疟涤平，师野战所指示我，说这个得是团以上的首长，有病了发疟疾了，你才可以用，别的你还得用中药。
地方党组织地下党的同志很帮助，一些困难都帮助解决了。就是这一次，我一个人收了五百零几个发疟疾的病人。因为当时，国民党被打散了。漫山遍野都是哦，有时候还来骚扰我们，晚上我还得组织这些发疟疾比较轻一点的去站岗放哨。地方党呢，我说你们多帮助，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好防备，不能再受损伤了。于敬山主任交代的很清楚，把病人治好，这500多个病人治好了以后，都要带到部队里去，于主任就这样很严肃的给我交代了任务。要依靠党，执行党的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力更生。这500多个病人，除了喝中药以外，以后有一个部队的一个营长，也得了疟疾了。这个营长出了个什么点子呢，说是老百姓的讲的。说是发疟疾，把身上衣服都扒光了，在太阳底下晒，就能治好。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叫一些比较轻一点的，重的都不能走啊，轻一点儿的呢就送到外面，背着老百姓的地方，脱了衣服晒太阳。那时候没有其他办法呀，就用这个。这一次收了500多个病人，五百零几个，死了11个。死亡了，是什么死的呢，是脑型疟疾，疟原虫钻到脑子里去了。师里边还追究责任，说为什么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说一个没有特效药，中药当然有作用，但是也不是特效的；第二呢，我说是脑型疟疾，那个疟原虫侵犯到脑子里边了，我说治疗实在是困难，没有药，没有办法。这样子呢，师里还是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我完成了任务，一个呢，于政委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机械地执行任务，不是从部队实际考虑的。批评了我，受了这个教育。另外。他安排了我在石门县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这样子呢使得我呢，所有前方下来的，不能走的病人呢我都收下了。第二呢，我尽最大的努力，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总算把他们治疗了，最后在湖南常德市，在那个地方汇合了，我也交了任务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我对于政委对我的批评，刚才讲了，当时是政治部主任，记忆犹新，而且更重要的是交代了我呢，在那个地方完成任务，和党组织做了交代，所以使得这次呢，我虽然收了500多个病人，但是我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对我印象深刻，也是我第一次，在38军113师和于政委打交道。他直面地指挥我。第二次，是在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毛主席、志司决定，38军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截住敌人，前面呢，6个军，把美国和十几个国家的部队压着打，就是第二次战役的，中央和志司的决定。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决定113师，德川解放了以后，就过大同江，一夜走140多里地，第二天赶到平壤的北边，三所里（后来113师主动分兵龙源里），赶到这个公路的交叉口，堵住敌人。前面部队6个军压着敌人。敌人就开始发觉后面，哎呦，怎么也有共军了，就很害怕，所以第二次战役打得比较好，第二次战役万岁军得了名，也就是这次战役当中得的名。那时候，入朝之前，把师野战所改成野战医院了，就是原先是营单位，以后改成团单位。我们野战医院，就跟着师指挥所，当时呢，于敬山政委已经是师政委了。师长是江潮，还有其他的师首长，刘海清是副师长。我们师野战医院就跟着师指挥所。我记得，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上午了，部队呢继续行军，那时候呢，我们都还有防空了，就是那树枝什么的，都插到身上去，防空的设备。但是敌人的飞机呢，见了我们这个部队，不打。我记得当时，于政委和江师长他们研究，说是敌人的飞机，为什么见了我们不打呢，是我们伪装的关系吗，师的指挥机关讲，不是的，他们经过分析，师领导机关分析说不是的，他把我们当成是李承晚的部队了，就是南朝鲜的部队了，所以敌人的飞机不打我们。师首长们就决定，所有的部队把防空的设备去掉，就这样的大摇大摆的朝三所里进发，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师野战医院和师指挥所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记得到了一个山坡上，一个朝鲜的村庄，在那停下了，这个地方就离三所里不太远了，大概三四十里地吧。就在那个地方停下了，前方部队呢已经先后把三所里、龙源里呢，进到了，进到这个战斗位置上了，把敌人已经截断了。把桥也炸了。把两边的山头都占了，前边的敌人朝后边，走也走不了了，我们师野战医院还没有定下来在哪里收容治疗？上面说的三所里和龙源里，龙源里，就是我们113师呀，把三所里和龙源里，把这两条公路切断了。在这2个地方呢，把敌人给堵住了。我们和师指挥所在这个山坡上，因为那个前方呢，三所里战斗刚打响，前方就经常的来电话，当时因为我们师野战医院，和师指挥所和师部，行军序列是前后，所以我们也是在外边等着。师指挥所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我们就听到，前方部队向师指挥所报告情况，说三所里已经把敌人截断了。敌人现在拼命地打开口子向后跑。现在部队最缺的是爆破筒，需要大量的爆破筒，来阻止敌人的坦克汽车向后跑的势头。当时师指挥所江潮师长、于敬山政委，刘海清副师长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部司令部的首长，在一块研究，我们因为师野战医院呢，还没有开展工作，就听到，师首长斩钉截铁的命令，一定要死守，剩一个人也要守住。坚决死守，不能让敌人向回跑，把这个口子一定要顶住。这是师首长给前方的命令。前方就要求供应爆破筒，当时哪来的爆破筒啊。所以看起来，师首长对志司和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执行的非常坚决。
于敬山政委当时是师政委了，那很显然，就是他们师首长都在一起，那就是党委会了，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执行毛主席的、志愿军司令部的战略战术方针，是非常坚决的。这也是这次打胜仗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我们113师跑到敌人后方去，离前线的正面部队一百四十、五十里了，那么远了，跑到敌人的后方去了，就靠首长们的决心、必胜的信心，坚决执行中央、志司的命令。就看出来这是非常坚决的。这也是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前面已经打响了几个小时了，我们听到师首长给前方的命令，我们也很受感动。在这个时候伤员也有了，师指挥所决定，我们野战医院在离三所里大约15里地的一个地方，安置野战医院，开展救护收容伤员。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一个老百姓的小村庄，因为当时那是敌人的后方了，房子都还没被飞机打坏，没被飞机打。我们就在那里安置了救护所收容伤员。就是通过这一次，我们亲自体会到师首长，于敬山政委带领部队113师插到敌人后方去亲自指挥的场面。所以事后啊，我感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在师首长江潮师长、于敬山政委的身上。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哎呀，真了不起，上级交给命令插到到敌人后方去，一百四五十里地，第二天一定要赶到，在这种情况下，到敌人后方去，可了不得。
上边讲了，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行军当中就是上午了，敌人的飞机见了我们不打，因为我们都有防空设备，开始就是为了怕敌人的飞机，就是防空吧，要搞防空设备。但是我们插到敌人后方以后，防空设备就没有用了，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绕，绕几圈就跑了，也不打我们。当时，师首长就做了研究决定，部队把防空设备都去掉。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育，感觉师首长遇这些情况，随时做研究，随时做决策，非常英明。这样子呢，加速了部队的行军，不用考虑敌人的飞机来阻挡我们了。所以部队就能及时赶到三所里那一线，阻挡了敌人的后退。部队把三所里截断以后，敌人就发觉了，哎哟，后方怎么还有共军了，就开始撤，他前面有6个师，咱们有6个军，这样子一个对峙局面。前边咱那6个军就压着敌人，就感觉不对劲了，他就要后撤了。
撤，咱把三所里堵住了，后来又把龙源里也堵住了。这样一来就把那一线全部堵住了。这样一来呢，敌人是五六个师，他就朝后跑啊，跑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了。咱们军得了“万岁军”的名字。
我通过这一次就是感觉着我们师首长，因为于敬山当时是师政治委员了，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插到敌人后方去，坚决在各种情况，譬如部队去掉伪装，譬如指示部队剩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这样坚决的态度，反映了我们部队党指挥枪，于敬山政委带领我们师党委、师的部队，坚决把敌人堵住，堵住，最后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所以得了“万岁军”来讲，今天来回忆，咱们于敬山政委，那时候他的担子是多重、在我们部队，志司确定我们38军113师要过大同江，一夜，就是晚上开始行军到第二天，必须要插到三所里那一线，把敌人拦住。这样一个命令接到了以后，部队进行了动员。记得于政委在连以上干部动员的时候说，这一次战斗要战到最后一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部队全部要为战争服务。我们没有担架队，我们师政治部司令部也要上前线去抬伤员，也要参加战斗，就是动员了全师，哪怕战到一个人，也要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强有力的动员，非常深刻，我当时印象深，哎哟，我说这次可要打大仗了。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南下呀，在湖南石门县，我收了500多个疟疾病人的情况，他批评了我，说我机械，对我当时才20岁的医生来说，我没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就是于政委讲，那时他是政治部主任了，不是师政委。那时候南下嘛，49年，他说你这医生，要灵活机动，不能要介绍信，你就收，没事，我们师里负责任。这样子呢，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办了，他也批评了我，说你这个医生执行命令怎么那么坚决，那是我第一次和于政委打交道，他亲自给我指示。另外很重要的，那个地方党组织，依靠党，他给我做了介绍。部队朝前走了以后，我留在那了。所以那次在石门县收容啊，我第一次领略了于政委，我刚才讲了他当时是政治部主任，他对我的教导，就说以后呢，执行任务要灵活，一切从部队的实际情况考虑，不要机械地执行。第二呢，他把党组织给介绍了，对我执行那次500多个病人的收容啊，疟疾病人啊，非常重要，依靠了党组织。反映了于政委啊，马上找到了地方党，依靠党来支援部队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次呢，我感觉着第一次对于政委的接触呀，有两个体会，一个就是执行上级指示不要机械，第二要依靠党，所以在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党的领导。我就第一次受他的这个教育吧，非常深刻。第二次就是在朝鲜了。
70年代到北京看老首长。我们部队从朝鲜回来以后，他师政委，38军政委，以后呢调到二炮副政委，就是现在的火箭军了。在北京手帕胡同，多少号我忘记了，一个四合院里边，他住那了。70年代，我跟老伴从东北到上海探亲假，路过北京，因为他是老首长了，熟悉了，他爱人姜汶同志我们都很熟悉。我在师里边野战所，他们看病保健都是我负责，所以很熟悉。我说去看看老首长去。到了于政委家了，他住在那个四合院里边，都是平房了，北京的老房子了。我记得他那个房子里边，有一张大桌子，上面的电话机呀，起码有七八部，可能有十来部都多，我记得满桌子都是电话机。我当时想，怎么那么多的电话机，以后一想呢，因为他是二炮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指挥二炮的部队，在全国各地。
去看看他呢，他和姜汶同志啊热情地接待，姜汶知道，哎哟，王所长来了。就招待吃饭。我老伴王品君，到北京，没到过颐和园，她要到颐和园去看一看，我说你去吧，我去过了，她去了。于政委以后知道，他说，你爱人呢，我说是到颐和园去玩了。哎哟，他说那怎么能走着，他说我去接她去。他坐了一个车，于政委亲自坐着车，说是在哪个出口里边，我就告诉他，他去接她。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老伴都感动得流泪。哎哟，她说像于政委那么大的首长来接我，都是怪的你。以后呢，把她接回来了，姜汶在家里边，因为那时候，他们首长有人做饭了，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给我体会啊，于政委一个老首长，非常的平易近人，非常地关心下级，很有政治工作风度。看起来他不爱说话，但是非常的平易近人，那次我老伴也很受感动。哎哟，王长瑄，你单位那么大的官，咱们去还麻烦人家，我说是老首长，这是老传统了，都是爱护我们下级。我说你去颐和园看看，叫政委亲自去到颐和园的门出口去接你，我是非常的感激。这三件事，一件事情是解放战争在石门县收容疟疾病人的事情，那时是主任；一件呢是在朝鲜，二次战役我们插到敌人后方去，我们亲眼见到啊，事前的政治动员，事后呢，他在指挥所里边指挥前线的部队，要坚决顶住，一定不让敌人突破，剩一个人也要坚决战斗，没有爆破筒，用手榴弹来打，就是一定要把敌人拦住。就看出来，首长指挥战斗的那种执行上级的命令，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战争胜利为重的决心。因为我当兵就在113师，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是和于政委在113师了，所以比较熟悉。但是这三件事情呢，给我的印象最深，他确实是一个我们部队的模范政治工作者，很有政治风度，不愧是以后当了二炮的副政委，那也是大军区的首长了，给我的印象很深，教育很深。关于我对于敬山政委三件事情的回忆，就这么多了。现在虽然他已经离开人间多年了，但是我回想起来，还非常的怀念这位老首长。于敬山和姜汶：于敬山（1919-1996），安徽溪县籍，开国将军，姜汶（1930-2016），黑龙江哈尔滨籍。两位前辈相识于解放战争中，1949年结婚。下图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离休后。
是一纵二师四团（38军113师337团）的几位领导在黑龙江五常县山河屯合影，后排左起：武世鸿、李忠信、孔庆昌；前排是于敬山。1950年1月，113师及各团领导在广西，一排左起：张玉鑑、徐炜、于敬山、沈政；二排右起：邢泽、李忠信、李欣、；三排：姜利江、郭奇等。1949年113师团以上干部在柳州街头合影。前排左起：武世鸿、于敬山、张志善、邢泽、李忠信；后排左起：李欣、唐青山、姜利江、徐炜、沈政、石磊、张玉鑑。
1956年春季，欢送吴岱政委离职进京学习，照片前排左起：李忠信、于敬山、吴岱、江拥辉、曾祥煌、罗坤山；二排：刘海清、孙洪道；三排：尹培良、刘子敬、沈春光、余琳。1964年5月，陈锡联司令员在沙盘上指导演习，照片右起：刘海清、吴岱、陈锡联、任荣、张竭诚、于敬山等。1989年10月，在京38军老首长看望38军首都执勤官兵代表，照片前排坐位左起：朱家礼、李际均、邢泽、牟立善、刘海清、李光军、梁必业、吴岱、于敬山、李伟、肖健、李连秀、范天恩……1990年10月，部分健在的38军老前辈和老首长合影。左起：范天恩、邢泽、刘海清、吴岱、万毅、梁必业、李欣、于敬山、李伟。
1992年，38军老前辈老首长在京合影，左起：李欣、范天恩、吴岱、刘海清、于敬山、邢泽、李伟……1993年9月，吴岱与何云阿姨金婚纪念日，宾客满座，前排左起：张文清、凌恕、何云、吴岱、姜汶、皮新华；后排：刘海清、于敬山。如果您对38军历史感兴趣，请您关注38军子弟后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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