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9-17 02:34 http://news.chinaiiss.com/html/20089/17/a12fe9.html
1895年
日本通过强订《马关条约》从
中国攫取了巨额战争赔款和大片肥美土地等一系列侵略权益;翌年又据该约强订《通商行船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由是大大加深,而日本的经济近代化则大大加快,成为日本“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阶段的开始”。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前一方面研究较多,而对后一方面则着力较少。本文仅就甲午战争赔款对日本经济近代化的作用问题略陈管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
“近代化”一般指资本主义化,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从产生、发展到确立的历史过程。前者即经济的近代化,主要内容为生产与流通领域的产业革命化;后者即社会的近代化,主要内容为政治制度与人际关系上的宪政化、民主自由化。一般认为日本近代化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迄于明治40年(1907年)前后。笔者认为,关于日本近代化完成的时间问题,似应将经济的近代化和社会的近代化二者稍作区别:前者可以说是在明治40年前后完成的;后者则进展滞后,并未与前者同步,直到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而在此前,其社会的宪政化和自由民主化甚差,前近代社会的色彩极浓。
经济近代化以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为中心。完成这场革命,起点很低的日本却仅用了不到英国一半的时间,称得上是奇迹。毫无疑问,这首先是与明治政府有效运转国家机器、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分不开的,诸如:废除关卡,取消行会、同业会及对工商业的各种限制;允许自由择业和自由买卖土地;奖励内外贸易;创建银行,统一全国汇兑业务和币制;设立邮电机构;筑路筑港,造车造船,积极发展海陆运输事业;用国库资金大力引进先进科技和机器设备;重金聘请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努力学习先进经营管理制度。政府还特别注意引进最先进的东西,越过先进国家产业革命的某些阶段,走直接进入更先进阶段的捷径;求新务实,“和洋折衷”,引进“高精尖”务与本国产业资本、技术力量相结合以适应实际需要,加以简单化,实现国产化;根据本国特点独创新型经营方法如“综合经营”等等;深入国内外实际,大搞调查研究,充分发挥民间智士的作用,集思广益;领导者头脑清晰,行动果决。
日本民族富有为国家牺牲自我的爱国精神和“历史主动性”,素有强劲的进取心、“忠诚心”、“勤勉性”和“忍耐性”,智慧勇敢而又善学先进。这些传统的优秀品质凝成了近代日本民族的巨大活力,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因素”。然而必须明确指出:日本经济近代化的迅速实现,是与其对外掠夺尤其是与攫取中国巨额战争赔款直接相关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曾进行过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日本也不例外。尤其是明治维新后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并以军事工业为主导来带动工业化,使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军事性,这就使日本很快变成举世少有的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掠夺非常疯狂,进行侵略战争极端凶残。
甲午战前,日本的先进工业大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发展与国内市场狭小的矛盾日趋尖锐,1890年便发生了最初的经济危机。以自由竞争来实现工业化难乎其难,搞侵略战争便成了统治者一心要走的“必由之路”。正如日本史学家羽仁五郎所说:“由于日本封建资本主义的双重榨取,日本人民大众并未从贫困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因此日本资本主义便不能促使依靠日本人民大众的购买力而形成的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于是它一面在遭受着经济危机的威胁,一面就疯狂地去控制外国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这就是中日战争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最重要的条件是大量资本积累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而资本家努力采用先进科技和拼命争夺市场之根本目的,也在于把更多的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用于扩大经营和奢侈生活。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资本家阶级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市场,大捞资本,而且更直接从中国掠得一笔巨资,使经济近代化所需资本骤增,从而大大地加快了经济近代化的速度,亦即大大缩短了产业革命的时间。
二
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一下子勒索到中国赔款2亿两库平银,加上稍后勒取的“赎辽费”0.3亿两,共为2.3亿两白银,再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总计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甲午战前所借外债总额的5倍多,也相当于清政府此前所付战争赔款最高额0.2亿两的12倍!清政府由是大举外债,进一步投靠列强,列强则通过放高利贷进一步控制清政府,而清政府又将赔款和外债负担统统转嫁到人民头上,这就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经济近代化更是无从谈起,民族危机倒是空前严重起来。
但在日本,情况则截然相反。2.3多亿两白银合3.6亿日元,这是一笔数额惊人的横财!它对日本经济近代化的巨大作用,至少有以下3个方面。
1.甲午战争赔款使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迅速完成。
原始积累是产业革命的必备前提。西方通常是积累在前革命在后,日本则二者几乎同时完成⑥,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甲午战前,日本主要靠剥夺农民和盘剥工人搞原始积累,榨取农民劳动果实70%以上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并极力压低工人工资(女工工资仅及当时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10%)。明治政府动用搜刮来的国库资金加速原始积累,但国库资金很有限,年收入最多不超过0.8亿日元,而从中国勒取的赔款竟等于其国库年收入资金的5倍!当时日本财政界名人井上曾说过:“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日元。因此,三亿五千万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⑦至1903年,日本公司的实收入已比1894年增加了3.3倍。⑧同时,由于战胜勒赔,导致“信用”大膨胀,日本又得以输入外资1.9亿日元。⑨所以,如将其原始积累的终结期“划到甲午战争以后辽南条约的签订”,看来更合史实。
2.甲午战争赔款加速了日本工业化的进程。
明治政府高举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面大旗,在国家的组织、指导和保护下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近代化建设,以国营工厂为主导,扶植私人特权资本家,推进工业革命。国家改造从幕藩没收来的军事工业作为国营企业重心,同时创办“模范工厂”(多为纺织厂),培训技术人员、提供近代管理经验和生产资料,带动其他企业。后来这种国营企业逐渐普遍出现了资金缺乏、工厂停业现象。1880年开始改革,国家以极优惠价格甚至少到如同白送并可分期付款的手段将大批国营企业转卖给私人;又给私企补贴、减税和贷款。改革立竿见影,大见成效:1881~1893年间工厂由1100家激增至3340余家;1874~1893年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2.1%,大大高于英、美、法、德诸国。但直至甲午战前,日本的工业化仍未实现,其主要症结仍在于资金缺乏。
甲午战争赔款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大部分投入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促使工业化来了个大跃进。井上清指出,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巨额赔款、广大的领土,扩大了新的市场,又加上战后以‘卧薪尝胆’为名对群众的掠夺,以特权大资本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就有了飞跃的发展”。据统计,到《马关条约》签订后8年的1903年,各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总数由甲午战前1893年(下同)的2844家增至8895家,增长了2.31倍;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增长了2.8倍;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增长了1.19倍;使用原动力工厂数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长了4.54倍;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增长了2.38倍;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增长了1.2倍;轮船总吨数由110250吨增至656745吨,增长了4.96倍;出口贸易金额由8971万日元增至28950万日元,增长了2.23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4.3%(1891~1900年)。
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是工厂大规模地使用先进动力机械。日本在1903年使用发动机的工厂比甲午战争前一年增长了五六倍,在全部工厂中所占比率由18%激增到45%,向工业近代化跃进了一大步。棉纺织业的跃进尤为显著,如1887年拥有最新型环锭纺纱机的纱锭为243070个,而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次年便激增至645419个,增长了1.66倍;产量随之猛增,如1891年为160207捆,1896年增至428864捆,增长了1.68倍。日本纺织业尽管起点低,但很快就可与老牌的英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了。
在零散企业和家庭手工业比重大的缫丝业中,1896年以后机器缫丝产量也超过了手工缫丝产量。“总之,机械生产以纺织、缫丝等轻工业为中心,在日清甲午战争后确立起来了。根据1900年对民营工厂的调查,纤维工业拥有工厂总数的71%,占有发动机马力总数的46%和占职工总人数的67%。”经济史学家高桥龟吉认为日本在运用工业原动力方面,就整体而言,已越过西方原曾经过的蒸汽动力阶段,而直接跨入电动力阶段,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重工业作为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是整个工业的根基。甲午战争赔款也使日本一向落后的重工业大跃一步。因侵略战争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钢铁,1891年松方内阁即提出兴建大型钢铁厂,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1897年日本耗资1920万日元开始创办有名的八幡制铁所,资金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该厂于1901年开工,第一年便产出全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成为二次大战前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这是日本近代重工业“划时代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军火制造业的独立,日本钢铁生产也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八幡所用矿石也是“乘日清甲午战争胜利的机会,以不合理的低价,进口中国大冶的铁矿石”。
工业近代化的飞跃发展,带来了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大提高,国际竞争力自然大大增强。日本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迅速出现了进口锐减、出口激增之势,如1895年棉纱出口仅及进口量的14%,而到1897年出口量便超过了进口量。日本的海上运输随之大兴,贸易金额随之陡长。
日本产业工人和其他职工数量也迅速增多。据农商务省统计,1894年职工数为395759人,1897年激增至457913人18,不久又增至53万人。与此相关的是农业人口的锐减和非农业人口的激增,如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而到1903年便降至64%。可以说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片山潜说:“日本的工业,在这时候,由于从中国所取得的战争赔款的关系而呈现出了日本历史上空前的盛况。”事实就是如此。
3.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赔款实现了金本位制,促进了金融的发展。
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在江户时代的货币制度是金银复本位制,开国后因金币外流和墨西哥银元(鹰洋)流入,所行实乃银本位制,而且是以外币鹰洋作本位的变质币制。1871年明治政府制定《新货币条例》,规定采用金本位制,却无法实现,只好继续与英国殖民地印度和曾为西班牙殖民地300年之久的墨西哥等落后国家为伍。由于银价急剧低落和走向金本位制的世界局势日益明朗,日本乃于1893年10月成立了以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谷干城子爵为首的包括政府高官、帝大教授、国会议员、财阀代表等要人组成的币制调查会,研究讨论币制改革问题。结果在采用金本位还是维持银本位问题上,调查会委员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据计算,要实行金本位制,必须要有2亿日元的黄金储备。就连主张实行金本位制的委员,对这个天文数字也都望而生畏,认为金本位制要实行,但不一定立刻实行,待凑足了“金准备”款额再说。
一旦有了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黄金储备这个难题便一举解决了。金银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金本位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终于使日本从半殖民地化的危险中完全摆脱出来,作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环,它是表示金融的标识,即达到了和其他列强得以在世界市场角逐的阶段”。20井上清也说,日本“利用日清甲午战争的赔款”实现了金本位制,表明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成为并驾齐驱的一员了”。
实行金本位制,首先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需品和军事工业生产设备多从金本位国购入,实行银本位制时因银对金的比价暴跌而使日本大受损失,而实行金本位制后情况立即改变了。其次,日本将所得甲午战争赔款存入伦敦日本银行,作为正币准备,而在国内发行兑换券,实行一种不流通金币的特殊的金本位制,接近金汇兑本位制,日元和金结合在一起,为发展贸易和输入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其次,也为纺织业等工业生产部门进口原料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棉花进口,已由从中国转为从印度和美国,而印、美是实行金本位制的(印度此前已进行了币制改革)。
《马关条约》签订后数年间,日本金融界同产业界一样迅猛扩张。到1900年后已有银行2000余家,而且像三菱、住友等原未插足金融业的财团也有了自家银行,成了在金融和所有主要产业部门势力巨大的财阀。1901年底,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鸿池、正金等八大银行存款总额占六大城市公会所属170余家银行存款总额的51%,全国银行存款额的2/3集中在十几家大银行。
就日本全国银行已缴资本所公布的利润而言,也是从甲午战争前一年的47%增至战时的51%,而《马关条约》签订的次年更激增至64%22。不久日本便开始输出资本,1902年在华投资额已达100万美元(不包括台湾)23;1914年在华投资额已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22.2%,居第二位;到1931年更达50.9%,跃居第一。
日本金本位制实行到1929年,影响深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中国东北各地还习称日帝在当地发行或流通的日本银行券、横滨正金银行券和朝鲜银行券等纸币为“金票”。反之,巨额赔款使濒临枯竭的清朝财政更加恶化,直到1910年才勉强开始实行过了时的银本位制,而实际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
三
甲午战争的“空前大胜利”,使日本众多的文官武将捞到了闪闪发光的勋章、爵位和厚禄,使天皇直接从赔款中割取了2000万日元的巨财,更为资本家带来了无尽的财富。而这场不义之战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却只有无穷的灾难,其子弟出征者或残或亡,他们自己的血汗也进一步被榨干。一面是官僚军阀资本家长饮酣歌,狂喜狂欢,大吹大擂,一面是劳苦大众哭子悲兄,啼饥号寒——这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同一张日本社会图画上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阶级斗争并未因战争胜利而稍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工农运动迅速高涨。据官方统计,1897年就发生了32起罢工,参加者达6300人。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组织成立了职工义勇会,片山潜和高野组织成立了劳动组合(工会)期成会,并发行了机关刊物《劳动世界》。片山潜指出,日本近代工人运动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才开始的。
但是,从侵略战争中尝到了大甜头的日本统治阶级,不管劳动人民死活,一心要报三国干涉还辽之仇,要尝更大的战争甜头,疯狂扩军备战,将甲午战争赔款优先用在这个“刀刃”上,到1904年便同俄国大杀一场,从中国重又夺占了辽东半岛等一系列侵略权益。小小的日本竟能击败庞然大物俄国,足以表明它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近代化已经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稍后不久,日本的经济近代化便完全实现了。在此之前的1900年,日本还充当急先锋,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出兵12000人(占联军总数32000人的1/3强),通过《辛丑条约》又索得一笔巨额赔款。
最后还要指出,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非常得力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各类各级学校为它不断提供各种急需人才,而经济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与中国赔款大有关系。明治政府为保证实行义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除免收学费外,还在1896年实施了《市町村立小学教员教龄津贴国库补助法》,1899年又颁布《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实行各种国库补助制度。同时又特别拨出专款作为教育基金,于1899年制定了《教育基金特别会计法》和《考试基金法》,以甲午战争赔款中的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充作发展普通教育的补助费。这笔基金虽然只占甲午战争赔款金额的极小部分(不到3%),但它相当于享有选举权者每年最少应纳直接税金额的70万倍26,换言之,这笔钱相当于日本全国70万选民1年缴纳的税金,而1890年全国有选举权者仅45万人。所以这笔基金不可小觑。按规定,这笔基金专款专用,但日俄战争中还是被政府挪用为军费,战后才归还了一部分。不过,这笔资金在1900~1905年间还是起到了支持发展义务教育的大作用。“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教育作用的结果(这是夸大教育作用的一种国家主义教育观)”。国民支持教育事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政府像搞经济近代化一样大搞近代教育,促使日本近代教育同样迅猛发展。以学龄儿童就学率为例,即由甲午战前1893年的58.7%提高到战后1896年的64.2%,而到1900年修改小学校令当年更猛增至81.5%,到1912年便达到98.2%,后来便几乎完全消灭了文盲。至于中等、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其发展之迅猛,亦有一日千里之势,到了大正时代(1912~1926年),日本已完全称得上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