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检司始于五代，是县衙以下的基层组织，设置于沿边或关隘要地。宋元时，巡检司主要履行地方防治匪盗等军事功能，无行政职能。明代时，生产力恢复，人口激增，社会管理任务加重，因而赋于巡检司行政管理的职能。
嵩口镇旧属永福县和平乡(今嵩口、长庆、盖洋、洑口等地)，地处闽中各州县交界的偏远地区，境内山峦叠嶂，地势险要，匪盗猖獗，民风彪悍，故而历代以来设置有巡检司机构负责管理地方事务。明万历《永福县志》有载：“巡检司，宋建于辜岭，是名辜岭寨。元至元间，移之漈门。国朝景泰四年，巡检陈善安请移于县西之嵩口。成化八年，洪水漂流其署，乃借寓于民房。嘉靖中，民房亦毁，栖止无定。万历二十六年，巡检陈德请于知县钱正志建署。”从县志的记载可知永泰县在南宋时期即在辜岭（旧属二十六都）设置巡检司。元至元年间（1264年至1294年），为地方治安计，巡检司由辜岭移至漈门（今长庆镇上际村），称作“漈门巡检司”，简称“漈门司”。至于漈门司何时迁嵩，据《明史》（清乾隆四年成书）记载：“漈门巡检司，后移於嵩口埕，寻复故。”可见漈门司曾有短暂迁移嵩口后又回迁的历史。《永福县志》的记载则更加明确和详细，即明景泰四年(1453年)迁嵩，且之后再无迁移的记录。因此，综合《永福县志》和《明史》的记载可以推断：漈门司曾有两次迁移嵩口的历史。第一次迁移时间暂不可考，但可以推测是在明景泰四年(1453年)以前，不久后又重新迁回漈门；第二次迁移嵩口是在明景泰四年(1453年)，时任巡检陈善安基于社会管理和发展形势的需要，报请知县将漈门司再次搬迁到嵩口，并最终确定了下来。
据明万历《永福县志》和1959年编写的《嵩口乡志》记载，漈门司由上际村迁移到嵩口(旧属和平乡英达里三十三都)后，衙署设在龙福坊(今嵩口粮站所在地)，仍称为“漈门司”，俗称“嵩口司”。漈门司的编制在史籍上也有所记载，其中明万历《福州府志》载，明代漈门司设巡检1名，弓兵30名；民国七年《永泰县志》载，清代漈门司设巡检1名，弓兵12名，皂隶（低等的差役）2名。漈门司行政管辖的范围大致包括今永泰县西南地区(今嵩口、长庆、盖洋、洑口等地，旧属29-36都)。明万历《永福县志》还记载，明成化八年（1472年）漈门司衙署被洪水冲毁，只好借驻于民房。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民房亦毁，此后漈门司衙署栖无定所，直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由时任巡检陈德向知县钱正志申请在原址上重建衙署。从漈门司这段百余年间借驻民房、飘忽不定的历史，可以侧面反映出当时漈门司的爱岗敬业和清正廉洁。当地至今流传嵩口司“铁印直行”的故事，相传明正德皇帝（1505年-1521年在位）下江南时，曾微服私访来到嵩口，见嵩口司官吏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乃龙颜大悦，回京后颁发一枚铁印，凡嵩口地方公文，可不经州县，直达天听，此举可谓全国罕有，殊荣备至。
由元至清，数百年间，漈门巡检司一直沿袭旧制，至民国初年始废，其间经历多少巡检，已不可考，县志中可查的明代有23名，清代有41名。如果说嵩口司“铁印直行”只是传说的话，那么在民国七年的《永泰县志》（循吏传）中立传的这三位巡检，则是实际中廉洁奉公的能吏典范。他们分别是陆元熙、蒋炳烜和李慕荆，三人在巡检司的任上恪尽职守，建树颇丰，深得民心，永载史册。
民国七年《永泰县志》中关于陆元熙的传记如下：“陆元熙，号慎庵，浙之杭州人。同治初官漈门巡检。性廉介，鸩视势利，卓然有激浊之志。剔污弊，罢冗费，抑靡度，口不兼旨，体不重帛。约老幼士庶于乡，月谕而旬劝之服义。敦行者奖，不率者警。嵩俗喜溺女，创“拯婴局”，存活甚众。尝自言云：‘一段真精神，真命脉，流行贯注于半通之绶者，为荫此一方民计耳！'居官十余年，行李不能易敝箧。舆论称之。”从县志中可知，陆元熙是同治三年（1864年）到任，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外调，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回任，前后任期长达十余年。陆元熙品性高洁，“卓然有激浊之志”，在漈门司任上，廉洁自律，惩治贪污，厉行节约，教化民风，深得舆论称道；在他巡检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下令制止嵩口地区溺亡女婴的恶习，并亲手创立了“拯婴局”，每年组织嵩口商家筹集物资救助生产女婴者，救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拯婴局”的创举可谓功德无量，泽被万民。嵩口德星楼古渡口至今竖立着一块“奉宪永禁溺女”的碑石，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永禁溺女现象，设立时间虽不确定，但从“奉宪”（即奉行法令之意）的角度看，系当年官府（即漈门巡检司）所立，体现关爱女孩、男女平等的远见卓识和开明思想。联想到县志中关于陆元熙的记载，此碑文似乎与其有关，尚有待查考。
据民国七年《永泰县志》记载，蒋炳烜的上任时间是光绪四年（1878年），卸任时间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期前后长达21年之久，而且连任多达六次，这在记录史册的巡检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亦非等闲之辈。民国七年的《永泰县志》是这样记载的：“蒋炳烜，号幼珊，广西桂林人。分司漈门。蠢吏猾胥，伺蒋初政，相煽以炫听。蒋具烛隐慝，取其渠痛惩之。嵩有“拯婴局”，无米之炊，灶隅啜泣久矣。蒋为置产业，资挹注以期久远。先后在任二十年，剔除民垢，宿弊尽厘。”从传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桩有趣的事件，即蒋炳烜下车伊始，地方宵小奸邪，趁机煽风点火，寻衅滋事，蒋炳烜毫不退缩，逐一查明他们的罪行，加以从重严惩，足见其性格刚毅，行事雷厉风行，有勇有谋。在解决“拯婴局”经费的问题上，蒋炳烜不仅仅只依靠社会捐助，而是另辟蹊径，兴办产业，用所得利润弥补“拯婴局”经费的不足，保证“拯婴局”能够长久运营下去，显示出他长远的眼光和不凡的才干。蒋炳烜的有力措施对“拯婴局”的延续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做出突出贡献。其任职期间，剔除社会弊端，提振社会风气，取得卓越成效。
李慕荆，光绪十七年(1891年）代理巡检。民国七年《永泰县志》有载：“李慕荆，号辉山，绍兴人。莅任漈门，悉心造士，公余考课，严规优赏，详校而精别之。岁荐饥，蔬糗自节，推食寒士。尝救荒，行‘平粜法'，其言曰：‘闾阎枵腹，尚得俯首求飡，独衣冠槁立者，既不能出汗力以果腹，又不能捐廉耻以偷生。所赈宜在民先。'鸠资购地，建立“道南书院”，捐廉为绅富倡。甫成讲堂数楹，上峰殊其才，以卓异召见。”可见这位来自浙江绍兴文化名邦的李慕荆异常注重人才培养，在日常工作中悉心造就，严格选拔。同时李慕荆十分体恤民情，饥荒之年，以身作则，缩衣减食，带头接济贫困家庭。赈灾救荒时，实行“平粜法”，所得赈灾物质优先用于困难群众，体现出可贵的民本思想。李慕荆还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率先捐出养廉银两，带动地方富绅踊跃捐款，用于创建学校，终于建成设施完备的“道南书院”。嵩口的现代公立教育实肇于此，李慕荆的远见卓识为嵩口的现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嵩口，巡检司的遗迹除了“奉宪永禁溺女”碑之外，还有一块“重整义渡碑”，也是竖立在德星楼古渡口，系清宣统元年（1909年）漈门巡检司颁布的重整义渡章程，其中详细载明义渡的收费标准、安全措施以及处罚规定等，条理清晰，内容详尽，可见当时社会之进步，政治之清明。当年嵩口乃闽中水陆交通枢纽，商贸集散中心，周边十里八乡的民众频繁往来嵩口，均需在此过渡，此碑文对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此碑文的创立者是当时的巡检王宗翰，元明清时的巡检司官吏系九品或从九品官衔，而碑中所刻王宗翰的官衔竟是“钦加五品衔”，而且是“加五级记录五次，记大功四次”，这位王巡检的生平事迹尚不可考，其为何会被“钦加五品衔”至今仍是个谜，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但可以推测，“钦加五品衔”是朝廷对漈门司政绩卓著的特殊嘉奖。应该说，“重整义渡碑”是漈门司理政有方的重要物证，也是旧时乡规民约的典型范例。
民国成立后，漈门巡检司于1913年裁撤，改为南镇自治会，会址仍设在原巡检司，由地方选出吴梦麟、陈炳涛、林星煌(耀秋)等20多人为议员，吴梦麟为议长。此后嵩口地区政权形式变更频繁，先后经历嵩口保卫团、南区总团、南区区公所和第三区区署等变革。而漈门巡检司衙署旧址也在解放后拆除，改建成嵩口粮站仓库。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曾经担任重要地方管理职能，并有过卓异业绩的漈门巡检司，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之后，终于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使命，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而它所展现的廉政文化和敬业精神却永远闪耀时代的光芒，为后来者所警醒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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