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大量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裂痕,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认知的缺失。这正是为何中国、韩国、埃及等国家不遗余力地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其中流失于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
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此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王羲之痛苦不安的情绪,集国事、家事于一身,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
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被掠走失踪。1937年,日本实行“金百合行动”,在南京至少掠夺6000吨黄金,东史郎等日军到处搜刮名人字画、古玩。
当然其中由于旧中国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倒卖到日本的也很多。清朝未代皇帝溥仪逊位时,带出一大批国宝,有1200馀件历代书画珍品,经转手后,不少流失到日本;民国时,浙江静嘉堂文库藏书5万册,狼藉尘封虫蛀,湮灭在即,日本人遂以10万两白银购得,运回日本后妥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被日本商人买去的,中国不法商人倒卖出去的。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把经卷卖给外国人,而今他的子孙成千上万。改革开放后,中国有30多万座古墓被盗掘,重大文物盗窃案数千起。西汉王朝封泥相当于国务院钢印,每个仅以五元或几十元卖到日本后,可值一辆丰田车。这些让人痛心不已,攥紧拳头,却又不知如何下手。
中国流失文物在日本品种遍及青铜器、陶瓷、书画、印章、家俱、杂货等,不一而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佛像佛头,三井文库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东京永青文库收藏的书法作品,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和书画,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历代书法等,不乏绝世佳品;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藏中国清代以前古籍达7500种。日本东洋文库70万册图书中,中国古籍占1/3,以儒家经典为主,还有史籍、子书、方志、医典、历算、佛教等四十余类左右,尤以长抄本、旧抄本最为丰富,还有卷子本、蝴蝶装本、折本等,雕刻精良的宋版书收藏颇丰,元本、明本也司空见惯。
日本目前保存唐朝宰相魏征编写并供唐太宗阅览的《群书政要》原本,以及宋代出版的世界最早的植物词典《全芳备祖》原本和明朝宋应星编撰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原本,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翻译经典《四十二章经》手抄本。日本珍藏的《说文解字》原本,中国早已失传,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这些“天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宋元明各朝时,中国主动向日本求过逸书,出现倒流现象。宋太宗时,日本僧人献给中国失传的珍籍《孝经郑氏注》、《越王负孝经新义》,使得朝野震惊,宰相司马光感叹“嗟予乘桴欲往学”,大文豪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吟诵“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有关唐诗创作的规则、音律的书籍在中国早已失传,《乐书要录》在日本被发现后,中国学者竟以为是日本人伪造的。
明治时,中国人在日本访书刻书成风,并反馈回国。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收录中国古籍3万余卷,称“足偿国家甲午之失矣”。国学大师陈寅恪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但是中国本已拥有的古籍仍然得不到重视。
安阳殷墟虽在,要看甲骨文却得去日本,日本是收藏中国甲骨片最多的国家。
日本官方机构、大型财团、民间企业、各大寺庙,直到很多个人,都收藏有高质量的中国文物。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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