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张首晟，一位致力于拓扑绝缘体、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自旋电子学、高温超导等领域研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一位被杨振宁认为是下一个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获物理界多个重量级奖项的著名物理学家，去世，享年55岁，原因是抑郁症！
呃，又是抑郁症……
从林肯、梵高到托尔斯泰，从海明威、黑塞到丘吉尔，从阮玲玉、川端康成到三毛，从张国荣、罗宾·威廉姆斯到……这一串名人名单够长了，现在又增加了一位物理学著名教授……还有多少人遭受着这种精神疾病的折磨？
2017年2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官方网站发文，称全球抑郁症患者已达3.22亿人。全球范围内约有4.3%的人罹患抑郁症，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为4.2%，而这一占比还呈现上升趋势。
可惜，时至今日，抑郁症的研究仍然不够，而且仍只有少数的患者得到确诊和治疗。
更可惜的是，每当一位名人因为抑郁症死亡，确会引发一轮关注，进而引发民众对精神疾病和治疗进展的讨论，但我们关注点往往还是聚焦在悲剧结局上，是抑郁症患者的死亡比他们的生命更值得我们关注吗？
最常见的精神健康疾病往往与焦虑、抑郁，以及药物滥用有关。比如，2014年8月11日自杀身亡的美国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被认为与上述三种影响有关——尽管尸检结果显示，在威廉姆斯体内没有发现毒品或酒精。
在威廉姆斯死后的几天或几周内，有很多关于精神疾病和抑郁症的讨论纷纷见诸报端，包括威廉姆斯自杀的各种猜测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继而，舆论开始转向了对精神疾病和治疗进展的讨论。是的，社会确实需要鼓励开展这种话题的讨论。
然而，有多少讨论是聚焦抑郁症患者每天必须面对的精神困扰上?似乎更多的讨论集中在精神疾病的悲剧结局上,而不是及时进行干预。
坦率地说,似乎抑郁症患者的死亡比他们的生命更容易引起讨论。
这种状况亟需改变，而我们首先从重视抑郁症本身开始，而管理部门应该从重视抑郁症的研究投入开始。
抑郁症就不应该比癌症更受重视吗？
癌症和抑郁症之间的命运殊途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的强势宣传促使美国于1971年“对癌症宣战”。大量资金开始涌入癌症领域，催生了一个专注于认识癌症的发生机制和探寻治疗方法的庞大研究事业。
尽管那场战争还没有最终打赢，但从来没有世界领袖站出来“向抑郁症宣战”，癌症研究仍在接受更大力的资助。
盖伦·斯塔格林（Garen Staglin）是One Mind的联合创始人——位于西雅图为心理健康研究募集资金的非营利组织——他估计，美国公众每年捐赠约10亿美元支持癌症研究，而心理健康研究获得的捐赠通常不到前者的1/5。
抑郁症的偏执、内向或不愿与人沟通等特点使患者很难加入到争取经费支持的竞争中，更何况还长期存在与抑郁症有关的偏见。
“许多人仍然不承认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疾病，”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精神病遗传学家纳尔逊·弗里默（Nelson Freimer）说，“大部分人认为抑郁症只是一种人人都会感觉到的一种情绪，振作后就可以再工作。”
癌症患者分享抗争故事，为什么抑郁症患者不呢？
类似的，癌症也曾一度背负恶名，患者不想谈及他们的疾患。随着治疗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及他们与癌症的抗争史。事实上，这些变化对癌症的发现和诊断起到了助推作用：即肿瘤可被察觉、观测及手术摘除。
然而，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没有这样强有力的支撑（包括医疗进展和文化），因为这样的确定性是不存在的。
抑郁症诊断很复杂。抑郁症患者受影响的组织位于大脑内部，它们既难以察觉也不能轻易摘除，一次严格的诊断需要与精神科医生进行至少2小时的沟通。而两个均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可以显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症状。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认知与脑科学部的蒂姆·达格利什（Tim Dalgleish）说：“如果一个病人有两次抑郁症发作经历，第二次很难与第一次进行对比。”
癌症和抑郁症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紧密相连的,那就是人们对这两种疾病的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肿瘤基因组研究显示,在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肿瘤之间，每个肿瘤细胞都有不同的突变分化功能。在抑郁症的研究中,情况也同样如此。
诊断方面，仍有些进展。
针对传统的精神病学诊断方式比较模糊且重叠的弊病，2013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所长托马斯·英塞尔（Thomas Insel）采用了一项新的研究方式：
聚焦那些产生某种具体症状的病人，如焦虑或社会交际障碍（这些病症与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相关联），以减少来自人工诊断边界的干扰，产生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新型诊断方式。
“最终，抑郁症会与癌症和心脏病一样从生物学角度找到疾病的机理，去鉴别、确认相关的分子，”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神经学家埃里克·内斯特勒（Eric Nestler）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难度比我们几十年前认为的更困难一些。”
癌症“治疗”受重视，但抑郁症没有
癌症也是一个可怕的疾病（它涉及超过3 200万人且每年夺去大约800万人的生命），的确远多于抑郁症患者的死亡人数，但绝大多数确诊为癌症的患者是在接受治疗的。
抑郁症的情况呢？
世界上目前有3亿多人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其己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如果人类所患疾病哪些应该获得更多的医疗关注，抑郁症肯定名列前茅。抑郁症同时也是致残的最大诱因，多达2/3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的意念。
但是，它还是经常被人们忽视：
在英国，3/4的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及时诊断或治疗。即使被诊断为抑郁症，目前的药物也只对其中一半的患者有效。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纽卡斯尔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汤姆·福利（Tom Foley）说，“如果在癌症诊疗中出现这种情况，那绝对是一桩丑闻。”
癌症“研究”受重视，但抑郁症没有
在基础研究领域，抑郁症获得的关注远不如癌症。
癌症研究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发现了大量与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建立了基因靶向疗法和先进的动物模型。
但是，关于抑郁症的研究却似乎徘徊不前。一些曾经充满希望的治疗方法在临床研究中屡遭失败，遗传学研究也一无所获，这个领域甚至还在纠结于该如何定义抑郁症。
研究的方向很受经费投入的影响。抑郁症研究所获经费也远少于癌症研究。
201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投入达53亿美元，与全部精神疾病22亿美元投入，其中抑郁症仅仅4.15亿美元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其他地区也不容乐观：
在欧盟最近的基金资助计划中，精神疾病方面每年大约投入5 430万欧元（相当于6 700万美元），其中800万欧元用于抑郁症研究。而癌症研究每年的经费达到2.05亿欧元。
与癌症研究相比，抑郁症为何没有得到相同的关注和科学资源呢？如果获得同样的对待，那么对抑郁症的理解现在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一些人认为,额外的资金会加快破解一些挑战所需的技术研发，以及最近兴起的大脑研究热可以推动心理健康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癌症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量资金的投入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福利说,“我们有理由在抑郁症研究上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
与癌症研究高度重视相比，抑郁症研究目前举步维艰。随着欧美大脑研究计划的推进，借助神经元分离技术和激活特定大脑回路技术等新工具，抑郁症诊治亦或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平衡终将会被打破。
神经科学进展为抑郁症治疗带来希望，但是足够了吗？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基因学和脑成像工具的出现促进了疾病的研究，如揭示了抑郁症分子层面上的一些特性。
例如，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尝试通过分割组件症状，检测神经机制的方式研究精神疾病，但引起了争议。
一方面，这些研究确实有益于促进临床效益，另一方面，这些方法忽视了文化和社会因素。
这的确不无道理！
科学研究的主要致力于消除精神疾病的症状。然而这种特殊疾病,仅在这个目标上取得进展是不够的。
抑郁症带来的瘫痪、精神疾病带来的挫折感和焦虑带来的恐慌，这些症状通常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那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患者在生活上的羞辱感已经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分享他们的经验,但社交媒体活动并没有因此起到很好的作用（注意力更多聚焦在死亡本身上），这显然不利于患者的经验分享。
“许多人仍然不承认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疾病，”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精神病遗传学家纳尔逊·弗里默（Nelson Freimer）说，“大部分人认为抑郁症只是一种人人都会感觉到的一种情绪，振作后就可以再工作。”
相信，通过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技术来探测神经电信号传递肯定会取得进展（虽然这些成果对于许多抑郁症患者来说可能来的太迟了），但是,患者参与病情分享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谈论他们经历——这一趋势似乎是积极的——将有助于发现与疾病最相关的行为和因素。
比如，因此，更好地去了解精神疾病，不仅是研究发病机理本身，还包括善意的讨论以及接纳患者，可以减少疾病带来的副作用。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观点都认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时候对抑郁症宣战了！
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神经学家埃里克·内斯特勒（Eric Nestler）等人认为,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对抑郁症宣战，时机显然不成熟。随着大脑研究等相关技术的发展,现在可能是战胜抑郁症的最佳时机。“尽管可能仍需十几年的时间,”他说，“但我有信心攻克这个难题。”
小编心想，如果抑郁症是癌症就好了……
若对这类疾病足够重视，投入够多（与癌症一样多），治疗方法可能比现在更有效、更精准，人文关怀更多，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快离开我们，至少不会这么痛苦地离开我们。
我们希望他们是快乐的，就像他们曾带给我们的快乐一样。
（左）张首晟 （右）罗宾·威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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