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以重金赎，又遭别离恨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张伯驹已经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二十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一千两。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讲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了。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给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至此，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在这十年之中，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慎翻车，在峨嵋遭遇大火，在重庆和肆虐的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经历了这一切之后，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忽喇喇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徐森玉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1949年年初，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
如今居两岸，何日再聚合
1949年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刚刚把“快雪”安顿好，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二希”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了台湾。郭昭俊旧事重提，又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许下的宏愿，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只要政府“赏”他一点报酬，他必定将“二希”“捐赠”出来。
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
1951年10月2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了下落。
当时，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1951年，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职的朋友告诉庄世平，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周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
(责任编辑：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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