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蒯因
-蒯因的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承袭早期分析哲学家，特别是罗素的逻辑主义；二是实用主义
-蒯因把实用主义对经验主义的改造总结为五个转变：
①从观念到词语的转变
②语义核心从语词向句子的转变
③从句子到句子体系的转变
④方法论的一元论，即对分析-综合二元论的摒弃（维也纳学派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反思”部分）
⑤自然主义，即对寻求科学的第一哲学之目标的摒弃
（一）“本体论承诺”
1.他强调要从逻辑观点来看问题，逻辑的观点否定了传统哲学的“心灵实体”“自我意识”观念，并用逻辑主义澄清了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物体”“共相”等概念，使它们能够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一致。
2.按照这个观点，本体论问题和自然问题是同等的；这意味着，“本体论的承诺”只承认两种存在：一是物理物体，二是“类”那样的抽象实体。这两者都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概念体系所必须的设定，除此之外的设定都是不必要的假设，如传统经验论所说的“观念”“自由意志”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等，应该使用“奥康的剃刀”把它们除掉。
（二）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
1.蒯因把实用主义、整体论和行为主义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意义理论。
2.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他使用“刺激-反应的模式”解释意义；最初的意义称作“刺激意义”，它是这样形成的：
-外物对人们感官发生刺激作用，人们对此会发出言语已作出反应
-如果他们观察到这一反应适合于环境，得到其他人的赞同，那么，他们便知道特定的语词与外部刺激的联系
-经过多次重复或训练，语词作为对刺激的一种反应就固定为它的意义。
3.仅有直接刺激意义的语言单位只是“场合句”，即在特殊场合中的特殊反应。场合句与外部刺激有直接联系，记录直接经验的观察句是对外物刺激的直接反应，因此也属于场合句。
4.语词意义固定以后，不再需要外部刺激作为使用条件，而且，语词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刺激；意义取决于词语刺激作出反应的句子被称作固定句；固定句可以进一步发展为恒久句，恒久句表述的是对某些词语固定意义的恒久不变的反应，其意义与直接刺激的联系已经非常遥远。
5.但刺激意义的单薄并不表示意义本身的单薄；不论场合句、固定句还是恒久句，都是使用语言对于某些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反应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蒯因反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两分法的根本原因。
（三）整体论的句子系统
1.他认为，场合句、固定句和恒久句组成了一个语言系统，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
-“边缘”描述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知识系统，它的外围是场合句
-场合句通过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反应与经验接触，把它们的刺激意义固定的固定句“沉淀”在这个系统的中层
-而“固定句”意义的进一步“沉淀”所形成的恒久句构成了系统的核心，特别是数学、逻辑的恒久句规定思维和科学的基本规则
这三个层次是相互作用的整体。
2.法国科学哲学家迪昂曾提出科学理论的整体论：由于科学假说相互解释的整体性，一个单独的假说不能概括或预测，经验观察也不能孤立的证实或否认一个假说。
3.蒯因在迪昂整体论基础上提出“迪昂-蒯因原理”，包括两条：第一，科学陈述不能孤立的被相反的观察证据所否证；第二，面对相反的观察证据，通过修正其他陈述，任何陈述都能成立。
4.他认为，一个观察句与经验证据的冲突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观察句或场合句的经验证据来化解；当越来越多的观察句或场合句面临不利的经验证据时，可以通过修正固定句来化解经验与语句的冲突；当修订固定句也不能奏效时，就要在数学、逻辑的核心修改恒久句，这意味着要对知识系统和思维模式作重要调整；蒯因认为，完全改变我们的知识概念系统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四）译不准定理
1.在蒯因看来，既然言语是对直接或间接刺激的可以调整的反应，那么，语词与外部事物之间就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据此，他批判了“博物馆的神话”，即那种认为每一言词都有一个固定指称的观点：即使对于同一外物的刺激，不同语言系统中人们的反应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他们的刺激意义也完全不同，不能相互沟通。
2.按照整体论的句子系统，单个句子的意义由系统决定，即使直接的刺激意义，也要通过概念才能被理解。据此，他否认了概念系统不同的两种语言彻底翻译的可能性，提出了“译不准定理”。
3.维特根斯坦已经指出，直接指证实际上不是最基本的语言活动，人们在从事这一语言-游戏之前，已经就指证对象达到了某种默契；蒯因进一步设定了一种极端情况，即最初的没有任何默契的直接指证活动，他称之为“基本翻译”，它开始于与感官刺激有直接联系的场合句
-由于不同概念系统中的场合句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同，如时间、空间、类、整体、部分等，因此，不能以刺激意义为标准来翻译两种语言的场合句
-也就是说，语言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是不能翻译的，因为不同概念系统的背景知识（指固定句规定的概念意义，以及恒久句规定的分类思维原则等）不可比较，这种不可比较是因为没有一个中立的、不受概念系统影响的共同标准。
4.蒯因并不否认各种语言相互翻译和交流的可能和现实，而是强调，不同概念系统语言的翻译是不准确或不确定的；他用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整体论的语言观：接受和理解一种语言就是接受和理解这种语言的概念系统，翻译充其量只是初步的准备和辅助。
二、实在与真理
克里普克
1.克里普克提出了关于名称的历史因果理论。
-英美哲学家关于名称意义的研究，可追溯到密尔，他认为，名称分专名和通名：专名只有外延（指称），没有内涵（含义）；通名既有外延，又有内涵
-弗雷格和罗素都认为，专名既有指称，又有含义；专门的含义由限定摹状词加以定义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有指称而无含义，命题有含义而无指称；后期认为专名的含义不是一个，而是一簇摹状词
-克里普克恢复了密尔的观点，认为专名只有指称，并用历史因果性的解释代替限定摹状词的解释
2.克里普克指出，限定摹状词不是专名意义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克里普克借助的是模态逻辑，其要义是：如果用摹状词来定义专名，则定义满足不了模态逻辑所要求的必然性。
-他的观点是，专名与限定摹状词的区别从模态逻辑观点看是必然与偶然的区别：专名是对象的固定记号，他与对象的存在有着必然联系，在那个对象存在的任何条件下，他都存在；反之，限定摹状词只是对象的偶然记号，与对象的存在并无必然联系。
3.克里普克区分专名和限定摹状词的目的在于否认专名的含义。
-他肯定专名只有固定的指称，它与所指对象的固定联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果链条
-这就证明，专名的意义不取决于关于对象的知识与信念，而取决于说话者与对象之间的历史因果联系
4.根据克里普克的解释，专门的意义是后验的，但却是必然的。克里普克于是得出一个结论：除了康德所说的先验必然真理和后验偶然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后验必然真理和先验偶然真理。
5.他们用通名的意义说明了这些真理的性质。
-通明既有含义，又有指称
-通名的含义由定义表达，通名的定义最初是先验偶然真理；“先验”指定义是在没有或缺乏经验的条件下人为制定出来的，“偶然”指定义不充分或不正确
-通名的含义也是在历史中一环一环传播的，其指称并不固定，因含义的变化而变化；含义在历史中不断受到检验、修订，终于成为后验必然真理；“后验”指在经验中获得并被经验所检验，“必然”指表达固定的本质属性。
6.克里普克关于通名的理论也是历史英国理论，但更强调经验知识的决定性作用。
7.总的来说，他的意义理论既考虑到名称与对象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又考虑到社会交往、历史变化等语用学因素，表现出一种新的综合。
戴维森
（一）实在论的真理观
1.塔尔斯基给予“真理”一个语义学的定义：p为真，当且仅当p。
-塔尔斯基的定义属于元语言，即表述语言性质的语言。
-这一定义表明了对象、命题和真理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命题为真的条件是对象确如命题所表述的那样。
-这满足了“与对象相符合”这一真理的基本要求。他的定义用形式语言表达了“符合说”的真理观。
2.有不少人认为，它并不比传统的符合论具有更多的实质内容，而且，它的形式似乎是同义反复。塔尔斯基本人也申明这一定义不能被运用于自然语言。
3.针对种种责难和误解，戴维森说明了塔尔斯基的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联系
-他认为，塔尔斯基关于真理的定义是一个惯例，他称之为“惯例T”
-“惯例T”表达出一种绝对真理论，即不再诉诸其他的解释模型来解释真理，而是把真理还原为句子的真理条件；它消除了传统真理理论的含糊性，特别是反对把真理等同为某些实质性的内容
-“惯例T”明白地表达出真理的语义学特征，并在语言结构内部寻找这一特征，这又避免了指称理论的困难。
4.戴维森还认为，“惯例T”不应只是一种形式语言，而应该被应用于自然语言；“惯例T”进入自然语言，需要与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真理问题。
-“惯例T”规定的一个句子的真理条件实际上是对这一句子意义的解释。
-但在意义领域，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和说话者的因素
-戴维森把时间t和说话者u称作指数因素，真理概念要用Ts（真句子）和t、u三个谓词表述，“S是真的”意味着“S对于说话者u在t时真的
-戴维森把他对“惯例T”的修改称作“惯例φ”
5.与“惯例T”相比，“惯例φ”的意义在于
-首先，它比“惯例T”更接近于符合论。塔尔斯基的定义把真理看作仅仅是句子的性质，戴维森的“惯例φ”则说明，真理不是句子的性质，而是句子、说话者和时间之间的一种关系，因而比“惯例T”更加忠于事实
-其次，由于增加了说话者和时间的因素，“惯例φ”具有经验性，因此是可检验的；而“惯例T”仅仅是形式化语言，不包含经验因素，因而不能接受经验检验
6.经过“惯例φ”的改造，戴维森在关于真理的形式化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了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他的成就在于，用形式化和自然语言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阐述了符合实在论的真理观和意义理论。“惯例φ”因而又被称为“戴维森纲领”。
（二）异常一元论
1.英美哲学界一直存在着物理主义（或行为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戴维森提出的“异常一元论”是一种有调和倾向的物理主义。
2.戴维森的“异常”把自然法则问题转化为语言使用问题。
-他从语言分析入手，首先肯定语言的使用有意向句和非意向句的区分：意向句以表示意向的动词（相信、怀疑、想要、命令，等）作为主句的谓词，后面跟一个从句表示意向内容；非意向句只是对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愿的物理事件的描述。
-戴维森说明，这两类句子的区分并无本体论的意义
-从本体论上说，只存在着物理事件和状态，心理事件和状态只是在头脑中发生的极其复杂的物理事件和状态；并且，世界上只存在着物理规律，不存在心理规律。这就是物理主义的一元论
-但他强调一元论的异常性。从理论上说，物理规律应该而且可以给予包括心理现象在内的一切事件以严格的决定论解释，但事实上却做不到。因为心理事件包含着信仰与欲望的参与，我们在语言中不能把心理因素的所有物理原因一一标明、解释清楚，不能像给予物理世界那样给予心理事件以决定论的预测。
-因此，虽然在本体论上不存在身体和心灵、物理和心理的鸿沟，但在语言上却存在着两种解释和预测的方式：严格的决定论方式适用于物理事件；意象句则是对人的心理事件的“异形的概括”或大致的解释。
3.那么，判断意向句的真假的标准是什么呢？-戴维森说，任何意向句都涉及心理上的整体解释，与意向者的欲望和信念体系相关；因此，意向句的真假归根到底取决于意向者的信念体系是否正确；信念体系不仅指某种信念状态，还指导致人们行动的“前态度”（欲望、冲动、道德观念、审美习惯、社会习俗，等等）。
（三）好意原则
1.戴维森认为，人的信念体系构成了他们行动的必要性的最初理由；为了强调人的行动的理性，戴维森提出了“好意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抱着与人为善的好意去看待别人的信念体系，肯定在一个意向体系中，大多数信念都是正确的，错误的信念相对而言是比较稀少的，需要加以特殊的解释。
-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信任一个信念体系的正确性；即使非理性的行动，也应看作是理性范围内的失败，而不是无理性或反理性
-从理论上说，好意原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原则，它肯定一切信念体系都是在自然进程中形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排斥异己。
2.信念体系的正确性当然也有其内在标准，这就是理性和融贯等逻辑标准，以及信念、欲望和行为之间协调一致的实践标准；但这些内在标准是一切信念体系共有的，因此，他们也是好意原则的依据；戴维森相信，不同信念体系的合理性是可以相互贯通的，人类的概念体系是相同的，不同于有理性的人的概念体系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
3.戴维森的好意原则是与他的真理观相辅相成的，两者都要求，我们应当相信大多数人是有理性的，是真理的信仰者。
4.戴维森关于人的行动理论被称作大众心理学；大众心理学自觉地保持与自然科学的距离，强调大众心理学不能被科学心理学所代替，将来也不能与科学心理学相融合，更不能被还原为神经生理学和物理学；大众心理学的任务是理解人，其途径是通过合理的、但非科学的解释，把人的行为和意图（包括欲望和信念）理性化，最后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达到共识的目的。
（四）“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
1.从实践上说，蒯因的“译不准定理”不利于不同信念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甚至可能导致以邻为壑的文化相对主义。
2.戴维森认为，译不准定理的前提是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的区分，它以不同的概念图式没有共同标准为由，否认它们所包含的经验内容的句子能够准确地互译。
3.他把概念图式与经验内容的区分称作蒯因批判的经验主义两个教条之外的第三个教条
-戴维森批评说，概念图式是用语言表述的，认为存在与我们的概念图式完全不同的概念图式，实际上是用我们的语言表述一种根本不同于我们语言的概念图式，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
-戴维森说，把我们的语言区分为起组织作用的概念图式与有待组织的经验内容，这本身是一种二元论；戴维森认为任何语言都是组织形式和经验内容的统一，没有必要区别语言的图式和语言的内容
-他认为，那种认为概念图式起组织经验内容的观点是出于对“组织”概念的误解；“组织”并不是语言之外的标准，而是语言自身的功能，它不能与语言所表述的经验事物截然分开；同样，不能说经验内容有待概念图式“处理”，因为不存在独立于语言同时又需要语言去处理的经验内容。
4.面对戴维森的挑战，蒯因回应说，他所设想的概念图式并不是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第三者，他承认戴维森批判“文化不可通约性”的相对主义是有效和公正的，但无需因此就在理论上否认语言的“译不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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