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血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孤悬于反革命势力异常复杂的上海。而各个革命根据地又分布在东南、两湖和西北等地的偏僻落后闭塞山区。建立秘密通道、打通地下航线成了当务之急。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党中央开辟了一条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秘密通道，这条通道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永定等地，最后到达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建立的很早，存续的时间较长。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直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一直畅通无阻，没有中断，这是一个伟大奇迹，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书写的一部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壮丽诗篇，它在传送文件、护送人员和采购运送物资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被世人称为“苏维埃血脉”。

构建“血脉”，  开辟中央到苏区的秘密通道

中央秘密交通线这条“血脉”的构建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苏区实际状况决定的。

国内形势的需要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李维汉、任弼时等提出“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并于8月21日发出第三号《通告》，建立中央交通处，构建全国交通网。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通道。同年，中央决定成立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并开辟了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等三条交通线。

 1929年5月，红四军没有电台无法及时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成为“断线风筝”，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第一次反“围剿”后，苏区红军干部奇缺，军用枪械、急救药品严重不足等问题也相当突出，苏区食盐、煤油、火柴等民生物资也相当匮乏，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被扼杀的威胁。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党中央于1929年10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建起了电台，建立了中央与广东省委的电讯联系。发给赣南、闽西红四军的电报，也由香港地下交通站派人送往大埔，再转永定。这一过程一般需要将近10天。虽然比过去从上海至香港的航运快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中央对红军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要通过香港电台转到闽西、赣南还要一段时间。由此一来，在汕头、大埔、永定建立交通站，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29年12月去信广东省委：“建立各地交通处，与赣、粤、闽三省建立交通网”。

“闽西工农通讯社”的启示

1930年2月，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建立闽西交通机构，对外称“工农通讯社”。11月，改称“闽西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蔡义昌为主任。为此，中共闽西特委设立了5条交通线：第1条，从龙岩县经坎市到湖雷；第2条，从龙岩县经铁山到江山；第3条，从龙岩县到上杭县；第4条，从龙岩县到漳平县；第5条，从龙岩县到南靖县。

永定位于闽西南部，北邻龙岩、西接上杭、南接广东大埔、梅县，地理位置独特。二十世纪初，韩江、汀江水运开始发达。韩江水运从广东潮州开始，途经大埔三河坝后，进入汀江，再从广东茶阳、青溪进入永定，是闽西苏区的南大门。为了解决闽西苏区的经济困难，巩固新生的闽西苏维埃政权，中共闽西特委特别在国统区大埔青溪建立了交通站，主要负责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的日用百货和军用物资。

1930年5月，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毛泽东，在听取闽西特委领导人关于闽西交通线特别是青溪交通站（即由闽西工农通讯社主管领导的）发挥特殊作用的汇报后，称赞交通线作用非凡，并把交通线形象地比喻为“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同时，建议中央尽快把香港与闽西交通连接起来。

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

1930年9月，共产国际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要调动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与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根据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加强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工作，中央决定开辟通往各苏维埃区域的交通线，并建立中央交通局专门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秘密交通线工作。

中央的最大决心和正确决策

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列入“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并把军委交通总站和外交科合并成立中央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中央拨给交通局的经费是专款专用的，任何人都不准拿走，体现中央办好交通线的最大决心。并强调联络地点必须做到“城市有店家、水上有船工、乡村有站点”。

闽西特委和广大军民的鼎力支持

中央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与闽西党、政、军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他们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配合。特别是邓发、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为交通线运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发，是我党隐蔽战线上具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早于1928年就主持建立中共香港特科，1930年12月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后，领导闽西交通大站（对外仍称 “闽西工农通讯社”），亲自选配物色交通员，并把自己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独特经验传授给每位交通员。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在主政闽西期间，对中央红色交通线各交通站给予人力物力上最大的支持。与交通大站负责人李沛群一道设计线路走向，布设交通站点，亲自挑选物色闽西境内各交通站交通员，并把汀连县苏维埃主席赖兴银、永定县苏维埃副主席罗助发和叔父张善元等一批最优秀的苏区干部推荐给闽西大站担任交通员。

县委书记肖向荣（开国中将），由于交通大站设在永定，作为辖区首长，对交通线工作也非常重视和支持，他对闽西交通大站表态，如果需要地方干部调任做交通，将“毫不保留给予满足”。同时，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护脉”要员，经常带领武装巡查交通线。

县苏维埃主席范乐春，在担任县苏主席期间，非常重视和支持交通线工作，多次指挥运送物资和参与接送领导。１９３０年，亲自带领武装人员接送了聂荣臻等一批重要“客人”。

时任闽西红军第21军第3纵队纵队长的卢肇西，受红一军团政委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只身前往上海汇报建立通往闽西中央苏区交通线的计划。在上海，他与周恩来一起研究制定了建立上海至闽西苏区交通线的具体方案，然后往返多次踏看沿途各站点，为交通线建设作出了贡献。

呵护“血脉”，  用鲜血和生命浇筑生命线

秘密交通线这条“血脉”的安全有序运行，得益于闽粤赣各级党组织和闽西、赣南苏区军民的同心合力。

确定秘密通道走向

这条线路大的方向是固定的，但站与站之间经常会有变化。比较固定的有五条，第一条：上海--香港--汕头--潮州--三河坝--青溪--多宝坑--铁坑--伯公凹--桃坑--凤城--合溪--太拔--虎岗--大洋坝--溪口--白砂--旧县--南洋--涂坊--四都--荣坑--大杉岭--瑞金。第二条：上海--香港--汕头--潮州--三河坝--青溪--多宝坑--铁坑--伯公凹--桃坑巫屋--金砂古木督--大水前--丰稔严坑--白砂--旧县--南阳--长汀--瑞金。第三条：上海--香港--汕头--澄海--饶平黄岗--平和九峰--象湖山--湖雷--虎岗--上杭--长汀--瑞金。第四条：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蕉岭--平远--江西寻邬--安远--会昌--瑞金。第五条：上海--香港--厦门--漳州--龙岩--永定--上杭--长汀--瑞金。第一条中，永定县城、虎岗被敌侵占后，永定和上杭境内的交通线路变为桃坑--古木督—半山—石塘里--雷袍山--张芬--太拔--茶地--白砂。

规定中央交通线目标任务和选配交通员

1930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筹划下，一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数千里交通线建成了。周恩来给李沛群站长布置了四项任务：一是把闽西交通大站搬到永定的边界上去；二是为了完成党中央决定的“从白区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的任务，一定要做好护送工作；三是要输入药品和军需物资；四是要从上海输送大的电台到苏区。

任务确定之后，就是选配交通员。选配交通员的条件极为苛刻。当时，周恩来给中央交通局首任局长吴德峰定了几条选配原则：首先，党龄要长，政治上坚定可靠；其次，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灵活，枪法要准；第三，身体要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第四，要有一定的文化，记忆力要强，不能说梦话，能够快速识别陌生人。为了减少风险，当时许多文件、情报的传递是“无纸化”的，往往要求交通员将传送的文件全部背记下来。

闽西（永定）交通大站运行情况

1930年12月，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永定虎岗，闽西交通大站设在该乡虎西村宴田公祠。虎岗沦陷后，大站搬到上杭溪口高寨坑和永定县城秋云楼一段时间，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大站站长李沛群把交通大站搬到更加安全的金砂古木督。随后，又组建永定合溪中站、广东青溪中站、永定城关站等，负责接送来往苏区的领导，传送秘密文件，采购、运送食盐、煤油、药品等物资到苏区。

闽西交通大站下辖有青溪和合溪两个交通中站，合溪中站位于县城西北部的合溪乡。1931年至1932年间，中共永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设在这里，是当年的红色堡垒。坎市、湖雷等地的国民党军张贞部和县保安大队经常来袭扰，但由于群众基础好，加上又是通往闽西交通大站虎岗和前往上杭、长汀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决定在此设立交通中站。

 “护脉先锋”赖际发

赖际发，早年随南昌起义部队征战广东，熟悉闽粤交界地区的地形地貌。1931年，时任闽西红军第12军第105团政委的赖际发接军委指示率部保护闽粤交通线，为了出色完成这一特殊任务，确保交通线安全运行，保持苏维埃血脉畅通无阻，他穿山林、过溪涧，住山寮、扎营寨，活跃在闽粤边界的红色交通线上，成了一位出色的“护脉先锋”。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建材工业部部长。

声名远播的“四大交通员”

李沛群、肖桂昌、熊志华、曾昌明都是中央专职交通员，政治军事素质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个个机智勇敢、身手不凡。主要负责由上海交通局至香港大站、汕头直属站、青溪交通中站等白区地段的护送任务，被誉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

李沛群，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交通局闽西(永定)交通大站主任(站长)，是闽西交通大站首任站长。闽西交通大站是大陆唯一的一个大站，它管辖着广东青溪中站和福建合溪中站。为交通线的运行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他历经艰险，亲自护送邓颖超和项英的妹妹项德芬、余长生夫妇等4人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安全地到达中央苏区。

肖桂昌，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任职中央交通科，建国后任化工部副部长。1931年12月，他作为中央交通员全程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中央苏区立下汗马功劳。他熟悉广东潮汕地区和客语地区，被人称为“小广东”。

熊志华，永定人。是闽西苏区成长起来的优秀交通员，他作风顽强，头脑机警，早期负责闽西苏区与福建省委的联系工作，因工作表现优异调任中央交通局，任内部交通科交通员、中央秘书发行科总收发、交通科副科长、交通联络站副站长。被人称为“交通线上的优秀耳目”

曾昌明，大埔交通站站长，建国后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由于大埔交通站设在戒备森严的汀江码头，是“虎口交通站”，因而他被人称为“虎口藏身之人”。

牢记主席教诲，革命信念不动摇

1932年春，交通线上的永定西溪物资储备仓库储存了一批苏区急需的紧缺物资，根据交通大站指示，要仓库负责人张发春尽快把物资运送至江西，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挑夫，并叫长相比较高大威武的哥哥张发泰一起协助押送，到瑞金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他哥哥向主席诉说了做交通工作的艰辛和所要承担的风险。毛泽东主席听后鼓励他讲了四句话：同志，眼光要看远一点；要各尽所能；大家要共同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张发泰说，50年后，他还记得毛主席对他说的这句话。

张发春是一位1930年入党的交通员。他以毛主席的教诲当作工作动力。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时，他都会想到毛主席对他说过的话。交通员工作一般都是夜间行动，爬山路是他们练就的基本功。当时，广东青溪是国民党统治区，永定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从青溪中站到古木督大站来往一趟90多华里，交通员下午出发，当天晚上就得赶回古木督，但张发春他们从不叫苦、从不懈怠。

杀头不要紧，只要苏维埃。很多交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心中信仰苏维埃，他们相信苏维埃政府一定会给广大民众带来美好生活，因此，他们革命意志坚定，敢于吃苦，不怕牺牲。邹春仁就是一位典型代表，他是闽粤交界处桃坑交通站的一名交通员。由于该交通站是入闽第一站，位置极其重要，他动员家属一起做交通工作，成为交通线上出色的交通员，该站成功地接送了周恩来等一批重要领导。

开国少将刘永生的母亲何细妹(1906-1936)，也是严坑交通站的交通员。1936年被民团陈荣光部抓走，遭到严刑拷打，要她供出交通线的秘密和他儿子的下落，但是，何细妹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凶恶的敌人残杀，壮烈牺牲。同一时期牺牲的交通员还有郑启彬、赖义斋、张超、杨雄初、李永源、张荣喜、张利传、吴昌禄、张善元等。他们把红色交通线看得比生命还重，真正践行了“头可断，红色交通不可摧”的庄严承诺。

融入“血脉”，为中央苏区输送养分

秘密交通线这条大“血管”源源不断的养分滋养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交通线就没有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就没有闽西、赣南苏区的繁荣稳定，就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

打破经济封锁，采购运送苏区紧缺物资

1933年，为了采购食盐等民生物资，稳定苏区经济，中央成立工农通讯总社和中华贸易公司，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为此，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永定县城被广东军阀占领后，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即永定大站)便指派李永源同志在县城开了一间“源记号”商行，负责在白区套购物资。苏区需要什么物资，商行就大量购买，只留一点点出售以应付门面，而且把出售价格抬高，造成顾客稀少，保证有充裕的物资能运往苏区。同时还在城内争取了“万丰布庄”“裕兴祥京果店”等五家商行为我服务。这五家商行共为苏区采购了上千担的紧缺物资。后因泄密，这几个店家老板李永源、张荣喜、张利传、吴昌禄都惨遭国民党杀害。

运送黄金，上缴党中央经费

当年闽西、赣南苏区在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时，除了粮食、布匹留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外，黄金、白银、钞票要集中上缴中央，作为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经费，提款、押款工作都要由交通员来完成。1933年1月前，中央红色交通线先后提款并安全运送黄金10多斤，还有银元、纸币等货币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驻地，为白区党的建设和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支持。

采购电台，为中央红军安装“顺风耳”

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在中央苏区建立电台成了当务之急。采购修理枪械的五金器材和无线电台等通讯器材，成为交通站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但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下，电台、电讯器材采购运送十分困难、艰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交通局指示香港交通大站和闽西（永定）交通大站在香港购买电台零配件，送到赣南红军总部。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机智巧妙而又勇敢地把电台经水路、陆路一站接一站送到中央苏区。1932年中央苏区第一部电台终于在赣南架设。有了电台，朱毛红军如虎添翼，中央红军队伍得到不断的发展壮大。

传送文件、情报，为中央苏区装上“千里眼”

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是交通线另一项重要任务。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等地，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在蕉岭与朱德会合，随后返回闽西，参加定于12月28日召开的在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

护送周恩来、李德、聂荣臻等重要“贵客”

1931年4月、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等一批中央机关领导干部迅速转移，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

周恩来在中央交通员的护送下，一路奔波来到青溪中站。在交通中站站长卢伟良和桃坑站长赖德胜的护送下，经铁坑、伯公凹、桃坑等站到达永定县城交通站秋云楼，然后经由西溪、半山、天丰到达永定县委、县苏机关驻地合溪，住孟良公祠。１９３１年12月18日，周恩来一行风尘仆仆来到永定合溪，正值共青团永定县代表大会在外石塘孟良公祠召开，周恩来即兴在会上发表演讲，首先肯定了苏区青年做出的工作成就，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并代表党中央对共产青年团性质作了科学阐述，鼓励全中国青少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是交通站接送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中共中央苏区局指示，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他安全护送到中央苏区。护送李德是交通站自建站以来遇到的一项最为艰苦、最为棘手的工作。但交通员克服困难，在护送过程中，在崎岖山路上采取“一推二拉三背”的办法，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而难忘的护送任务。

聂荣臻是交通员护送的另一位重要领导。1930年，时任永定县苏维埃主席的范乐春接到特别指示，要她骑马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亲自接送一位“要员”，这位“要员”就是聂荣臻，根据聂荣臻回忆，他来到永定苏区时，“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县委书记来接我，我激动地说：我终于到家啦!”。

这条交通线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先后护送了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等200多名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到苏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到1931年1月，中央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加强领导；第二次是从1931年2月至1932年底，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大部分同志必须转移到苏区，随后中央机关也迁至中央苏区；第三次是1933年1月至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这些转移到苏区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成为红军的重要指挥员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如果没有中央交通线，没有这条“血脉”，就没有江西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这条交通线是条永恒的血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