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战犯艾克曼在接受审判时为自己辩解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个人是无罪的。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一书中分析其罪行的来源时,将其表述为一种“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艾克曼曾经亲手签发了处死上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他看上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邪恶无比的魔鬼,而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他的“个人素质极其肤浅”,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拒绝思考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对经手的事情,他这个人根本不过脑子,也不具备任何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甚至即使纳粹垮台,这样的人也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新政权所加诸的各种规则,照样当他的“好公务员”。阿伦特认为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宛如行尸走肉。“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 鲍曼也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道德评价完全外在于行动本身”。他说,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但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正常人”,在虐杀风暴到来的时候很快就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平庸的“普通法西斯”的参与,才可能使“奥斯维辛”式的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这就是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审判中获得的启示。这种 “平庸之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普通人的心灵之中,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当善良的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灾难发生了,一切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