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人们一直关注和探讨着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的现实意义，面对有着深厚传统底蕴的中国艺术，他们在继承艺术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尝试着从优秀的传统中找寻创作能量的多种可能性，并吸纳各种艺术养料，从而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注入新鲜血液和生命力。本期［时代人物］推介国画家朱颖人，朱颖人的求学从教、传承研习的历程和相应作品，展现了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以潘天寿、吴茀之为代表的老先生们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同时体现了朱颖人传承和创新中国画笔墨的心路历程。［本期名家］王少军是从学院派走过来的，他的雕塑创作体现着良好的基本功，完整的造型能力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而近期的创作体现出他一种自我的突破，开始放弃了自身固有的传统形式，而开始了现代雕塑的尝试。——阴澍雨、张译丹
朱颖人 (右) 接受王犁采访
朱颖人 (1930— ) ，江苏常熟人，年幼受常熟画家蔡卓群先生启蒙，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后转考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现中国美术学院) ，留校任教至退休。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潘天寿基金会常务理事，吴茀之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西泠印社社员。出版《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1990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画名家——朱颖人》(200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道承东南——中国画创作与思考》(201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朱颖人老师，您好！我受《美术观察》编辑部委托与您进行访谈。您是常熟人吧？我们先从您小时候的经历聊起。朱颖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小时候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的逃难中度过，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因为战乱没有系统地读过小学。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惜。逃难基本住在常熟附近太湖、阳澄湖一带，生活不安定，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常熟地处长江以南，我们想逃到长江以北去。有个船家来江南卖完花生，可以载我们到江北去，等到要出发了，我的父亲觉得不妥，若是在途中将我们抛到水里，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去。在无锡、昆山附近逃来逃去，等回到常熟，我也十来岁了，读小学的阶段，学习了几句日语。家父在常熟开了一家中型的服装店，想要后代里面有个继承衣钵的人，姑姑的子女去上海做学徒。父亲为了留住我，想了一个法子，让我在店里有生意的时候，招待来的客人，没有生意的时候，可以在帐台上画画，我当时15岁，也没有明确表态。父亲带着我去苏州陈摩先生家学画，因为苏州与常熟之间还是往来不方便，陈摩先生给我介绍了常熟画家蔡卓群先生，他教的很用心，我年纪小不太理解老师讲的道理，没有很好的入门。等我17岁的时候，要考虑今后的生活问题，也不喜欢跟父亲做生意，之后报考了苏州美专。
朱颖人：我之前跟着蔡卓群老师学习，对画画的基础知识还是有一些印象，考虑到要解决今后的生活问题，需要去读书深造，做一名小学老师也是好的，17岁就去读了两年苏州美专。王犁：那个时候您在常熟且年纪还这么小，是如何知道苏州美专这所学校的？朱颖人：常熟和苏州很近，相差八九十里路而已，多少可以获得点消息。我考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看别人画素描、画石膏像，从未接触过，只好一边看一边照着画，就这样考取了，当然也很高兴。
1961年，朱颖人 (右二) 随潘天寿先生等人到温州江心寺参观苏州美专是私立学校，学习西洋画，学费、生活费都很贵。听说还有另外两所美专，上海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杭州这所学校是国立的，费用比较少；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一样都是私立的，我就想办法来杭州读书。正值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连我在内一共四位同学，初夏时节结伴来杭州考试，我19岁，其他两位男学生也是19至20岁，还有一个女学生，全部都考上了。之后大家回家拿行李准备去杭州学习。开始说好的马车，没有来接我们，第二天才来接上了我们4个人和行李，来到了轮船码头，只有苏州到嘉兴的船，嘉兴再乘坐火车到杭州。船开到离嘉兴还有20公里，碰到国民党的散兵，船上这些老太太吓得要命。我们只有铺盖和一些画具，并不是太贵重，想想问题不大，土匪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他们船上去，连被褥铺盖也不能幸免。我们几人到杭州，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想到以后怎么办啊？我跟他们理论，要回了我们4个人的被褥铺盖。到了嘉兴以后，我们就在火车站边上睡了一晚，第二天火车来了，就赶往杭州了。到杭州后，我跟学校讲我们在路途碰到土匪，一些证件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接待新生报到的朱金楼老师，让我们先报名再说，就这样进了学校。学校读书只要交伙食费，大概每月8块钱，其他费用都不要，材料费也无需太多，所以心里很高兴。教我们的是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张漾兮，倪贻德和张漾兮是进步教师，特别是张漾兮较靠拢延安方面，用当时的话讲，上课比较正规。学校已经开始批判林风眠是过时的“形式主义”，他讲课有些小心翼翼了。所以我们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向我们诉苦：“我画的东西很写实嘛，为什么还要批评我？”他1951年就离开学校到上海去。
1961年，朱颖人 (右二) 在吴茀之先生家中听课王犁：查看中国美术学院的历届名录，您是1949年上的国立艺专绘画（三年制），马玉如、方增先等先生上预科一年级，算是要高一届吧？朱颖人：是的，我是1949年上的，还叫国立艺专，1950年很快就改名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了。林风眠先生是偏表现的艺术风格，学校里教的还是比较写实的风格。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能被录取，因为我们在苏州美专学习比较写实的风格，有了一定的基础。1952年，我们毕业的几位同学，都到了黎冰鸿先生的研究生班，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上了研究生。
1961年，朱颖人 (左二) 与陆抑非先生及研究生在一起王犁：中国美术学院附中90年校庆刚结束，您是附中的前辈了，吴山明等老师都是您招生进来的。他曾经提到，从城里走到孤山，挑着担子来学校考试，他肚子饿了，您还买了一个烧饼给他吃，让他吃饱后再参加考试，您具体说说附中的情况？朱颖人：1953年，学校派我和姚巧云老师出来办附中，附中办的很认真。当时我们的心情很兴奋，为党为国家培养人才，招生的时候其实很辛苦，我们再三审查后，觉得优秀的同学，才把人招进来。他们上附中的年纪有些小，还是在学校玩抓蛐蛐的年龄，看上去很天真可爱，所以我们教他们画画很认真，他们也很认真学画。我们常常白天上课，课间看着他们活动玩耍，晚上还要充当生活老师去各个寝室看看，看他们有没有睡好，被子有没有盖好，不要感冒了。当时，确实很辛苦，我和姚巧云老师各教一组，每次上素描课、水彩的时候，我们都要先画一遍，把自己认真画的示范作品，让学生去学习。
朱颖人 (左一) 在陆抑非先生家里讨论制定教学计划附中的桌椅板凳，都是我们几个老师向上级申请来的。购置桌椅板凳时，都要考虑到个子高的、中等身高、年纪小的，所以就有三种规格低、中、高，模特台、静物台也要有三个尺寸，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总之要让学生写生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方便，教室的采光等等。包括厕所，当时附中在朱公祠没有厕所，还要单独造个厕所。 朱颖人：第一届就是我们二人，主要的课程就是素描、色彩、速写，其他是文化课。我们也管文化课，叮嘱学生千万不要放弃文化课，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不学好文化课会吃亏的，跟文化课老师也讲我们会叫学生重视文化课的。
朱颖人 一片生机 (吴茀之题) 纸本设色 32×41厘米 1960王犁：您原来是附中的老师，从创办附中到后来因为画国庆献礼画，领导找你谈话，让你拜吴茀之先生为师，这个时候就作为青年教师转到国画系去了吗？朱颖人：1955年我参加杭州市劳动模范会议以后，学校给附中派来一个支部书记，他就把我调出附中教学到工农专修班，工农专修班由附中管。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对知识分子另外看待了，教师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好夹着尾巴做人。1959年国庆10周年，从工农专修班抽出去创作国庆10周年献礼画。让我同两个女老师合作画一张大画《万宝山》，表现农场秋收的果子，大丰收的景象。当时，我想独立画一张的计划暂时落空了，只好服从安排，先赶紧画完这张秋收的画，然后我自己再画一幅，我画的是《好管家》，公社食堂的一个女管理员。这幅作品被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拿到斯里兰卡去展览。对外文委要收购画，要我写200块钱收条同画作寄了过去，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知道他们画收到了没有，没了下文，画也没有了，钱款也没有收到。这些曲曲折折的事情还有很多。 画完献礼画之后，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给吴茀之先生作徒弟。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先生，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分别拜这三位先生为老师。现在看这么好的事情，当时我是想不通的，我是画西洋画，而且是画人物的，当时的说法“人物画是革命的，山水花卉是不革命的”。
朱颖人 引得清风蝶影来 (吴茀之补竹并题) 纸本设色 82.2×46.5厘米 1962王犁：这样的学习机会对您的艺术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朱颖人：拜师的时候，潘天寿先生给我们讲，我们这次拜师，不光是我们教你们学，要把中国画传统传承下去。我听了以后，感觉到身上的责任重了一些，不能像以前那样马马虎虎，决计不能有学着花鸟私底下偷偷画人物的想法，应该一心一意地学花鸟。潘先生也这样讲，我就更应该认认真真学习，下定决心一定要画好花鸟画。我到吴茀之先生那里去学习，坦言自己不懂国画，基础不好，恐怕画不好；吴茀之先生说不要紧，只要努力学习，笨鸟可以先飞。到老先生家里去，老先生每次给我上课都很认真，示范给我看，画完之后，将画借给我，临摹之后再还。吴茀之先生强调要脱掉“画谱气”，潘天寿先生则提醒：“不要落到‘套子’里去。”所谓“画谱气”“套子”就是样式习气。老先生授课的过程中，我记录了很多笔记，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自己暂时听不懂，先记录下来便于复读，现在看来记录下来的文字也很重要！便于课后引起一些思考，反过来探讨一些画的方法和思想。
作为青年教师还要认真帮老先生们上好课，上课前把老师的课件准备好，在吴茀之先生走了之后，在教室里管理学生。吴茀之先生上课的时候，我也比较小心仔细听老师怎么讲、怎么画，因为老师走了之后，再教导学生，若是和老师之前讲的要点有出入，那就麻烦了，因此我也要求自己记录的比较完善。记得我教到毕业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老师，鸡的眼皮是下面画上去还是上面画下来？”幸亏我上课的时候还留意了，我答道：“是下面画上去”，这个学生不吭声了。当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也觉察到老先生对我有一些期许，从1960年拜师到1966年“文革”开始有六年，“文革”开始就没有办法跟老先生继续学习了。当时带记夹写记录了好几本，退休后花了两年时间整理成《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老同学何子堪先生帮助我查找资料，配了其中很多图片，因为他的协助，出版时一起署名，表达对老师的敬意。这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排版时，责编小郭替换了更清晰的彩图，就没有署上老同学的名字，还给社会带来一些误解。我作为一种信念整理这些笔记，为了留给以后的学生。
朱颖人 芙蓉花 纸本设色 24.5×32厘米 1964王犁：1978年，您开始给陆抑非先生当助教招研究生。中国美院恢复研究生招生，陆维钊、沙孟海先生招了王冬龄、朱关田等，陆抑非先生招了马其宽、闵学林、何水法、陈正贤（穆之）、徐家昌，招研究生的工作是怎样的情况？朱颖人：学校领导跟陆抑非先生讲，你们年纪大了，再不招继承人，传统的传承就断了，所以陆抑非先生就招了5个研究生。那时候他在学校边马路上看到我，就叫我过去，“学校领导要我招研究生，我需要一个助教，我想还是你吧！”我跟陆抑非先生说，“我身体不好，假如有其他人合适，我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你再找其他人也没关系的。”陆抑非先生说：“你会画色彩，对花鸟也比较熟悉，我看还是你来做这个助教。”我听罢接道，您跟领导提一下，这样就确定下来我担任助教了，具体落实教学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很多事情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朱颖人：自从我拜师之后，认识到了一个传统绘画真正的道路，潘先生、诸先生、吴先生在这些方面，给我影响很深。不要从名利上去看，要从画的好坏看。我有一个鉴别绘画的标准，要从传承发展的眼光看，常想到一些历史上的作品，不要看一般的画、不佳的画。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下大众欢迎的作品，不一定能传承下去。和诸位老师学习的时候，没有走错路，这一点我感觉到自己有些安慰。老先生怎么作画，怎么考虑谋篇布局，什么叫笔墨？什么叫意境？什么叫情趣？在研究的时候从这些标准出发，从花鸟画来讲，不只是博得社会上一片赞誉的声音，声音其实有好有坏，我没有因此“摔跤”，就是这点原因。因为我靠工资足以生活，用工资解决了生活问题，那么自己研究绘画，也可以走自己的路，受外界影响要小些，还有就是靠自己勤奋吧！
王犁：您在杭州也不是很活跃的老一辈画家，您跟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点距离。朱颖人：陆维钊先生跟我说，一个人书画，应该这个人死后50年才会有正确的评论，从当时的社会情况看确实是这样的。艺术家还在世的时候，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可以追捧上去，但也可以跌落神坛，最近几年跌下来的人也不少。王犁：您这几年在常熟举办了一些展览，今年又在江苏省美术馆做了大型的画展，是不是把有些画捐给常熟老家，其实也是乡情，您是怎么考虑的？我估计有机会向您提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多，江苏省美术馆的展览很隆重，社会反响很好。朱颖人：我很早就想了这件事。老家常熟这个地方，传统艺术历史很长，但总感觉后来发展不快，相较于浙江艺坛有变化、有发展，我想把这种影响，能够影响到老家去。我自己提也不妥当，于是，把自己这些画捐给老家，让他们自己去体味，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也不太愿意自己主动去说，让美术馆收藏我的画，等着人家来找我，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后来年纪大了以后，老家有一个美术馆和一个博物馆，美术馆很想收藏我的画，但我还是担心美术馆的保存。
朱颖人 秋月海棠图 纸本设色 82×45厘米 1988王犁：最近十年中国各地美术馆的典藏制度已经博物馆化，之前确实有些不健全的地方。朱颖人：陆抑非先生的作品也是交给常熟博物馆的，我到博物馆看看，就谈到收藏我的画的事情，我正好也有这个想法，常熟博物馆的同志就到我这里来看画，我先挑选了60张小尺幅给他们，反响还不错。我看博物馆作品入库后，编写了册子，有了档案，就比较放心了，到去年为止，就捐了最后一批。最后在江苏省美术馆给我办了一个展览。王犁：您在杭州，跟上海国画院这一代的这些老画家交往的情况？朱颖人：我参与的活动少，少与人交往，回到常熟，也不太出门。王犁：我见过您与齐白石先生合影，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朱颖人：1953年下半年，我去北京向中央美院附中取经如何办学。中央美院有个民族美术研究所，我在那里跟于非闇先生学习了两三个月。后来文化部组织永乐宫壁画临摹，我就报名去永乐宫临摹了。1954年，我在北京的时候跟着油画家王德威去过齐白石家里，那时一起拍了合影。
朱颖人 支提山华藏寺后壁 纸本设色 69×46厘米 1992王犁：您的绘画用颜色比较多，您对中国画用色有什么看法？朱颖人：我觉得中国画用色和西洋画，观念上不同。西洋画画的是真正的色彩；中国画是黑白，黑白是对比颜色，两者好像有点对立的样子，我是各自吸收了特点。中国画用色只有深浅的变化，在色系之间相对纯粹，西洋画的颜色可以画的复杂一些，这点上是可以借鉴的。王犁：我们晚辈对先生用色感兴趣，觉得您这么大年纪了用色还那么清新。除了林风眠是另外一个系统，在中国画家里用颜色像您这么胆子大的很少，您擅长中国画用色，而且风格雅致。朱颖人：我之前画过水彩，知道西洋画怎么调颜色，色彩方面我是受西洋画的影响，就看自己怎么理解和消化。（本文由采访录音整理，经朱颖人审阅。中国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研究生贾毓秀对此访谈亦有贡献，石建邦参与了此次访谈，感谢周秋英女士对访谈提供的帮助！）（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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