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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些孩子称为“牛娃”，不是因为他们被国内或国外的名校录取，而是因为他们的学习经历和成长过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热爱，体现出了成为优秀人才的潜质。
上海颁布了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对高考进行改革，就是反对一考定终身，借鉴国际经验，向重综合素质迈开重要一步。
对综合素质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无疑走在我们的前面。这些“牛娃”的成长历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经历，相信会给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更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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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过AP，没有参加过夏校，来自上外附中的周郁畅为何在提前录取阶段就拿下了康奈尔大学的offer，还在面试的时候受到夸赞？
“做所有能做的事情，干别人干不了的事！”这是采访过程中，周郁畅留给记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要想与众不同，就要有拿得出手的绝活，周郁畅的兴趣点和特长真的够小众——研究犹太文化。
说起与犹太文化结缘，周郁畅首先要感谢的是自己的父母。
周郁畅来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历史老师，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耳濡目染之下，周郁畅小小年纪就翻阅过《话说中国》、《中国通史》等历史书籍，虽然一知半解，但是却对历史产生了最初的朦胧的兴趣。
有意思的是，这一家三口都是书虫。从周郁畅读小学识字那会儿开始，一家人在每周五晚上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节目——读书会，每人推荐一本书，介绍好在哪里，其他人对此进行评议。
“一开始是父母推荐书给我，我就从爸爸学校的图书馆借书回来看，觉得好的段落还会大声朗读，记得看过《俾斯麦传》、《丘吉尔传》，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历史的知识就是这样储备起来的。”周郁畅告诉记者。
周郁畅说，父母教给自己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知识，还有研究历史的方法，后者才是让她受益最大的。
爸爸做事认真，每逢公开课之前，都会先对着周郁畅和妈妈做模拟演练，找出不足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会上几十遍课。从爸爸对教案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中，周郁畅逐渐领悟到做学问的方法。
每次备课，爸爸都会加入自己研究的心得，具体做法是先阅读史料，然后旁证核对，待确认史实后，再展开分析。
“从爸爸身上，我明白了做学问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如果要了解书上鲜少提及的历史，就要先阅读涉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然后沿着他们的足迹，走访他们到过的地方，还要去档案馆查阅资料，有条件的话最好还能够采访到当事人的后裔。”周郁畅说，自己后来对犹太文化的研究就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进行的。
周郁畅对犹太文化的研究始于德语学习，作为上外附中德语班的学生，她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了解到不少关于二战的历史，其中就有二战中犹太人到上海避难的经过。
由于对这段历史着迷，她按照之前从爸爸那里学到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从看书到实践，从课内到课外，逐渐自成一家。
当她来到位于虹口区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参观时，当场提出做志愿者的愿望，起初，她由于年纪太小（不到18岁）而被对方婉拒，但是她不死心，隔三差五地往哪儿跑，直到打动了馆长。
“馆长了解到我会德语，可以翻译德语资料，而大量的犹太人资料是用德语写的，终于同意破格录取我当志愿者。”于是，还在读高二的周郁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来自复旦、财大等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工作，并且毫不逊色，很快成为了团队中的骨干。
“我是最适合干这项工作的。”周郁畅同时掌握中、英、德三门语言，语言上的优势让她在犹太文化领域大有可为。
2015年8月26日是犹太纪念馆重新翻修后开张的日子，周郁畅在纪念活动中负责接待奥地利领事。她不仅用英语，还用奥地利人的母语德语和对方交流，让奥地利领事大为惊讶又倍感亲切，因而对她赞赏有加。
“很多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难民的后裔是不会说英语的，我可以用德语和他们交流。”周郁畅回忆，自己曾经帮助一对来自奥地利的老夫妇找到其叔叔在上海时留下的照片，老夫妇看着旧照片，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犹太纪念馆在悉尼巡展时采访了很多前上海犹太难民，并留下影像资料，周郁畅负责把这些采访资料用英文记录下来，再翻译成中文。如今，这些珍贵的视频资料就在纪念馆的二号厅中常年展出。
此外，在重新开张的犹太纪念馆中，所有展出的英文文字都经过周郁畅的悉心核对。
“我发挥语言上的优势对这段历史进行加工，觉得就像在撰写历史书，特别有意义。”周郁畅说，纪念馆的人气越来越旺，以前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现在了解的人越来越多，这里面也有她的一份功劳。
周郁畅从小在历史方面养成的素养也使得她对于犹太纪念馆的工作得心应手。
在纪念馆，周郁畅最常规的工作是担任讲解员，除了常规的介绍，她还会调动自己的历史知识，结合遇到的案例，为客人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
就在前不久的3月5日，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播出了“学雷锋”志愿风采展示活动，周郁畅作为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志愿者代表登台示范讲解，获得观众的好评。
不过，周郁畅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名讲解员，她还是一个犹太文化的研究者。
2007年，犹太纪念馆首次开馆，当时的实物史料为零，到现在已经有300多件了。“实物收集有的来自于难民后裔，也有的是当事人或后裔来参观的时候提到，我们会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事后跟踪追查。”
史料收集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做个有心人，一步一步地追溯下去。得益于对历史的积淀，周郁畅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每当前犹太难民或其后裔来访时，她除了做讲解，还会耐心地与客人聊天，主动询问他们有没有关于上海的故事，或者有没有保留记录当时生活的文件或实物史料。
“你从哪里来？”、“你有什么故事？”、“你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研究？”是周郁畅最常问客人的三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方法，她找到了不少当年历史的亲历者和知情人，每一个人都会带来一段丰富的史料。
“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崇高的事情，每一个志愿者其实都是这段历史的抢救者。”周郁畅说。
“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标准化考试并不是我的亮点。”在周郁畅看来，如果不能面面俱到，那么不如与众不同，把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充分地发挥出来，比如她所从事的犹太文化研究，因为在上海学习德语的高中生本来就不多，而对犹太文化感兴趣、愿意牺牲课余时间做志愿者的人就更少了，因此她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和同龄人相比显得格外突出。
参加康奈尔大学面试的时候，周郁畅把自己在犹太纪念馆工作和研究犹太文化的经历告诉校友招生官，对方被她的热情和执着所打动。“我谈到自己接待、采访相关人士的经过，以及与难民和其后人交流之后的思考与心得，招生官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会钻研的学生。”周郁畅说。
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大学喜欢全面发展的学生，这固然不假，但是人的精力有限，与其蜻蜓点水、看似热闹地经历一大堆活动，不如在一个点上发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争取做到最好。
前不久，哈佛教育学院发布的《扭转法案》引发人们的关注，其中就建议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避免罗列一大堆不走心的课外活动，而是立足于身边，实实在在地做1-2件事。
如果说不唯分数论的美国大学录取有的时候要靠些“眼缘”的话，那么像周郁畅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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