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代的包拯包青天，可谓家喻户晓。后世百姓也多以“青天”代指那些清正廉洁、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的好官、清官。
在元代，就有这样一位被誉为“苏青天”“元代包公”“包公第二”的清官廉吏，他就是苏天爵。
壹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苏天爵出生于真定县新城铺（今属河北省正定县）一个殷实的官宦人家，家风淳朴，书香绵延。
河北正定苏天爵文化广场
苏天爵的曾祖父苏诚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在乡人还没有“知学者”的情况下就“独能教其子，为乡人先”。
苏天爵祖父苏荣祖，自幼喜爱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学。他不但学识广博，而且品德高尚，“为上孝悌，为友忠信，为民广济，为学渊博，知礼懂义”，做事情都以孝悌忠信为本，跟朋友约见，无论风雨寒暑都不迟到。不仅如此，苏荣祖对膝下独子苏志道（苏天爵的父亲）的教育和要求更是严格而毫不娇惯。以至乡人见其对子如此严厉，都纷纷劝道：“君才一子，盍少宽！”苏荣祖听后必正色对曰：“岂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
苏天爵的父亲苏志道，以吏起家，清廉奉公，官至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曾参与处理江南白云宗狱及岭北行省赈济饥民事件，颇有声誉。苏志道虽然一生不离吏事，但爱好读书，重视家风家教。
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寄托着长辈的殷殷期许和良好希冀。苏志道为苏天爵起的名字即是如此，有很深的内涵。
苏天爵，名“天爵”，“天”，即苍天、天穹之意，天无私覆，希望他公正无私，像湛湛青天一样；“爵”，爵位，即官。“天爵”即希望儿子能做一个护佑黎民的清官、好官。字“伯修”，“伯”即“第一”之意，“修”即品学修养，“伯修”是希望他做一个品学修养出类拔萃的人。
为此，苏志道为苏天爵广聘名师，对他悉心培养教育。当时苏家有个书堂叫“滋溪书堂”，藏书本已十分丰富，但苏志道仍到江南购书万余卷添置于此。这样的书香氛围和家庭环境对苏天爵少年时代的学习以及后来的著述都大有裨益。
大约在20岁左右，苏天爵来到国子监这个当时的最高学府读书学习。元延祐四年（1317年），苏天爵不负所望，在国子学生公试中名列第一。随之，被朝廷任命为从仕郎、大都路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判官，由此开启了一生清正廉明的仕宦生涯。而那一年，他才24岁。
贰
元至顺二年（1331年）十一月，苏天爵由翰林修撰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翌年正月奉命到湖北道虑囚。
“虑囚”就是重新审查、记录狱中囚犯的罪状并加以核实处理的制度，类似今天的复核、申诉制度。当时的湖北道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很多。在三四个月时间里，他行程数千里，不顾疲劳和炎热，复审狱囚达数百人之多。这些人中，有的是无罪被关押，有的是有罪却因贿赂而得免，为此，苏天爵小心查证，一一纠正。
常德一带及至长江两岸的百姓对苏天爵十分爱戴感激，有民谣传曰：
不鸣锣来不开道，
入府进县静悄悄。
微服私访查实情，
真凶伏法百姓笑。
执法如山无偏私，
丁是丁来卯是卯。
若问苏公哪里人？
故乡真定万里遥。
流传至今的秦腔传统剧目《白玉钿》则讲述了苏天爵巡按江南的故事。
元顺帝时期，有番僧受到重用，作恶多端。生员李清彦赴京赶考，至镇江与尚飞琼花园相遇，两人一见钟情，飞琼遗白玉钿与李，李遗紫金鱼与飞琼。后来，李清彦的朋友董寅拾得白玉钿，遂冒充李生去尚家招亲。飞琼见其并非园中所见之人，羞愧投江，幸为人所救，寄身别府。而此时，番僧想抢走飞琼，带其入宫，闻被李生逼死，便捉拿李清彦问罪。恰遇苏天爵巡按江南，他在“虑囚”复查案件时，发现李清彦一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为冤案。于是苏天爵调取卷宗、提审一干人犯及证人，亲自重审，终使案情大白于天下。番僧、董寅受到惩治，清彦、飞琼终成眷属。
元至正五年（1345年），苏天爵被任命为京畿奉使宣抚。
在元朝，“奉使宣抚”是钦差大臣的一种，由朝廷临时派遣至各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官吏廉贪。
这一时期，苏天爵每天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安民辅政工作。他一方面兴修水利根治水患，鼓励农桑发展生产，清楚积弊、改革旧俗，粗略统计共做好事、实事783件，另一方面，考察当地官吏能力高下、政绩优劣，毫不手软地先后查办大小贪官污吏计949人。
《元史·苏天爵传》是这么记载的：“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包”即包拯，“韩”即北宋三朝贤相韩琦。把苏天爵与此二人相比，可见百姓心声。
后来不论在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还是两浙都转运使任上，苏天爵也为民办了许多好事，诗人胡助盛赞他是“悦吾民”的好官。
叁
苏天爵既是名臣，也是文学家、史学家。他以辑文修史为志，数十年笔耕不辍，参与修撰《武宗实录》《文宗实录》，并著有《国朝名臣事略》，辑有《国朝文类》及文集《滋溪文稿》等。
其中，《滋溪文稿》共30卷（原37卷，7卷已佚），是他的一部很重要的诗文集。其叙事详明典该，文笔流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著作，同时也反映了苏天爵在教育、治学、处世、为政等方面的思考体会，充满了家国情怀。
在《滋溪文稿》中，苏天爵指出对人的教育培养很重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一定要经由学习，“化民成俗，必由乎学。诗书礼乐之教，治天下之本也”。而学习的过程中要用规矩去引导，就像工匠建造房屋也要借助尺规、准绳一样。
盖木之生也，非雨露长育不足致其材，士之教养岂异于是。且百工之为宫室器用，犹必资之规矩准绳，矧治天下者，可独恃其材智所及而不师法于古欤？此自昔国家隆庠序以育士，制科目以取材，非特以备观美而已。
——摘自《滋溪文稿·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
【译文】
树木生长，没有雨露滋润就不能让它成材，人才的教育培养与此道理相同。并且各种工匠建造宫室器物，也必须借助应当遵守的标准、法则，何况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依仗个人的才干智慧却不向古代学习吗？因此自古以来国家都尊崇教育并扩大学校来培养人才，制定考试门类来选拔人才，哪里仅仅是为了考察美好的东西以备观览呢。
作为廉吏、能吏，苏天爵对于如何当一个称职的官员也有诸多思考。他自身勤于政事，即使从早到晚地勤于公务，也常常感到是快乐的：“夙夜在公，亦既乐只。”
士之服官政者，当思行其所学，坚其所守，夙夜无懈，力图报称，勿负国家求贤图治之意，庶乎其可也。
——摘自《滋溪文稿·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
【译文】
任官从政的士人，应当想着推行自己所学习的政治理想，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昼夜不松懈，努力报效国家，不要辜负了国家选拔贤才以求治理太平的心意，大概就可以了吧。
“以廉律身，以严御吏”，苏天爵是一个好官、清官，严于律己，以“保守名节”为首务，又关怀百姓，“视民如伤”，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来关怀。而对于贪官污吏，苏天爵则是嫉恶如仇：
彼世之贪墨苟且之徒，第知重禄肥家，玩岁憩日，视居官如传舍，岂不负国家待养之恩、孤斯民抚治之望乎？
——摘自《滋溪文稿·光山县钟楼记》
【译文】
社会上那些只顾眼前的贪官污吏，只知道享受优厚的俸禄发家致富，终年玩乐，看待当官如同住旅舍，难道不是背叛了国家优厚供养的恩德，辜负了百姓得到安抚治理的希望吗？
颇为难得是，苏天爵对于国家选拔使用人才方面有着许多思考。“郡县治，天下安”的思想，他也有相当的表述。
夫以内外之官，近民者莫切于郡县，敷政者莫先于守令，有国者尚焉。
——摘自《滋溪文稿·归德府新修谯门记》
【译文】
朝廷内外的官员，贴近百姓没有谁比郡县官员更紧密的，施行教化没有谁比郡守县令更快的，因此，朝廷要重视郡守县令的选拔使用。
人去政声在，清风留人间。如今，《滋溪文稿》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苏天爵的为官事迹也被广为传颂。一身正气的“元代包公”形象并未远去，仍然在给予着我们力量和启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纪小兰 整理丨资料提供 河北省正定县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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